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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对外交往的日益深入，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在我国的影响之势也越来越深，对我们既有的价值观念和文化理想形成了不小的冲击，并且在国内文学领域也有强烈的表现，当前文学及其研究领域的非理性与理性之争、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之辩就是这种表现的两个典型个案。在此，我们对这两种针锋相对的争论作以评述，以期对新世纪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的健康、稳定发展有所启发。 一 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之争 非理性主义，几乎可以视作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及其研究领域挥之不去的一个幽灵，至少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西方文化思潮的涌入，它就进入了国内文学以及文学研究的现场，并且受到某些学者的大力推崇。在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期，它甚至还引发了那场旷日持久的“理性∕非理性” 大讨论。进入新世纪之后，由于受西方后现代主义的影响，这个幽灵阴魂不散，又重新游荡在国内文学研究领域，而且使中国文学版图上的“非理性”战火越烧越猛，甚至到了严重危及社会主义文学健康发展的地步。针对这种不良的文学态势，理论界也表现出了高度的关注，一场关于“理性∕非理性”的争论在新世纪的文学研究领域又重新开幕。 （一）非理性主义的文学表现及其特征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在这里所使用的“非理性主义”主要是指当前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中那种以本能与身体为核心的，鼓吹野性和纵欲，反对道德伦理、亵渎崇高、消解历史等的一种文学倾向。它在文学创作，文学理论以及文学批评等领域都有所表现。在此，我们仅对其特征作一总体勾勒。 其一，热衷于本能主义癫狂，沉溺在下半身狂欢，迷恋上丛林法则。这是当前文学领域非理性主义的主要表征。在当前文学领域中，本能与身体已经成为两个重要的关键词，女性用身体独白、男性用下半身狂欢，夸张的床上运动、尖锐的“下半身”啸叫、剧烈的肉体震荡几乎渗入到文学的各个角落。作家们推崇“快乐的牲口”原则，大胆地宣泄着他（她）们的本能欲望，人物们机械地重复着他（她）们的肉体运动，恰似混迹于草台班子中的“疯狂模特”，把一件又一件衣服扔掉，只剩下赤裸裸的一丝不挂的酮体等待着观众的喝彩。前有淫荡开路，后有下半身簇拥，《水乳大地》、《八里情仇》、《黄色》、《朗园》、《风》、《野屋》、《野床》、《骚土》、《骚天》、《非常猎艳》、《暧昧》、《女人床》、《我这里一丝不挂》、《不想上床》、《我把你放在玫瑰床上》、《再见小处女》、《泡哥哥》、《偷尝禁果》、《出卖男色》、《在床上撒野》、《沙床》、《遗情书》、《北京娃娃》、《长达半天的欢乐》、《我把男人弄丢了》、《盐酸情人》、《像卫慧那样疯狂》、《水中的处女》、《蝴蝶的尖叫》、《右手能干的事有很多》、《夜房间》、《十爱》、《红鞋》、《我要在与你做爱时死去》、《木子美•竹影青瞳我要强奸你》、《我要在拜祭梅艳芳时奸尸》等各尽所能，集体狂欢，疯狂地展示着对身体的迷恋和对性战斗场面的执著。在诸如此类的“作品”中，大篇幅的色情堂而皇之地招摇过市，无遮拦的情欲毫不遮掩地登台亮相，婚外情、同性恋、畸形恋、性压抑、性苦闷、通奸、乱伦、性交易、强暴、集体“准嫖娼”、“裸体交友会”、滥交、恋母、性自残、吸毒等共同造就了一种新的“文学伦理学”。“欲”多“情”少，“情”由“性”使，“情”随“性”移，几乎成为这些作家潜在的一种写作准则。“猎艳”、“偷情”、“做爱”，再“猎艳”、再“偷情”、再“做爱”已经成为他（她）们写作的“三大基本原则”，而“性发泄”、“性刺激”、“性享受”、“性满足”则是他（她）们所推崇的“四项金科玉律”。这真是“左边走、右边走，只是寻花问柳”，就是不见“崇高”、“理性”、“精神”的踪影。这些作品中，写来写去也就离不开一个“性”字，所以，“性”场面的毫无节制取代了叙事上的精雕细琢，下半身的颠鸾倒凤挤兑了格调上的精美雅致。男人们掏出“把柄”，女人们暴出“漏洞”，没有心灵的相遇，无需志趣的相投，人物们只要一认识，见几次面，就马上脱了衣服上了床，炫耀着他（她）们的敏感部位和惊人的肉体运动。这些所谓的作家们高谈阔论着男女之间的那档子事，细致得简直让人闭气，具体得几乎堪与《生理解剖》和《性学研究》相媲美。全面的欲望释放，坚决的形下姿态，贴肉的文字爬行，追求肉体的在场感以及以下半身为圭臬等写作伦理合谋架空了文学所应该秉有的精、理、气、神，只剩下一曲杂乱的肉体交响乐在当前的文坛上肆虐、游走。不仅如此，曾经以蓬勃、朝气而惹人眼的青春文学也加入了这场非理性主义的大派对。让人惊诧的是，这些尚未成年的“新人”对性一点也不陌生，他们赤裸着稍显稚嫩的身体，一路生猛，把亲情、友情和爱情踩在脚下，只留下情欲毫不羞涩地裸露于台面之上。这些“天才少年”，时刻也忘不了本能欲望的大宣泄，性欲、吸毒、贪婪、无耻、暴戾、血腥以及种种强悍的原始冲动，已经成为他（她）们所追求的青春的“本性”。也正是如此，有学者一针见血地指出，青春文学反复围绕着的就是一个词：欲望。[1]也许正是这个原因，致使这些“天才少年”虽然“进入了市场”，但却不能真正地“进入文坛”。 与此同时，理论上的辩护也大行其道，诸如“胸口写作的魅力在于胸口发胀，并有‘想做点什么的冲动’”；[2]“身体的欲望总是更能接近人的本质意识”；[3]“肉体就是我们的家园”，“我们的身体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传统、文化、知识等外在之物异化了，污染了，已经不纯粹了。太多的人，到肉体为止他们没有肉体，只有一具绵软的文化躯体，他们没有作为动物性存在的下半身，只有一具可怜的叫做‘人’的东西的上半身”；“我们只要下半身，它真实、具体、可把握、有意思、野蛮、性感、无遮拦”；“只有肉体本身，只有下半身，才能给予诗歌乃至所有艺术以第一次的推动。这种推动是惟一的、最后的、永远崭新的、不会重复和陈旧的。因为它干脆回到了本质”；“属于上半身的词汇与艺术无关”，“艺术”即是“下半身”的同义语；“诗歌从肉体开始，到肉体为止”；[4]写诗“是一种充满性感的写作，一种从肉体出发，贴肉切肤的写作，一种人性的，充满野性的写作”；[5]“说我是情色女作家是对我的最高赞扬。我一直希望能像杜拉斯一样，写到东方情色的最高点”等。[6]除此之外，某些人甚至提出要建立“文学身体学”，宣称中国的文学史完全是一部失败的历史，因为它一直蔑视身体。无疑，这些非理性主义的文学论调在当今的文坛此起彼伏，最终无非指向一个目的，即把文学从审美乌托邦的殿堂裹挟到肉体乌托邦的祭台上，等待着“力比多”的裁决和处置，波德理亚的消费社会“绝没有丝毫性欲发生区遭荒废”的箴言在当下的文学领域被高度验证。 除此之外，讴歌丛林法则，推崇狼道、狗经，倡导动物的兽性，鼓吹“野性”和宣扬“奴性”也是当下文学领域一股典型的非理性主义倾向。从2004年的《狼图腾》到2005年的《藏獒》，中国文坛上演了一场“狼狗大战”，可谓是狼烟四起，犬声鼎沸。狼性、獒格刹那间成为一种道德准则；狼道、狗经一摇身变成一支人伦标杆。这些作品不仅讴歌推崇动物的兽性，而且号称要以此来挽救人类道德良心的缺失，这实在是荒唐透顶。难道经过亿万年的进化，人反而不如狗，不如狼？没有狼道德？没有狗善良？这种谬论实在是对人类文明的极大嘲讽，也是对于人类理性的恣意挑衅！不仅如此，这些人还将对狼的精神的仰慕提升到中华民族复兴的高度，视其是“20年改革的最主要的成果之一，也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希望所在。”[7]并且将生存无耻化，把理想欲望化，鼓吹“生存是什么？生存就是不择手段地活着。你可以卑鄙，你可以无耻，你还可以下流。只要能在这个世界上活下去就好。理想是什么？理想是一种比生存更深层次的欲望”的动物哲学，[8]这简直是愚昧无知的诳语，任何一个稍有理性常识的人恐怕都知道，如果一个民族的复兴以狼的精神为图腾，那么，这个民族的灭顶之灾也就只剩下咫尺之遥了，德国的法西斯主义，日本的军国主义就是活生生的例证。