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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评论》2005年第2期发表了蒋寅教授的《对“失语症”的一点反思》一文，文章对近年来“失语症”这一概念及其“理论魔力”在学界广泛流行从学理上进行了“认真剖析”，并得出“失语症”是一个不能成立的命题的结论。虽然蒋教授的分析和论证具有一定的理论依据，但蒋教授对“失语症”的内含及其在学界流行的理解也存在不少误读和曲解，在此，我应《文学评论》之约，为推动学术争鸣而撰写此文，以期对“失语症”的理论内含和学术指向进行再陈述，通过对“失语症”的论争进一步推动对文学理论界对20世纪中国文论话语的反思。 首先，要澄清的一点是是：我在2003年全国古代文论年会上对“失语症”的陈述，并非如蒋寅教授所说的“顺庆兄翻开底牌”、“为这个话题亮了红灯”，显然蒋教授的说法是一种曲解。学术无禁区，任何人都没有资格给学术问题“亮红灯”，不但我没有这个资格，蒋寅教授同样没有资格对某一学术问题“亮红灯”。用“失语症”来概括20世纪中国文论是我基于对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的整体把握，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话语是在激进的反传统文化思潮语境中诞生的，这就导致了文论话语在知识谱系层面通过移植西方理论话语来替换中国传统的话语，从而割断了现当代文论话语与传统文论话语的血脉联系、割断理论话语与创他实践的血脉联系的警醒和反思，意在引起理论界对当前文学理论危机的重视。“失语症”这一概念本身是反思当前文学理论现状的结果，“失语证”的提出之后又为理性地反思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所走过的历程提供了一个讨论和对话的平台。而且，近十年来，学界对“失语症”的持续关注和热烈讨论也并不是“理论魔术”玩得出来的。失语证之所以能引起如此长时期的热烈讨论，是因为这一概念具有相当的理论概括力和学术张力，在总结和解读百年来文学理论发展历程的时候具有一定的有效性。因此，蒋寅教授认为这一概念是（提出者）“逻辑虚构”和（认同者的）“理论错觉”显然不是基于严格的学理分析和严肃的理性判断。 其次，20世纪文化和文论“失语”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践问题；不仅是对过去的经验和教训的总结，也是对当下文学理论现状的反思。当前学界学风空疏已经严重阻隔了学术研究的健康发展，理论研究在一些学者的手中几乎变成快餐文化，日趋浮躁的治学态度成为中国人文学术研究的最大隐患。一个明显的例证就是：一些从事人文学术研究的学者和青年学生在大力追捧西方理论（大多是西方文论的二手货）之时，却基本上不读中国古代文化元典，或者读不懂文化元典，不知《十三经》、《诸子集成》为何物，在学术著作中为了装点门面，临时找一些古文今译的作品来阅读或引证。众所周知，古代文化典籍经今人翻译成为现代汉语之后，已经走样、甚至变味，与原典有天壤之别。面对承载民族精神、承接民族血脉的文化原典被束之高阁，作为以文化传承为己任的知识分子，无不深感无奈、汗颜、甚至惶恐。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刷，随着网络文化、消费文化不断对传统精英文化进行颠覆和消解，作为承载民族精神的文化元典只能成为历史博物馆中收藏品。如果不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用不了多长时间能够读懂文化典籍的学人或许将成为稀世珍宝，民族文化的血脉传统将后续乏人。大多数学人在不断追新求异中消耗自己宝贵的时间和生命，而无暇顾及民族文化的血脉传统，无暇在学术研究中探本溯源、振叶寻根。在中国文化根基不断失落、文化精神渐行渐远的今天来质疑“失语”，似乎是一种多余。不知以研究中国传统文学见长的蒋教授是否有同感。 再次，蒋教授认为“‘失语’论者不是在说自己失语，而是说学术界集体失语。”这是蒋教授的误会，“失语症”立说者从来没有宣称自己免于“失语”，“失语症”立说者深知自己身处“失语”的现实文化境遇之中，从来没有“众人皆醉我独醒”的优越感。然而，并不是因为身处某种文化境遇之中就不能对这种文化进行反思和批判，赛义德身处西方文化境遇之中，但他同样可以尖锐地批判西方学界从自己的需要出发来建构“东方”。此外，“失语症”是对百年来文学理论状况的宏观把握，并不针对具体的专家学者，也无意表达对文学理论家们的不敬，因此，“失语症”并非意指“学术界集体失语”，仅仅是对现当代文论话语的学术性的内省和反思。 