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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当怎样评价“于丹现象”？是“学术超女”的文化泡沫？是“不学而术”的商业炒作？是“愚乐大众”的“媚俗”？是学术的“低俗化、边缘化”？我看，这些词语还都扣不到“于丹现象”的内涵上去。我的理解是，作为我国社会急剧转型期出现的这一文化现象，实属应运而生，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其实，所有的 经典文本，在后世不同时代的人看来，是不完全相同的，是有着阐释的差异性的。因为接受主体的再创造永无止境，不同时代的受众，必然带着自己所处历史环境决定的先在的意识成分来解读文本，所以，“汉代有董仲舒的孔子，宋明有朱熹的孔子，晚清有康有为的孔子，五·四一代有鲁迅的、胡适的孔子，今日又有李泽厚的孔子。”（甘阳：《古今中西之争》，2006年12月三联版）于丹就是在21世纪之初，信仰危机、价值重构、精神迷茫的时刻，对《论语》和《庄子》文本的阐释，做了又一次转化，让陌生了的孔子、庄子，走进当下国人的心中，让古老经典重放光华。这不是功德无量的好事吗？可见，不同时代必然出现对同一个经典阐释的不同转化。你是否承认这一客观事实，是评价“于丹现象”的一个大前提。如果你持反对态度，坚持有一个固定不变的孔子、庄子，于丹转化的再好，你也认为她是错误的。我认为当前对“于丹现象”全盘否定的批评，实质上许多都是因为对这个大前提的看法不同而导致的，只是没有明说而已。 于丹是怎样具体进行“转化”的呢？这里的关键就是怎样对经典文本进行现代阐释。围绕“于丹现象”的争论和批评，也有许多是从阐释引发的。 首先，在阐释的手法上，有学者指责于丹把功夫用在为观众“凑故事”、“找乐子”上，说这是“愚乐大众”。事实上，为了“让15周岁以上的中学生都能听懂”，为了生动形象有趣地宣讲孔子、庄子的思想，根据对文本阐释的需要引用“小故事”和“找乐子”，不正是于丹的长处吗？难道只有板着脸念白话译文才好？因此，说于丹“愚乐大众”，错了，那是现代教学论中“快乐教育”理念的体现。一向以“深度”和“学术”出版为己任的复旦出版社，声称从“于丹热”和“易中天热”得到了启示，近日推出一套学术小丛书“悦读经典”，这不是于丹“快乐阅读”已经产生良好效应的又一佐证吗？ 其次，在阐释的内容上，于丹“心得”最突出的亮点，就是把焦点定位在当下这个众生喧哗的时代，从最广大民众思想、精神、感情和生存的现实需要出发，对经典文本进行了筛选和综合后的个性化导读，所以受到芸芸众生的普遍欢迎。试想，假如于丹很少考虑时代特点和民众需求，对文本内容不加筛选，而是条分缕析，也系统了也全面了也学理了，乡井细民会欢迎吗？有些学者把体现了鲜活时代精神和平民意识的“于丹现象”视为学术的“低俗化”、“边缘化”，斥之为“媚俗”。这就又错了。恰恰相反，那是我们的《论语》和《庄子》，经于丹之手，走出高楼深院和象牙之塔，向着“世俗化”、“大众化”、“现代化”迈出了可喜的一步。这“三化”，也是许多有志于传播古老文化经典的学人，一直向往和追求的目标啊。 当然，于丹对经典的“导读”，她做的“转化”工作，也确实存在一些缺点和问题。毫无疑问，我们应当“是其所是，非其所非”。问题是，当前许多评论，对“于丹现象”的方向性意义。视而不见，鲜有谈及者；而对其所谓“硬伤”，有的夸大其辞，有的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这难道是真正希望传统经典大力普及传播下去的学人应有的表现吗？ 回望两千多年《论语》和《庄子》曲折的阐释史、传播史，一代代学者韦编继绝、前仆后继，令人景仰。而今，在多元化语境中、在传统与现代的契合点上，在传统经典的深入普及与传播上，打开缺口，显示一种路径与方向，具有一定时代意义的，我们看到于丹做出了样子，而且会有更多学者在这条路上，在“于丹现象”启迪下，走得更好。 原载：《中华读书报》2007-6-6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