因此，这种讴歌人的兽性和法西斯主义的论调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评论家李建军在谈到《狼图腾》时说道：“在一个王纲解纽、价值混乱的时代，一切都有可能被颠倒过来，一切都有可能被弄‘拧巴’。无耻便是荣耀，下流等于高雅，‘流氓’成为‘英雄’。”[9]他的这个见地不可谓不是一针见血。 其二，除了热衷于本能癫狂，沉溺在下半身狂欢、迷恋丛林法则外，叙事空转、语言粗鄙、逻辑混乱、意义悬空、叙述失禁等也是当下文学领域非理性主义的另外一副面孔。新世纪文学中的非理性主义倾向不仅表现在本能癫狂、身体叙事和讴歌兽性上，而且也表现在叙事空转、语言粗鄙、逻辑混乱、意义悬空、叙述失禁等方面。在当下文学的版图上，我们可以看到，过分追求语言的个人化，打破语言常规，导致了语言的理性链条的断裂，从而使文本衍变成为疯狂的呓语；拒绝理解，宣扬通俗易懂对于文学来说是不道德的；倡导“三还原”（感觉还原、意识还原、语言还原）、“三逃避”（逃避知识、逃避思想、逃避意义）、“三超越”（超越逻辑、超越语法、超越理性）；推崇“不及物写作”；不遵循传统的思维逻辑，不采用传统的意象组合方式，语言游戏，意义缺失；为写作而写作，颠覆传统语言观，玩文字游戏；推崇无意识和非理性，撕裂文学作为“严密的经过精心筹划活动”的理性内涵，任凭“随意性”、“即兴性”、“零乱性”、“拼凑性”和反逻辑、反理解、反完整性、反元语言、反元意义、反形象等的无限度溢出等，都造成了文本的碎片化和代表理性主义的普遍性、规律性的逃逸以及非理性主义的泛滥。安妮宝贝的不讲道理的断句方式，把笔肆意地交给偶然，而将必然弃置一旁，多用断裂和破损的形式，对传统语言的理性规范的过度反对；新生代超出艺术限度的语言使用，将混乱的生活、堕落的欲望、荒诞的世界语言化，用粗鄙的生活、粗鄙的语言解构文学的诗意；80后作家语言的世俗与粗陋，结构的破碎与拼贴，文体的颠三倒四，文类的狗屁不通等都是典型的代表。在此，且示例如下： 关于爱。行走。行走。/行走。只是行走。不说话地行走。/大海。除了大海。还是大海。/从不表达。不习惯，也找不到方式。所以不表达。从不表达。（安妮宝贝：《蔷薇岛屿》） 广场上的喷泉／喷射一阵／根据一定的间隔／又喷射另一阵／我们看看表／掐算着时间／就象来自穷乡僻壤的/嫖客。（于坚：《便条集》） 开会／那母亲迟到了／半个小时过去／还没有来／我们应该等一等／把纪律的矛弯下来些／她是母亲／她有两个乳房。（于坚：《便条集》） 我们经常去唱歌／唱老歌／小孩唱新歌／老人唱老歌／新歌也会变成老歌的／小孩也会变成老头老太太的……（韩东：《唱歌去吧》） 也正是如此，有评论者将这种情况称为“汉语的能指盛宴”、“架空性写作”、“叙事空转”、“叙述失禁”。当然，这些命名是否科学，还有待于进一步探讨，但无可争议的是，这些命名都共同指向了一个问题：即当下文学语言反对理性秩序的非理性本质问题。 同时，逻辑混乱、情节碎裂又使当下文学在叙事上走向非理性。如何立伟的《停电》，作品始终满足于大量的情节堆砌，导致整个叙事虽然是忙于交代，但最终却无法落到真正的核心地带；贾平凹的《羊事》虽然有趣，但其逻辑支撑点却相当脆弱，甚至是不堪一击：“三叔”固然不一定是养羊的行家里手，但至少养羊的经验还是应该有的吧？既然羊都不吃食了，那么卖掉后它又是如何食欲大增，能吃能喝的呢？答案只能是，作家放弃了叙事的理性。刘庆邦的《一捧鸟窝》开头对麻雀窝、鹌鹑窝和燕子窝的介绍，简直就是一种没话找话的啰嗦。而他的《守不住的爹》在逻辑上则更成问题：世界上有大摇大摆地带暗娼回村，在家中嫖宿数夜，还将自己的两个孩子推到邻居家吃饭睡觉的爹吗？更让人吃惊的是，那个暗娼竟然还带着一条叭儿狗！总之，从这些作家的笔下，我们完全可看出当代作家在逻辑把握力和理性整合力上所存在的严重问题。[10] 其三，肆意篡改历史与亵渎崇高也是当下文学领域非理性主义的显要特征。实际上，这种肆意篡改历史与亵渎崇高的行为在近年来的文学创作中并不鲜见，甚至可以说是比比皆是。如盲目歌颂清王朝的康乾盛世，把这个封建社会的苟延残喘写得阳光普照、生机盎然，却闭目不见在世界的地图上，此时英国的工业革命正快速地驱动着历史的车轮，带动着西方社会的经济腾飞和国力的提升，现代世界的形象在西半球已经越来越清晰，而中国却闭关自守，远离现代文明的普照，垂死挣扎，危机重重，正在一步一步地走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深渊的历史真实。更为严重的是，不少作品甚至黑白颠倒，是非不分，随意地歪曲重要的历史事件和人物的性质，打着所谓“人性化描写”的旗号为慈禧太后翻案，给李鸿章“昭雪”，替卖国贼镀金，帮汉奸树立牌坊，并把这当成是时髦。同时，把历史当作一个任人涂抹的小丑，肆意地对之进行非理性的仿拟、戏说。如把曹操和袁绍之战歪曲成一场为争夺一个小寡妇的争风吃醋，将历史的血腥涂抹成了一出带着“暧昧”色彩的闹剧；把人民写成在曹操得势时归顺曹操，声讨袁绍；在袁绍得势时，又归顺袁绍声讨曹操，完全是一群无头苍蝇，一种没有是非、见风即倒的群氓等。自然，在这些“大作”中，有作者们这样一种处理历史的“妙笔”，历史还能逃脱无意识的厄运吗？历史的理性还能有一席之地吗？因此，在这种非理性主义创作方针的指引下，历史已经面目全非，从根本上背弃了基本的真实和规律。除篡改历史外，亵渎崇高也是让当前的某些作家感到很开心、很过瘾、很惬意而乐此不彼的事。所以，在他们的作品中，神圣、崇高、人民、奉献等这些曾经光辉的字眼被弃之如敝履。我们且以曾在文学界引起轩然大波的所谓“小说”《为人民服务》为例。该作发表在2005年某文学杂志的第1期上，这部小说围绕着毛泽东在张思德同志追悼大会上所发表的党的重要历史文献《为人民服务》大做文章。在小说的“引子”部分，作者还煞有介事地引用了这样一段话：“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我们还要和全国大多数人民走这一条路……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我们的干部要关心每一个战士，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但是，在这部小说中，我们却触目惊心地看到，整部作品假借“为人民服务”之名，展示了一个中国人民解放军师长家里的男炊事员与师长的年轻夫人之间的荒诞、淫秽、色情、纵欲的两性关系。小说写到，年轻力壮的吴大旺在师长到北京开会期间，抵抗不住这位师长“性饥渴”夫人刘莲的勾引，二人发生了长达七天七夜的淫乱生活，其中有三天三夜甚至是完全赤身裸体、一丝不挂“狂热裸体派对”。让人吃惊的是，作品不仅对这种“兽性”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展示和描绘，而且，竟然把这种淫乱行为也美其名曰“为人民服务”，号称这也是一种“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更加别有用心的是，师长家里的“刷了白漆、印了红字”，并在字的“左右两侧和下面用红黄套印了五星、长枪、水壶和麦穗”的“为人民服务”的木牌竟然成了刘莲召唤吴大旺满足其性欲的一个信号牌。还有刘莲在勾引吴大旺时，一边是足以让吴大旺欲火中烧的大腿赤裸、乳房半开，另一边却放着刚翻看过的毛主席的《毛泽东选集》……。我们还是借用这部“大作”中的具体段落来看看作者是如何亵渎崇高的： 她说，为人民服务，你脱呀。 他就哗哗地解着扣儿，把上衣脱掉了，露出了胸前印有为人民服务字样的汗褂儿。 她说，为人民服务，你脱呀。 他就又把他的汗褂脱掉了。 她说，脱呀，你不是要为人民服务嘛。 当吴大旺精光赤条，欲火中烧的时候，刘莲说了一句适时而又很“得体”的话。 她说，为人民服务，你为呀。 这样的肆无忌惮的描写难道不是对“为人民服务”这个崇高的字眼的恶意亵渎吗？更加让人难以置信的是，作品中竟然还描写了这对淫男欲女在一次疯狂淫乱之时把毛泽东的石膏像打成了碎片，但是，二人却因此而更加“兴奋”，把《毛泽东选集》撕成碎片，挖去毛泽东画像的眼睛，在毛主席语录上打上红叉叉，然后，又开始了他们新一轮的性高潮！如果说木子美将淫乱放荡当作褒义词而把忠贞当作贬义词，卫慧把性冲动当作是骄傲的做法对崇高亵渎和解构已经是肆无忌惮了的话，那么，《为人民服务》对崇高的亵渎和解构则近乎是到了疯狂。 （二）理性精神对非理性主义的批判 针对当下文学从形而上走向形而下、从上半身滑向下半身的非理性运动的愈演愈烈，身体欲望与快感需求不断升温以及“美女写作”、“下半身写作”逐渐成为新世纪文学的“时尚”之趋势，诸多批评家表现出了极大的忧虑和深切的关注，他们呼唤文学的理性精神，从道德论、人性论、历史观、新理性精神等方面与非理性主义文学思潮展开了论辩与批判。需要说明的是，我们这里所使用的理性主义主要是指那种在文学领域弘扬社会主义道德理想、倡导马克思主义人性观念和推崇辩证唯物主义历史态度而反对本能主义、颂扬兽性和篡改历史、诋毁崇高的一种文学倾向。 首先，反对当下文学中以表现本能、欲望为代表的非理性主义倾向，倡导理性主义写作。