而且，用“失语症”来概括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的现状并非是对百年来的文学理论所取得的成就的全盘否定，20世纪中国文论话语的确形成了以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哲学根基的文论新传统，这种文论新传统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基础对中国古代文论和西方文论进行整合，对推动中国20世纪的文学创作、文学运动、文学思潮的发生和发展作出过独特的贡献，无可否认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是现当代文论所取得的主要成就。世纪之交，随着对“失语症”讨论的不断深入，顺理成章地将重建中国文论话语推到学术前沿，许多学术期刊为讨论重建中国文论话语开辟专栏，以提供讨论该话题的学术平台；许多著名学者也以极大的热情参与对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讨论。最近，我们又提出“西方文论中国化”作为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具体路径， 在强调学习西方重要性的同时，更强调西方文论的中国化。而不是对西方的盲目追随与摹仿。以期将从“失语论”到“重建论”的讨论引向深入。事实证明，提出文论“失语症”不是目的，只是通过对“失语症”的讨论达到对文学理论现状的反思，在反思中实现对文论话语的重建，为新世纪中国文学理论的健康发展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和教训。中国文论患上严重的“失语症”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承认当前的文学理论存在缺陷、存在局限性，从而在“失语”之路上愈行愈远。如果始终否定20世纪中国文论“失语”这一基本事实，认为“失语症”是“逻辑虚构”、“理论错觉”，那么，文学理论将失去自我反思、自我批判的能力，从而必将停滞不前。或者说，承认自己“失语”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讳疾忌疾”。 蒋寅教授虽然认为“失语症”是一种“逻辑虚构”和“理论错觉”，但他同时也承认中国当代的文学理论与现实的文学生活和时代发展存在隔膜。在《对“失语症”的一点反思》一文中，他指出： 新时期开始后，西方学术思潮急剧涌入，各种理论体系因来不及消化，成为抽去历时性学术理路的一堆概念和命题堆积在我们面前。在这种情况下，理论界不是冷静地吸收，耐心地消化，而是急匆匆地忙于拼搭新的体系。 文学批评也缺乏认真的积累，宏观概括和贴标签的竞赛令人眼花缭乱。 坦率地说，20年来文学理论、批评知识体系虽有很大程度的更新，但一些基础性的问题尚未解决，一些似是而非、经不起推敲的概念至今还支撑着文学概论的骨架。 因此，蒋寅教授得出如下结论：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在很大程度上丧失理论的发言权和解释能力，变成无对象的言说。”既然，这种理论已经丧失了发言权和阐释能力，但同时这种理论话语又没有“失语”，这不是自相矛盾吗？显然，蒋教授对“失语症”这一概念的内含理解出现了严重的误读、甚至曲解，文论“失语症”的理论内含和学理指向何尝不是指现当代文论话语丧失、或部分丧失了言说和阐释的能力？蒋教授的这种自相矛盾让人难以理喻，让人无法确切知道：蒋教授是认同“失语”？还是否定“失语”？ 当我们从宏观上澄清了“失语症”的特定内含和学术指向之后，有必要对蒋寅教授的一些具体观点进行商榷。在对20世纪50年代以来近30年的文学理论状况进行概括和总结时，他说： 上世纪50年代以后，近30年的文化封闭，使我们错过了许多东西：首先是带来文学理论革命的雅各布森语言学诗学，然后是极大地改变人文科学学术方式的结构主义和符号学，再就是代表着现代文学批评技术水平的“新批评”，还有使我们对文学本质的理解产生根本转化的现象学美学、接受美学和解释学，让我们重新认识文学作品的深度和独创性问题的神话－原型批评，甚至连产生于本世纪初，很快就被介绍进来的精神分析也快被忘却，更不要说方兴未艾的德里达和福柯了。20世纪文学观念几个最大的变革――取消本文的自主性，提升语言的审美构成机制，意向性的本文阐释结构，结构的符号化描述，都被我们错过了。于是中国文学理论剥去马列文论教条的外衣，就只剩古代文论那一点家底。 这段文字非常让人费解，首先，按蒋教授的逻辑：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文学理论错过了西方现当代文学理论，似乎是一件令人非常遗憾的事情，假设没有错过，中国文论一定大有作力，哪里会失语。