《女性主义视野中的“身体写作”》一文指出，在当下的文学创作中，女性的性欲、生育、流产等生命经验，被许多作家们不厌其烦地描写，这种把“身体”当作功能器官，而沉浸于“一个人的战争”与“私人生活”的私人性表达，陷入了题材与主题等方面的低水准重复。以“呼喊”、“喊叫”或“尖叫”等为题名的作品，可谓触目惊心。作者指出，从余华的《在细雨中呼喊》和北村的《周渔的喊叫》到虹影的《孔雀的叫喊》、卫慧的《蝴蝶的尖叫》、池莉的《有了快感你就喊》等，似乎中国文学发展到了惟有“喊叫”或“尖叫”才可自证其存在的程度；从“美女作家”、“下半身写作”、“妓女文学”到木子美的“遗情书”，当下文学几乎完全成了藏污纳垢之所。对此，作者认为，当下文学排斥“理性”的结果只会导致其意义的严重混乱，新的美学原则应该是“以身体为准绳”与“以理念为准绳”的融构。为此，文章指出，作家必须让自己的心灵不断强大起来。[11]同上文一样，《论中国当代文学的“第三次转型”》也对当下文学中以表现本能、欲望为代表的非理性主义倾向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文章中，作者不仅将当前文学中非理性主义思潮的蔓延称之为当代文学的“第三次转型”，并且指出，“欲望是人的本能欲求，当欲望受到压抑的时候，人是不完整的，是异化的；但是如果一味让欲望无限膨胀，则又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如果说陈染、林白、海南等的‘私人写作’还着力表现与现实的对抗，那么卫慧、棉棉、九丹等人则在欲望的支配与放纵中甘心降落到‘下半身写作’，身体与灵魂发生了‘断裂’，涌动着‘从肉身开始，到肉身结束’式的‘动物凶猛’，典型地表征着世纪之交的价值取向最终从受理性压抑时所追求的‘我需’变成了没有理性约束的‘我要’”。作者认为，新世纪文学的这个转型以牺牲理性作为代价，这无疑是极其沉重的，所以，他对这个转型表现出忧虑，并强烈反对当代文学的这个所谓的“第三次转型”。[12] 其次，随着当下文学领域非理性主义的高歌猛进，文学的道德属性发生了严重的危机，针对这种现象，理论界诸多学者表现出了深深的忧虑和激烈的鞭挞，并重新呼唤道德在文学中的回归。《欲望叙事对文学道德理想的消解》一文认为，文学是作用于人的心灵和精神、关怀人生价值和提升精神境界的，而不是满足感官刺激和排泄身体欲望。因此，文学必然肩负一定的道德理想。“身体写作”、“美女写作”、“隐私写作”、“下半身写作”等，尽管词汇新异，五花八门，但却掩盖不了它们呈现个人隐私并且以下半身与性体验、裸体展示、欲望与性高潮等为题材的本质。作者认为，从文学应该肩负的道德理想来审视，这些作家由于未能树立自身的道德理想，更不能在作品中将道德理想与审美理想有机融合起来，所以，我们看到的只能是他们越来越走向低俗化和无耻化的事实。因此，从卫慧、九丹、春树到木子美，人们看到的不是一部部态度严肃、格调健康的艺术创作，而是一场消解文学道德理想的“场面热烈的脱裤子竞赛”。作者还指出，当前文学中的极端的非理性主义倾向已经对社会文化环境造成了严重的污染，它销蚀了我们建设社会精神文明的进程，这些迹象都说明文学的道德理想的丧失对文学创作事业的健康发展构成的负面效应是不容忽视的，这也从侧面说明了社会主义文艺道德建设的重要性。因此，作者认为，当前我们更应该重视文艺道德在影响作品生产、作品传播中的作用，更应该重视文学中的道德理想对文学作品内涵和格调的影响作用。[13]针对当前文学叙事中欲望话语空前膨胀的现象，《民族灵魂与精神生态——2005年中国小说一瞥》一文则呼吁，文学能否不满足于描绘世相的喧嚣、人欲的横流，以相对澹定的心态进入对民族精神的考察，进入道德判断，进入终极关怀，始终是考量其精神维度的重要方面。文章并且指出，在这个欲望时代，我们很需要“具有道德激情的作品”。[14]《20世纪末我国文学颓废主义论纲》一文的作者甚至将当下文学中不断蔓延的“欲望化”、“肉身化”“下半身”等写作倾向称为“颓废主义”。作者指出，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勃兴，市场和消费一方面拉动着经济的增长，另一方面也拉动着人的物质欲望。传统的伦理道德尤其是中华民族优秀的伦理道德遭到无情的颠覆。诸如“新新人类”，“美女作家”，“下半身写作”等，纵情于食、色的欲望化大海，以颓废放荡为其基本风格，把人的本质被规定为非理性的生理潜能和原始冲动，把人的生命体仅仅当成了生物性存在，当成了潜意识的集合，排斥了文化对人的制约，排斥了意识、理性在人的生命活动中的意义。文章指出，这些作家这样做的结果不仅是必然的滑向非理性主义和生物主义，而且，这种肉体狂欢、反文化、反理性、反传统、反道德的创作也不可能具备“远景透视”。因为它既与我们一贯倡导的“文艺是民族精神的火炬，人民奋进的号角”的精神相去甚远，也与我国社会主义主流文学的人民本位原则、唯物史观的理性精神相去甚远。[15]《文学应给孩子什么？》的作者也提出“请文学不要随地吐痰，不要随地大小便。文学应当讲一点卫生，讲一点修养。”并且讽刺那种缺乏道德的文学说：“脱裤子撒尿，撒不出现实主义来。靠脱裤子撒尿来制造所谓的真实感，也实在是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16]《当代文学的欲望叙事与道德价值的困惑》一文则指出，文学作为一种精神存在方式，体现了作者对人的生存状态深刻的道德关注甚至终极关怀。不论作者是否自觉，文学创作的触发常常包含着道德动机的因素，具有某种道德上的诉求或者伦理上的承诺。但是，作者认为，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的颓唐趣味与伦理道德批判力的消解，使文学艺术黯然失色，也使人的精神家园破残荒芜。作者指出，文学作品是为了反映社会生活，而社会生活必然地包含着它的道德伦理内容。文学作品渗透出来的道德立场，体现了作家主体的思想意识是进步的还是落后的、是有利于人类的自由解放还是阻碍了人类的自由解放的。而且，道德情感和判断也是文学作品吸引读者，走向生活，深入人们心灵的必要条件。文学的真正价值在于思想呈现之上的审美创新，在人物网络和思想内涵中体现道德情操，并以这种高尚的道德情操来感染读者，这就是文学道德价值的基本轮廓。只有体现着本质的真和体现着伦理的善才是文学有效的思想资源，才能提升创作进入积极、开阔的境界。文章指出，在当前的社会转型时期，当代作家还是需要清醒的内心坚守和成熟的道德意识。[17]《文学的道德诉求》一文也指出，任何时代，道德总是文学与生活之间联系最为内在、最为本然的桥梁和纽带，道德价值的审美呈现赋予文学高远的人生气象和高迈的精神境界。人们可能对文学提出基于特定时代特定需要的特定要求，但无论哪种要求，都不能忽视文学的道德内蕴与道德诉求。作为人学的文学，不可能溢出道德的范畴而独立确证自身。文学的美，一定程度上，是真与善在文学中的相互激发与相互生成的结晶。那些有价值、有品位的文学作品，总是时代审美风尚、道德情操和艺术精神的完美结合。道德内质缺乏的作品，很难感染读者，更谈不上获得读者的共鸣。丢失道德的准则，文学就找不到方向或就变得无足轻重。那种远离道德诉求的所谓纯审美创造，实际是一种自我欺骗。文章还指出，如今，文学的道德价值受到怀疑、嘲笑和消解，过去那种有着深厚的道德感和历史依托的作品少了，取而代之的是欲望化写作的出场，文学成了“性爱游戏”、“身体写作”的试验场，越来越远离精神和灵魂。基于此，文章认为，无论如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于作家提出一个基于人性向善维度的道德要求是不为过的。作家应该有能力，有责任关注人的生存，并为人的生存注入道德理想的维度，以此唤起人内心深处的道德关怀，和对人性理想境界的美好憧憬。道德给予文学的，是一方生长的厚土，一片飞翔的天空！[18] 再次，从人性论的角度的批判。因为当下文学创作中的非理性倾向又关涉到了如何表现人性问题，所以，理论界部分学者又从马克思主义人性论的角度对之进行批驳。《当前文艺在人性表现上的误区》认为，目前，有些作家极力反对在人性表现上追求崇高，追求真善美，认为粗鄙人性才是真实的，大力挖掘粗鄙人性并肯定它的合理存在；竞相以粗鄙人性为美，以开掘粗鄙人性为深刻；把红色改成桃色，并认为这就是人性的升华。作者指出，这“不过是资产阶级纵欲主义的极端反映”，这样的人性，退一万步说，也只能说它是不全面的，因为，他们没有写出人性的神圣一面，他们不是在以真善美感动人心，而是在以眩惑刺激感官。[19]在《身体叙事的文学“人性论”考察》中，作者认为，上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文学创作中的“欲望化”叙事、“躯体语言”书写、“下半身”写作的兴起，一部分人关于人性的解读走向了最后的简明:人性即人的肉体(受性本能支配的肉体)性。文章指出，无论“下半身”写作也好，“文学身体学”也好，其实都没有超过刘晓波在80年代中期所发出的呼吁：赤身裸体，走向上帝，都是在反对用“政治人、集体人、概念人、文化人、社会人、历史人”来解释人性，宣扬只有“作为动物性存在的下半身”，只有“那个卑微的、个性的、生理意义上的有物质外壳的人”才是真正的人性。文章认为，性作为生物繁衍的自然手段，人和动物是完全一致的，它是兽性的(这与自然性是同等程度的概念，而不是道德概念)而非人性的标志。如果把下半身作为人性的标志，那么，动物也是非常人性化的。在此基础上去谈什么人性的解放就更是无的放矢了。文章还批评说，下半身写作的主张者们热烈地关注着人的下半身，把人的自然性当作人性来定位，这无论如何也是行不通的。人类史和社会发展史完全可以证明，正是人类的“上半身”的发展和进化，才使得人类社会获得了社会本体论的意义，而动物只有“下半身”，也就使自己的历史只能定格在纯粹的自然物上。这表明，在科学的意义上，只有人的“上半身”才是人与动物的真正区别之点，才是人性的真正发源地。实际上，当人们把作家称为“人类灵魂工程师”时，正是从人之所以为人的这一首要之点立论的。文章认为，文学既要保持人性的感性而鲜活的形态，又要成为人类灵魂的灯塔，甚至成为国家救亡的武器，这不需要理由！但在我们近年的文学中，作家大都是表现了对“下半身”的病态欣赏，有学者竟错误地将这称为是“人性解放”，文章指出，与其说这也是人性的解放，还不如说是动物性的解放更贴切。文章还提醒说，如果按此趋势发展下去，那么，将来的某个时候，我们只看得到解放了“下半身”，而看不到文学了。[20]《2005：小说走在回家的路上》的作者也指出，“下半身写作”将身体写作推向极至，文学被剥离了广阔的社会内容，潜意识被狭义为赤裸裸的性意识、性内容，这种打着身体至上、性至上的口号而取消文学丰富性的做法是非常错误的。作者认为，肉的内在含量是有限的，肉的真正内涵并不是人性的本质。[21]《中国小说的叙事伦理——兼谈东西的〈后悔录〉》则批评说，这种把“兽性”当人性来写的创作，其“精神上的狭窄和浅薄一目了然”。[22] 第四，对于非理性主义的现代性观念的批判。我们知道，在20世纪末，倡导非理性主义的论者曾提出过非理性是中国文学“埋葬古典主义、走向现代主义的必要环节”的观点，并认为应该把是否具有非理性倾向作为判断中国文学是否现代性的准绳，由此他们指出，中国文学目前尚处于近代阶段，不具备现代性，因为它“还缺乏非理性精神”。[23]针对这种论调，《现当代文学是一个整体》和《身体写作：一种“野蛮主义”的现代性》两文对之进行了批驳。在《现当代文学是一个整体》中，作者提出，从文化哲学的角度来看，现代性的发生与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有着直接关联，它的主要内涵应是理性精神，科学精神，契约精神，批判精神，个体的主体性，自由，平等，博爱，人权等等，它与宗法文化、专制主义和封建主义尖锐地对立着。从现有资料来看，现代性受到资本主义兴起、人类进入新纪元的鼓舞，主导方向表达了与传统断裂，告别中世纪的愚昧，面向理性之光的信心，它充满了运动、变化，是与进步、发展相联系的一个概念。但同时，现代性本身充满矛盾，一方面它代表理性，代表人类历史上伟大的变革精神，另一方面，它把精神焦虑植入人类生活的各个层面，有时反倒成了危机和困惑的代名词。有人据此认为，文学的现代性具有非理性倾向，于是断言，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不能称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文学。作者指出，这样的意见，相信不可能得到多数有识者的认同。试想，人的觉醒与反封建不算现代性，人道主义不算现代性，工具理性与人文理性不算现代性，那么现代性到底是什么？如果文学呼唤理性、民主与科学被视为保守，对人道主义的肯定被视为“不现代”，那么，怎样才算具有现代性的文学呢？最后，作者提出，那种认为非理性主义居于主导地位的文学才能叫具有现代性的文学的观点显然是有失偏颇的。[24]除《现当代文学是一个整体》一文外，《身体写作：一种“野蛮主义”的现代性》也对非理性主义的现代性观念进行了批驳，认为这种现代性是一种“野蛮主义”的现代性。文章以当下流行的身体写作为例进行了剖析，并指出，在当下的文学实践中，我们看到了一张异乎从前的青春、理性、进步、光明抑或自由、个性、呐喊、焦虑的新的现代性面孔，这就是一群女人(林白、陈染、卫慧、棉棉、木子美、竹影青瞳等)和一个男人(葛红兵)以描写“下半身”、凸显“后感性”之“私语实践”汇聚而成的创作潮流：身体写作。文章认为，在身体写作中，“身体”仅仅是文字表述的对象，而“写作”成就的是性、原欲、情色、造爱、手淫等下半身词汇。在当下的文学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现代性的“‘厚颜无耻’的崛起”。文章指出，如果说理性主义展示着现代性光明一面的话，那么，野蛮主义体现的便是现代性那阴暗、无意识反人性的一面。“身体写作”的走红，一方面可以见证人类理性文明的进步与相当的包容度，另外一方面不能不说表征着野蛮、原欲和人类的发展一直同行。文章还指出，“身体写作”给人的感觉就是“对理性堂皇宣战”，“我”要以肉身赤裸裸地直接出场，争取身体绝对的自由，绝对的独立。这意味着以“下半身”来写作的“肉身叙事”，实质是以张扬物质性欲望身体之手段而达致反抗理性强权、获取感性(快感)独立之目的的“政治修辞学”。今日之“身体写作”虽说把肉体视作反抗理性、权力的存在物，但一旦肉体本身也成了一种权力时，它同样可怕。如同政治和革命是一种能够阉割和取消身体的权力，“肉体乌托邦”中的肉欲也同样可能是一种权力，同样能够扭曲和简化身体。这就是说，任何理性或身体的专政，只会瓦解“人”之存在全部的真实性，永远使人被一个又一个的取代物、替代物(以前是仁、义、礼、智、信之类，现在和将来就是性、欲望和肉体)所奴役。[25] 第五，反对非理性主义的历史观，倡导历史题材写作的理性主义精神，弘扬文学的崇高精神。针对当下文学写作中对于历史的非理性主义处理，理论界也进行了大力鞭挞。在《历史题材文艺创作的几个问题》中，作者提出，为了繁荣历史题材文艺创作，我们必须强调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原则。文章认为，反映历史的文艺作品必须处理好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的关系，历史题材的文艺作品允许和提倡创作主体进行想象和虚构，激发作家的创造精神，提高作品的审美品位。但是，这种文艺作品毕竟是历史题材的文艺作品，它必然要受到历史背景、历史内容和历史发展规律的制约。对此，作者提炼出以下历史题材文艺作品所应该遵循的基本原则：勾勒出广阔的历史背景；尽可能地忠于历史的总体风貌和基本事实；正确表现重要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性质和特征；表现历史潮流，发掘思想深度，展示审美理想，折射时代精神。总之，历史题材的文艺创作要坚持揭示历史真实、历史规律同艺术虚构、艺术规律的辩证统一。文章同时指出，在时下一些戏说历史的作品中，却出现了一些完全不顾史实、胡编乱造的现象。这些作品以娱乐性、时尚性、消费性、世俗性消解了历史内容和思想深度，其本质是用主观虚构的文本决定论和语言决定论来代替历史决定论。作者还认为，一些以正剧面目出现的历史题材作品，由于受到具有后现代主义特征的新历史主义文艺思潮的影响，其作品内容也与正确的历史精神和时代精神相去甚远。这些作品所勾勒的历史背景、所描绘的历史、所叙述的故事，大都违背历史的总体风貌和基本史实，使作品所折射出来的精神意向和时代精神失去历史依据，从而缺乏足够的说服力。由此，文章指出，不违背所表现的历史对象的基本性质，尊重历史的客观性、真实性和规律性，是艺术创作应当恪守的一条底线。那些轻狂和嬉戏的历史题材作品，消解了民族精神，玷污了人们纯洁的思想情感和正直的伦理道德情操，不利于培养和提升青年一代的正义、高尚的人格追求和精神境界。[26]针对当前“戏说历史”风靡一时的文学现象，《当今文学审美趋向辨析（上）》则指出，在这种作品中，历史学家格外看重的“历史真实”被扔到爪哇国去了。这些戏说之作，把历史涂改得面目全非，已背弃了基本的历史真实和被证明属于规律性的东西。对此，作者提出，历史题材的创作应该在主导方面体现出“理性的历史精神”。[27]无独有偶，《历史题材创作、史识与史观》一文的作者也对非理性主义的历史文学观进行了批评，他指出，后现代文化思潮把历史当作是一堆混沌的现象，无规律可循，其主导思想是要破除本质主义的历史观，突出历史的偶然因素，从而把人与人的关系，定位于人性本能因素，并以此来寻找历史的动因，重说历史现象。受其影响的历史题材小说，把人的性、性本能、欲望、侵犯本能、暴力，当作历史事件的动因，致使在这些作品里，战争、屠杀、暴力、血腥、残忍、酷刑、欲望、善良、性本能成为表现的重中之重，这是异常荒谬的。作者认为历史小说更应该能够显示我们的民族文化精神，这就要求历史小说的作者具备进取的历史精神，以新的理性精神、人文精神来平衡、抵御粗俗与精神沉沦！