其实，在我们看来，蒋寅教授的这种对西方文论的一味尊奉，正是中国文论失语的根源之一。其次，蒋寅教授认为当代文论就只能在“古代文论那一点家底”的基础上建构进来，而且马列文论仅仅是“古代文论那一点家底”的外衣。这一观点显然与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文学理论的实际情况存在明显出入，众所周知，建国后的文学理论建构是在引进、翻译、介绍苏联文学理论著作的基础上形成的，尽管其中有一部分中国化了的东西，但基本上可以说是苏联文学理论的翻版。在这些著作中所讨论的文学与生活的关系、文学的阶级性、文学的人民性、文学的党性、文学的形象性、文学的典型性、文学的发生和发展、文学的性质和作用、文学的形式和内容、文学的风格和流派等等，都很难在“古代文论那一点家底”上找到确凿的根据，虽然其中也引用了一些古代文论的只言片语，但其主要目的是用来注释、佐证苏联文学理论（或苏化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正确性。马列文论不是这一时期文学理论著作的“外衣”，而是支撑其理论体系的逻辑支柱，是建构这一时期文学理论体系的学理根基和理论灵魂，如果没有对马列文论的译介和移植，“古代文论那一点家底”难以构建起这一套系统的理论体系。这种马列文论“外衣说”似乎不是对20世纪50年代以后近30年文学理论状况的准确概括。 在对“失语”这一概念的理解上，有许多观点也值得商榷，蒋教授在《对“失语症”的一点思考》一文中说：“我不知道国内有没有学者，出国讲学，能用他国语言讲另一国家的文学。钱锺书先生一定是没有问题的，所以我说他决不会‘失语’。这么说来，所谓‘失语’就绝不是什么有没有自己的话语，用不用西方话语的问题，而是有没有学问，能不能提出新理论、产生新知识的问题。一言以蔽之，‘失语’就是‘失学’，失文学，失中国文学，失所有的文学。什么时候，真正的文学研究专家多了，举世钦佩的学者多了，中国学术界就不‘失语’了。”蒋教授的这段话至少包括以下三层意思：第一，把“失语”理解成外语水平不高，认为钱锺书先生不会“失语”，是因为他“能用他国语言讲另一国家的文学”。然而，不管一个人的外语水平有多高，他都不可能用世界上每一种语言“讲另一国家的文学”，钱锺书先生也做不到。但如果按蒋寅教授的逻辑推导，当钱锺书先生面对自己不懂的外语时，他同样会“失语”。显然，把“失语”理解成外语水平不高是一种典型的断章取义。众所周知，钱锺书先生他对中国古代文化典籍如数家珍、对西方文化如指掌，显然，博古通今、学贯中西，并且在《谈艺录》、《管锥编》中直接使用中国文论话语（甚至直接用文言文）才是钱锺书先生没有“失语”的真正原因，而并非蒋教授所认为的外语水平很高。第二，把“失语”理解为“有没有学问，能不能提出新理论、产生新知识的问题”，这种说法在一定程度上是成立的，当前的文论“失语”确实与学风空疏的时代环境息息相关。然而，“文论失语”不只是“有没有学问”的问题，而是指长期以来我们用西方话语来解说中国文论，用别人规则来度量中国文学和文论，从而导致移植理论与本土语境之间方枘圆凿的现实境遇，茅盾先生在《夜读偶记》中把中国文学史概括为“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的斗争历史，在今天看来显然难以自圆其说，但这并非是因为茅盾先生没有学问，而是因为他所操的西方话语未经充分中国化，从而导致“失语”。至于“能不能提出新理论、产生新知识”这是重建文论话语的题中之议。第三，把“失语”理解为“‘失学’，失文学，失中国文学，失所有的文学”，这种对“失语症”的解读确实让人不可理喻，“失学”是什么意思？“失文学”又是什么意思？“失文学”就是不懂文学吗？“失中国文学”就是不懂中国文学吗？“失所有的文学”就是不懂所有的文学吗？而且说：“什么时候，真正的文学研究专家多了，举世钦佩的学者多了，中国学术界就不‘失语’了。”把文论“失语症”的原因归结为“真正的文学研究专家”不多、“举世钦佩的学者”不多，恐怕还是略显简单化。需要重申的是：“失语症”是一个理论问题，虽然与“专家”、“学者”有关，但“专家”、“学者”的数量的多少并不能决定“失语”，还是不“失语”。中国自现代以来，从王国维、胡适、陈独秀、朱光潜，到郭绍虞、范文澜、周振甫、余冠英，举世钦佩的专家还不多吗？如果按照蒋寅教授的逻辑，有如此多的专家，中国现当代文论根本就不该“失学”、“失语”，然而“失语”的现实，仍然严肃地逼问着学者们。 原来“失语”并非是蒋寅教授所说的“逻辑虚拟”，而是连蒋寅教授也自觉不自觉地跌入其中的理论难题。我们钦佩蒋寅教授所自述的“堂吉诃德战风车”式的勇气，但我们更期待蒋寅教授的理性反思。 原载：文化研究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