[28]此外，在《正视中国文学理论的危机》中，该作者针对新世纪文学写作中所显示出的从精神滑向平面、削平深度、只求人的身体自然欲望的满足与发泄的倾向又提出“用新理性精神，来重建文学创作的价值和精神”并使其“成为文学艺术的灵魂”的见解。[29] （三）文学呼唤尊严 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消费社会的日益成型，文学艺术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出现了一大批弘扬社会正气，讴歌精神文明的优秀作品。但是，不容置疑的是，随着上世纪90年代已经开始蔓延的世纪末情绪（按：世纪末情绪的本质就是“本能冲动造反逻各斯”，以感性反对所谓的“理性霸权”）的影响以及市场经济本身所诱发的欲望的泛滥，一种非常态文学观念——非理性主义文学观念在当前的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中愈演愈烈，已经对我们的文艺实践造成了不容忽视的影响，甚至阻碍了当前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进程。某些作品打着“个性解放”的旗号，行贩卖粗俗之实，排斥理性，亵渎崇高，故意混淆真、善、美与假、恶、丑的界限，已经成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严重障碍，对此，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并予以及时地抨击和抵制。 当下，是一个欲望叙事充斥文本的时代，消费主义制造出的欲望膨胀正像一个恶性肿瘤一样在慢慢吞噬着文学的神性、理性和诗意精神。作家对身体的温顺依附、对非理性的倾心以及对乱伦、暴力、血腥的垂爱，几乎已经踩碎了文学的审美面孔，致使其成为一个僵死在非理性欲河之中的美学标本。作家们扭动着他或她的丰乳肥臀，把一堆堆散发着欲望和血腥味的文字垃圾端上读者的餐桌，在非理性的嚣叫和本能的狂欢之中，文学大厦被轰然推倒，理性和审美集体疲软，在欲望的展示中成了可怜的阶下囚。80年代有位“名人”说过，中国文坛没有大师就是因为作品中没有性描写。如今，赤裸裸的性描写在文学中已经泛滥成灾，但大师安在？难怪有学者认为，“新世纪以来，中国文学跌入低谷，没有大作家大作品，全都是小人文学。”[30]这自然不是无稽之谈。事实上，文学大师的出现，首先就必须要求我们的作家先理性起来。从人类历史上看，没有任何一个时代的作家队伍比现在还要庞大，但是也没有任何一个时代比现在的作家还要堕落，还要不负责任，还要非理性。有学者在谈到当前文学创作中的非理性主义倾向时说，它“在无耻性方面达到了空前绝后的程度，它击碎了传统叙事的伦理限定，将人的私语转换成一种嚣张的公共话语，而且拒绝承担由此产生的道德后果。‘下半身’吁请着一种新的肉体关怀，那就是重建有关身体、欲望和性的自由神话。这是流氓的传统信念。在中国社会，除了流氓，没有任何一个社群能够实现这种胆大包天的转换。[31]这个批判值得某些作家深思。随着文学的神性、理性和诗意精神的消失，文学的尊严也大打折扣。文学是什么？我们经常说她是人的精神的家园、情感的栖息地，是“更高的悬浮于空中的意识形态领域”，但是，比照一下当下的文学现实，我们无疑会发现一个令人触目惊心的文学图景。这一切都无法让我们不得不怀疑：我们看到的还是文学吗？文学还有尊严吗？毫无疑问，文学之所以为文学，就在于她是高贵内心的真实流露，是“伟大心灵的回声”，是艺术家的“伟大人性的自然流露”，也是作家绚丽才华的自然喷薄。自古以来真正的文学从来都是发乎真情、止乎礼仪的，是以人为目的、为人生而文学的，她有着自己的精神，也有着自己的尊严。而当下某些作家把文学当成了垃圾桶，无聊的、乏味的、低级趣味的、没有真情实感的东西一股脑的装扮成文学在社会上招摇过市。在这样的写作中，作家满足了自己的某种表达的快感，写作者的快感释放了，读者却遭了殃，不明不白地成了这些伪文学的牺牲品。这样一种极其不严肃的创作，结果使文学的尊严扫地。针对当下文学尊严失落的问题，需要我们积极应对，捍卫文学的尊严，宏扬严肃的创作态度，加大对作家的引导，创造一种良好的文学环境，从而使文学重新回归为人的精神的家园、情感的栖息地，重新回归到“更高的悬浮于空中的意识形态领域”。 胡锦涛同志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指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宣传工作要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大力推进理论创新；坚持宣传思想工作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全党全国工作大局服务；坚持唱响主旋律、打好主动仗，弘扬民族精神，弘扬科学精神，弘扬社会正气；坚持贴近群众、联系实际、深入生活，增强宣传思想工作的时代感，加强针对性、实效性、主动性；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认真严肃地考虑精神文化产品的社会效果，在这一前提下努力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坚持一手抓繁荣、一手抓管理，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的有机统一、弘扬主旋律和提倡多样化的有机统一，大力发展先进文化，支持健康有益文化，努力改造落后文化，坚决抵制腐朽文化。胡锦涛的这个讲话尽管是针对宣传工作而发，但它同时也是我们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重要指导方针。这就告诉我们，在当前的文学领域，首先，我们必须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坚决批判那种宣扬非理性主义的错误文学倾向，对那种严重地削弱广大读者的艺术鉴赏力，腐蚀他们的心灵，干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进程的文学创作进行严厉鞭挞。同时，我们还必须要求广大作家自觉增强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自尊、自重、自爱、自律，紧紧把握健康的审美脉搏，用高质量的作品去教育读者、引导读者、鼓舞读者、鞭策读者，提高他们的鉴赏能力，以无愧于社会所赋予自己的“人类灵魂工程师”的称号。其次，必须继续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是我党一贯执行的文艺路线。当前，我们要求文学创作坚持“二为”方向，就是要求广大作家密切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把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多出人民群众需要和满意的好作品当作衡量自己创作成败的基本标准，自觉抵制低级趣味、粗制滥造的不良倾向，努力追求思想性和艺术性的统一。不仅如此，广大作家还要把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作为自己的自觉追求，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作为自己创作的内在意志。从当前来看，我们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必须要以坚持“二为”方向为前提，并在此基础上继续为广大作家营造宽松的创作环境，鼓励他们勇于创新、互相尊重、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共同营造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的新繁荣。再次，在当前文艺领域，我们还必须巩固和加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决抵制那些打着非理性主义标记的“垃圾文学”，反对低俗之风，以优秀的作品来陶冶读者，鼓舞读者，慰藉读者，提高他们的思想境界。充分发挥文学创作在促进社会和谐中的重要的作用，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增砖添瓦。第四，继续坚持“三贴近”原则。“贴近实际、贴近生活、 贴近群众”，是党中央对艺术工作提出的基本原则。就像有的研究者指出的那样，在“三贴近”中，实际是基础，生活是源泉，群众是服务方向。这必须作为我们发展文学、繁荣文学的主要标准。但是，当前文学领域的非理性主义思潮完全背离了“三贴近”原则，走向了贴近肉体，背叛生活，脱离群众的误区，这与社会主义文学的持续健康发展的方向显然是背道而驰的。因此，广大作家必须要以理性的态度介入社会，努力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关注时代，关注民生，真正潜入到人民群众中去，从生活中汲取营养，努力创作出真正为人民喜闻乐见的作品，为提高人民精神文化生活品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服务，而不是躲在非理性的阴暗角落之中，制造一些低级趣味的东西，把文学当作满足自己淫欲的工具。否则，只会离我们的时代越来越远，也会将文学推向一条不归之路。 我们必须铭记：无论何时，宣扬非理性主义不仅会毁了文学，而且也会毁了作家自身！ 二、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之辩 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是20世纪全球哲学文化所面临的一对共同话题，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其在国内文论界激起了强烈震荡，并引发了迁延至今的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之争。这里所谓的反本质主义主要是指那种认为本质主义是一种“僵化、封闭、独断”的思维方式与知识生产模式，反对文学本质研究，宣称要破除本质主义谬见，将本质语境化、历史化、相对化、多元化，扩容文艺学的边界，走文论批评化道路的文论思潮。而本质主义则是指那种强调基础性问题研究的重要性，反对文艺学扩容、越界，不赞成日常生活审美化以及文艺学转向文化研究的理论倾向。 （一）反本质主义文论的理论主张 当代中国反本质主义文论滥觞于本世纪初，这个历史过程大约发轫于2001年前后，主要以《论文学理论的命名——文学理论的学科性反思之一》和《大学文艺学的学科反思》两篇文章为标志，前者是新世纪中国文论研究中反本质主义思潮的先声，后者则是这场笔伐“本质主义”的理论宣言。近两三年来，随着更多论者的加盟，文论界讨伐本质主义的呼声愈演愈烈。概言之，反本质主义文论主要有以下特征： 首先，提出对本质研究进行悬置，认为传统文论纠缠于文学的本质是什么之类的“虚构”问题，将文论研究推入目前的尴尬境地，文论要发展，就必须调整姿态，悬置本质，积极介入已经发展变化了的文学现实，才能摆脱这种尴尬处境。《“本质的悬置”：文学理论学科性之反思》认为，长期以来，我们把过多精力放在了对“文学是什么”、“文学发展的规律是什么”等问题的研讨上，但随着研究的深入，这些可能永远也不会有答案的问题越来越失去其学术价值，同时也使“文学理论的学科发展处于僵化与滞后的尴尬境地”。文章认为，“如果把‘规律’、‘原则’等问题抬到不适当的高度，就会出现与文学理论研究的学理客观性不相称的、不讲道理的伦理性评判，‘文学’和‘文学理论’也便成为一个‘虚构的神话’”，而在此意义上的所谓“规律”、“原则”实际上也只是一种“虚构的权力话语”。文章指出，解决的唯一办法就是要“本质悬置”，“只有暂时把本质‘悬置’起来，文学理论才有可能与当下已发生巨大变化的文学活动的生产、传播与消费方式进行有效的对话，才有可能走出‘失语’的困境”，并呈现“勃勃的生机”。[32]《关于建国以来文艺学教材建设的思考》一文不仅从教材建设的角度对本质主义文论进行了批判，而且呼吁我们应当在文艺学中引入后现代思想。文章解释道：“这里说的后现代是一种怀疑和反对作为现代观念的本质主义、普遍主义的思想状态”，它反对“简约的、虚假的、永恒化的、粗暴的、均质化的使用本质概念”，提倡将“本质语境化、历史化、相对化、多元化”，这样，“对永恒本质的界定的渴求就让位于对事物本质这种‘知识’的历史化和多元化的描述”。[33]《关于文学性以及文学研究问题》则认为本质主义者处理问题较为简单，而且其目的也无非是为了推导出一个形而上学的“文学”观念，“以一种美学信徒的姿态守护文学”。文章指出，非本质主义似乎比本质主义更为“科学”。[34]针对此前《浙江社会科学》2003年第1期发表的《质疑反“本质主义”并商榷“文学理论的批评化”》所表现出的对反本质主义的激烈批判，《再谈文艺学的学科反思——兼与盖生先生商榷》对之进行了反批判。文章指出，传统文艺学往往体现出“一种强烈的本质主义的思维模式”，这种取消文学丰富含义的做法是对文学的简单理解。文章提出，在当前的文论研究中要反对本质主义，强化“家族”意识，反对用一个“家长式”的定义取消该家族其他成员的存在。[35]与以上论者不同，《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与文艺学的学科反思》的作者近年来一直致力于对文艺学中本质主义思维方式的解构和批判，除已发表的系列文章外，在上文中，作者又重申了这种观点。他认为，本质主义思维方式仍然在中国文艺学中顽强地延续，具体体现在许多学者依然认定文学具有超历史的、永恒不变的普遍/绝对本质，而且，这种“本质”在分析具体的审美与文学现象以前就已经先验地设定，致使这些学者否认审美与文艺活动的特点、本质是历史地变化、因地方的不同而不同的，其结果就是导致文艺学知识创新能力的衰竭，使其不能随着时代与环境的变化不断地反思知识的历史性与地方性，进而对变化着的文学艺术活动做出及时而有力的回应。作者认为，这事实上是美学、文艺学在研究对象上的“作茧自缚”。[36]《元理论的终结与批评的开始》还把传统文论命名为“元理论”，并指出，在这种元理论中，理论的普遍性意义永远大于个别作品的意义，一切都必须统一在一种纲领麾下，这就最大可能地排除了个别性、异质性、特殊性、多样性。文章认为，中国文论一直被这种本质主义思维定势所迷惑，认为这样就最接近真理、最能穷尽文学的意义。对此，文章指出，如果我们还在致力于建构这种元理论体系、建构一个大一统的纲领性文件的话，那只能是“乌托邦”。文学理论这门学科要想存在下去，应该朝具体的批评发展，抛弃本质性诉求，以开放势态去迎接当代学术和文化的挑战，这样，它才可以大有作为。[37]上世纪末，中国文论“失语”的提法曾引起理论界的普遍关注，其间有学者提出过“汉语批评”的口号，并希望借此来实现中国文论话语的重建。2006年，《长江学术》第3期发表《全球化语境中的汉语批评（八人谈）》重新讨论这个口号。在这次讨论中，曾经提出“汉语批评”的某学者认为，“在当前的语境下，理论的批评化与批评的理论化是一个公认的事实。作为批评范畴，汉语批评并非不要理论、不诉求理论，而是说它是未进行或未完成的”。显然，这种观点就是要求当前文论研究不应去进行理论建构。为了更明确地表达这种反理论倾向，他还进一步解释说，“汉语批评就是中国式的文学研究，所以我们不要一般地谈什么批评理论”，这就是说，为了保证批评的纯粹性，连“批评理论”的提法也要抛弃。不仅如此，他还指出“汉民族、汉文化、汉语言是历史的、开放的、经验层面的，不能给它规定一个本质。”[38]《复杂性思维与我国文学理论创新》甚至把以往关于文学本质的论断称作“一种简单的思维”，文章认为，特殊化、流动化的文学现象往往是普遍化、确定化的文论规律和原则所无法解释的，许多以“文学本质”的元叙事或宏大叙事为特征的、非历史的文论普遍规律和原则，已无法面对鲜活、生动的文学现象。因此，作者认为，应该用复杂性思维来置换这种本质主义的“简单的思维”，使我们的文论走出封闭、僵化、独断的困境，融入鲜活、生动的文学实际。[39]除上述文章外，《历史断裂与接轨之后：对当代文艺学的反思》、《文艺学的身份认同与知识形态的重构——全球化语境下文艺学学科建设的基本任务》等也纷纷倡导反本质主义文论研究。[40] 其次，同反对本质研究相呼应，扩容文艺学边界的声音也不绝于耳，这些学者纷纷强调，面对文学将终结的现实，文艺学应当扩容、越界、转向，非此，它只能坐以待毙。《当代文学艺术的边界的移动》指出，新世纪之交，文学现实发生了重大变化，其在艺术中的宗主地位失落，而其在社会生活中作为主流娱乐模式的时代似乎也已逝去，因此，文学与政治、经济、社会、历史的关系需重新厘定。于是，文学的边界移动了，文学学科的界域模糊了，曾经是学科金科玉律的追逐文学永恒本质的研究规范受到了质疑，文学被边缘化了。因此，文艺学应当扩容、转向。这既是历史趋势也是现实需要，更是文学自身内部要素运动的结果。文章认为，当前大众文化、影视文化、图像、传媒、网络文化等的变化，使我们已经很难说这是文学，那不是文学，除非我们闭着眼睛，仍然固守文学的四大门类，而且，从发展过程看，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边界固定不变的文学，因此，重新审视文艺学的学科构成，并依据历史、文化、艺术的发展而有所扩容，有所变更，是非常必要的。这既是文学研究发掘新的学科增长点，开拓新的发展可能性的有效途径，也是文论在困境中的又一次突围。[41]同时，《移动的边界与文学理论的开放性》也指出，学科是文化的复杂建构物，并非永恒的金科玉律。如果我们不是首先想着回答现实生活中重要的、令自己难以抑制地激动的问题，而是首先考虑自己的学科边界，甚至自己的饭碗，这是不正常的。文章还指出，事实证明：任何学科的边界都是相对的，都会被“外人”进入，而且，这种进入并不是什么坏事。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中许多伟大发现正是这种进入的结果，是“外人”做出的。传统的文艺学研究范式已经难以令人满意地解释90年代以来的文化/文艺活动新状况，产业结构的变化、文化的大众化、商业化、大众传播方式的普及以及日常生活的审美化等等，都打破了艺术(审美)与日常生活的界限，文艺学应该正视现实，紧密关注日常生活中新出现的文化/艺术活动方式，及时地调整、拓宽自己的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文章还认为，文艺学的学科边界也好，研究对象与方法也好，乃至于“文学”、“艺术”的概念本身，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移动的变化的，它不是一种“客观”存在于那里等待人去发现的永恒实体，而是各种复杂的社会文化力量的移动的边界与文学理论的开放性建构物，不是被发现的而是被建构的。文章坚信，社会文化语境的变化必然要改写“文学”的定义及文艺学的学科边界。最后，文章提出，一个有生命力的学科应该具有积极而开放的胸怀和一种积极突破、扩展疆域的心态，文论的飞跃式发展常常发生在边界被打破、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积极“侵入”的时候，只有开放文论才能发展文论。[42]《复杂性思维与我国文学理论创新》同样指出，文论要创新，就必须超越狭隘的学科边界意识，加强多学科的协作。但是，当前不少人在文论与其他学科关系的认识上，仍然存在着一种不良倾向：即过于强调文论学科的独立性与学科的边界性，把自身置于狭隘的学科框架之中。对此，作者认为，文论的创新极有必要对这种倾向予以超越，亟须加强不同层次的多学科共同协作，面对极为复杂的文学现象或问题，仅靠文论研究的内部力量是非常不够的，甚至是完全行不通的。这就要求我们的理论研究必须要有开放和恢弘的视野，不能把视角仅仅停留于纯粹文论的层面和维度，而是应该把一切有价值的理论资源都吸纳到文论中来，只有通过这样的综合研究，我们才会有深刻的创新认识，这是21世纪我们文论创新必不可少的条件。[43]此外，还有学者甚至宣称“一个作家的作品不被改成影视，他就不算发表了，不算成功。从图像转向的基础来看文学，那就和以前的文学不一样，和鲁迅时代不一样”。[44]言外之意，文艺学的边界必须移动。 再次，倡导日常生活审美化和文化研究，反对文论研究文学本质问题，认为它应去关注日常生活中的审美问题并转向文化研究。《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与文艺学的学科反思》指出，当代社会与文化的一个突出变化是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如经典艺术作品或它们的仿制品被摆放在各种面向大众的旅馆、饭店或超级市场；经典音乐被用作广告的配乐；高雅的艺术品与大众化的文化消费形式在文化市场与文化产业的大熔炉里被一锅煮了；最琐碎的日常生活也成为审美的对象；闲暇消费场所以及城市建筑融入了大量的设计、风格以及时尚等文化与审美的形式；审美活动已经超出所谓纯艺术/文学的范围、渗透到大众的日常生活中；艺术活动的场所也远远逸出与大众日常生活严重隔离的高雅艺术场馆，深入到大众的日常生活空间，如城市广场、购物中心、超级市场、街心花园等与其他社会活动没有严格界限的社会空间与生活场所；文化活动、审美活动、商业活动、社交活动之间不存在严格的界限等等。针对这种社会生活全面审美化的现实，美学研究超越学科边界、扩展研究对象已经成为迫切的议题。文章指出，在当代文化现实中，我们必须摆脱美学等同于艺术哲学、过于强调审美自律的传统，美学研究只有在不断关注、切近当代文化现实和大众日常生活的过程中，才能产生新的理论生长点。[45]《为“新的美学原则”辩护——答鲁枢元教授》则对学界以技术的负面性来否定“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观点进行了驳斥。文章认为，这种否定“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批判力量是软弱的。文章指出，既然我们的生活已不再可能退返工业化之前的“前技术”时代，既然人的日常生活已离不开技术，那么，对于技术力量的证明，包括对人类生活与技术关系的美学把握及价值确定，就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在该文中，对于日常生活审美化所涉及的感性问题，作者指出，感性存在本来就是人类审美的基本前提，人的感性实现是美学的基本出发点，美学的对象，首先就是人类感性和感性活动。美学之为美学，恰恰在于它把感性问题放在自身的审视范围之中，突出了人在感性存在和感性满足方面的基本“人权”，而不是重新捡拾理性的规则。而且，针对我们是否应该“放弃精神的守望”问题，文章也指出，“精神的守望”不应成为人在感性发展道路上的屏障，享乐的生活尽管不是人的全面健全的生存，但全面的、健全的人类生存却不能没有现世的生活快乐作为基础，面对“日常生活审美化”现象及其问题，美学需要的是能够解释问题的现实立场和态度，而不是某种理想主义的精神自慰。否则，一个审美化了的“生态乌托邦”，在强大的现实面前，也只能是“一个多么脆弱与渺茫的梦幻”！[46]同时，为了配合倡导文艺学边界移动和宣扬日常生活审美化，《我们还需要不需要文学理论？》和《新世纪文学理论的生长点在哪里？》则大力倡导文艺学的文化转向。前者提出，当今文论只有成为文化研究语境中的文论才是有前途的。这是因为，首先，文论作为传统的学科分类的产物致使其既与社会生活隔绝也与其他学科隔绝，前者使得文论的路越走越窄，到后来甚至与文学世界也隔绝开来，成了纯粹的自说自话；后者使得文论缺乏宏通视野、深厚的文化底蕴与知识构成而成为纯粹的概念游戏或雕虫小技。文章认为，文化研究可以矫正文论的这种弊端。因为，文化研究注重研究具体问题而反对空谈，而且，它又不是一种理论，这与文论只关注经典、关注所谓的永恒价值与普遍法则，实际上是把自己“悬置”起来了，其所作所为都是无用之功的情况相比，能够实实在在地解决实际问题。其次，文化研究蔑视传统的学科分类，提倡跨学科甚至无学科研究，这具有某种解放的意义。文论如果坚守原来的学科界限而不敢越雷池一步，那肯定是没有出路的。文章还认为，以往文论常常标榜其坚持人道主义价值观和社会批判精神，而实际上却往往充当着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维护者。文化研究却从来不试图用一种观点来统摄整个研究领域，也反对试图用一种理论结论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而是以研究对象的需要为准则来调整研究策略。所以，文化研究对文论的启示是十分重要的，文论要借鉴当代文化研究的研究成果，使自己成为一种“文化研究语境中的文学理论”。[47]后者则宣称，中国当下的文论已陷入到某种困境之中：一方面，经过观念上的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和方法上的除旧布新、鸟枪换炮之后，文论已形成一种自足而圆满的话语体系；另一方面，面对已经出现和正在出现的各种文学与泛文学现象，文论又逐渐丧失了其应有的阐释能力。因此，作者认为，文论有必要改变自己既成的思维方式，调整自己的僵硬姿态，面向大众文化发言。文章还指出，那种担心文论介入大众文化领域意味着让它走出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这种走出来的文论已经不再是文学理论而是改变了颜色的“文化研究”的思想是建立在对文论本质主义留恋之中的一种观点。文章呼吁，只有介入大众文化，开辟出了新的航道，新世纪的文学理论才可能获得广阔的生长空间。[48] 在以上论者的倡导下，本质悬置、文化转向、日常生活审美化、越界、扩容等反本质主义呼声在当下中国文论领域此起彼伏，甚嚣尘上。 （二）文论界对反本质主义文论的辩难 我们知道，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本质主义文论的鼎盛期，审美反映论、意识形态论、文学本体论、文学主体论等典型的本质主义文论都是在这个时期被提出并得以深化的。正是因此，有学者戏谑地将该时期称为主流文化与知识分子文化的“蜜月期”。但是，随着反本质主义文论的出场，这个“蜜月期”被终结，然而，这个终结并不意味着本质主义文论的寿终正寝，针对反本质主义者对本质主义文论合法性的质疑，诸多学者对之进行了不遗余力的反驳，体现出了强烈捍卫本质主义的学术立场和姿态。 首先，对反本质主义论者所提出的“悬置本质”去研究具体文学问题的论调进行批驳。《深化当代文艺本质问题研究之探析》指出：“文艺何以成为文艺、其本质特征是什么，这是当代文艺理论研究的核心问题，也是任何文艺理论研究工作者无法回避的基本问题。对文艺给予本质性的规定，阐明文艺与世界、文艺与创作主体的关系，区分文艺与非文艺的界限，正是文艺理论研究的根本任务。”[49]《文学本质界说考论——以“审美”与“意识形态”关系为中心》则认为，“文学理论从根本上说是对‘文学是什么’的研究。因此，对文学本质的说明是文学理论的核心问题。……即使那些反本质主义的观点，也不排斥对文学本质的规定作动态阐释的可能。这表明探讨文学本质问题的极端重要性。”[50]《文学本质观和我们的问题意识》也表现出强烈捍卫文学本质研究的理论意识，文章指出，“文学本质问题是任何一个学文学的学生都要关心的，而且是任何一个文学教授都要关心的，不关心文学本质问题是假的”，“文学本质是沉甸甸地深藏在每个文学教授内心最深层的一个问题，任何人回避不了。”[51]《告别与执守：有关文学理论的论争——由一篇商榷文章引发的商榷及感想》甚至还揭露了反本质主义其实也是本质主义的实质。文章认为，目前国内学界反本质主义者对本质主义的批判是建立在错误理解本质主义内涵的基础上的，他们对本质主义这个“历史性的概念作了‘本质主义’的理解”。文章指出，本质主义从古希腊开始，经历了“独断论本质主义”、“认识论本质主义”、“辩证唯物论本质主义”、“现象学本质主义”、“逻辑实证本质主义”等各种形态，“每一个新的本质主义的出现，都是以克服旧的本质主义为前提的。本质主义有一个永恒的对手怀疑主义，怀疑主义的内涵也是历史的。任何形式的怀疑主义都不能一劳永逸地取消本质主义，而只能对‘本质主义’的某个特定形态形成致命威胁。但是，这种威胁总能被化解，而新的本质主义就在与特定形态的怀疑主义的斗争中成熟起来。”作为本质主义的怀疑者，反本质主义者的主要武器是“历史主义”，“但历史主义同样不足以阻断本质主义的伸展空间。”所以，文章认为，反本质主义的论调是“反不掉本质主义这一整个思维路向的”，它反掉的只是“‘独断论本质主义’这一特定产品”，同时，文章还赞成“简单化地反本质主义，恰恰也是一种本质主义”的观点，而且将之命名为“历史主义的本质主义”。[52]《文学本质追问与价值观照》不仅认为对文学本质的研究是“基于研究本身的召唤”，而且还指出当下放弃本质追问的做法已给文论造成诸多危机：首先，一批学人出现了文学解读的失语，他们无法用既有的知识与文学对话；其次，文艺学的边界在扩张中虚焦，这同时也意味着文艺学自身的解构；再次，文艺学与文学实践的同谋关系解体，文论家在当下学术生活和文学生活中成为身份可疑的人。因此，文章提出，对于文学本质诉求的历史已逾数千年之久，这充分地说明了文学本质存在的真实性，尽管目前人类并没有完成对于文学本质的揭示，这并不足以证明文学的本质是不存在的，只是意味着“真理求索的艰难”。[53] 其次，强调本质的发展性，对反本质主义进行批驳。为了更加有效地批驳反本质主义文论，部分学者开始反思传统文论中的文学本质观念，并对之进行了创造性的发展，以此来回应反本质主义者的武断指责。在《试论文学的系统本质》中，作者指出，“研究文学的本质规律，是文艺理论家的职责”，但是，在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内，在西方和中国学界涌起了一股“反本质主义”声浪，尽管这种思潮是“对极端的、僵硬的、教条的本质主义”的反拨和挑战。但作者坚信“‘反本质主义’决不会消解研究文学的本质规律的正当性和必要性，更不会颠覆文学研究的意义和价值”，作者认为，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怎样正确理解文学的本质和本质主义”。在作者看来，文学本质和一切事物的本质一样都是可分的，他并且从横向、纵向、流向、环向四个维度对文学的本质进行了剖析。最后，作者重申，文学的本质是流动的，必须破除和摈弃对本质的僵化和教条主义理解，但同时又要注意防止虚无主义的态度，不加分析地消解和颠覆一切对事物本质规律的理论界说。[54]《试论文学理论体系建构的一致性原则》也从本质的关系性角度肯定了文学本质的客观存在，文章认为，“在思维的抽象层面上，我们显然可以说文学理论的对象就是文学的本质和规律，因此取得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存在的合法性。但从现实的层面来看，文学理论的对象——文学，并没有固定不变的、等待理论去认识和提取的本质内容。文学与宇宙中的其它任何事物一样，其本质是依关系而生，在不同的关系中，相对不同的事物，文学就有不同的本质，并且仅仅在一定的关系中，相对一定的事物，文学才显现出一定的特殊性。”文章又借用了法国后结构主义者克里斯托娃的“互文性”概念，认为其意义正在于说明文学只是在与其它事物的关联中才产生了它的本质和意义。最后，文章指出，“文学的本质是关系的产物。文学有一种关系就有一种本质，从而有多种关系就会有多种本质，有一千种关系就会有一千种本质。”[55]《文艺学的合法性危机》也强调，面对已经发生重大改变的现实，文艺学应该敢于面对，有必要拓展文艺学学科的一些概念，对之重新界定、规划、调节。但在这一过程中仍然必须强调坚持文艺学的本体性，虽然我们反对本质主义但本质还是需要的，应该将本质看成是多样的、流动的、改变的。[56]《关于文学理论建设的思考》还指出，凡事物都是有本质的，但事物也都是历史的、活动的，因此事物的本质不是僵死的、不变的东西，总是在不断的演变。文学也是如此。另一方面，文艺学是研究一切文学现象的规律的学科，是人类对文学现象的理性认识，这种认识也同样不是僵死的、不变的。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认识，因此，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理论。同时，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认识的能力、局限和模式，因此，人类的认识总是在不断超越时代的局限发展着，文学理论也总是在发展着，人们对于文学本质的认识，在某一个历史阶段是相对固定的，而在学术史上，对文学本质的认识和理解则是变动的。[57] 再次，反对日常生活审美化及文艺学的边界移动和文化转向。其一，反对文艺学边界移动。《对于“文学性扩张”的质疑》认为，目前国内文艺学界流行的“文学性扩张”的说法（即认为传统文学研究应该“扩容”，及时调整和重建自己的研究对象，转向对传媒、消费行为、娱乐文化、城市景观、公众行为等的研究，否则，它必将茫然失措，坐以待毙）是欠思考的。文章指出，提出这种观点的学者从不对“文学性”或“审美化”的内涵进行最为基本的限定，这自然是喧嚣一时的反本质主义思潮所致。针对这种论调，文章提出，“任何事物都是有自己相对稳定的特性、内涵和边界的”，如果我们“无限制地变更其特性、扩大其内涵、抹杀其边界，那就基本上取消了这一事物本身。”因此，文章认为，“‘文学性’的内涵不论如何开放，仍然还是有它的基本限定的，否则它就与‘音乐性’、‘艺术性’等范畴根本没有什么差别了。”[58]《文艺学边界三题》则针对强调文艺学应当越界、扩容论者所宣称的文学必然终结，如果文艺学还要“苟延残喘”就应该扩容、转向的观点指出，当前，文学的确边缘化了，但它绝不会终结，因为文学在审美文化中有自己独特的审美场域，就像每个人的指纹不同一样，文学和其他艺术，都有自己的独特“指纹”，生活中有不少人更喜欢“文学指纹”，因此，文学人口总保留在一定的水平上。只要文学人口不消失，文学就不会终结，文艺学就能生存下去，因为文艺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文学事实、文学经验和文学问题，而不是什么城市规划、购物中心、街心花园、超级市场、流行歌曲、广告、时装、环境设计、居室装修、健身房、咖啡厅。[59]其二，反对日常生活审美化。《知识论与价值论上的“日常生活审美化”——也评“新的美学原则”》指出，“日常生活审美化”把审美主义推向广泛平庸的日常生活，以泛化“美”的消费文化替代审美，遮蔽了现阶段不同人们的日常生活差异以及其在美的观念上的分歧，把悖论式的东西平面化地掩埋于过多透支的超前欢愉之中。文章还揭露了“日常生活审美化”是文化消费主义的一种颠覆谋略、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美学和文化表达的本质，并指责它使主体尤其是对平庸、非审美的日常生活采取“审美”态度的人沉湎于“世俗欢乐”，对现实的不合理方面容忍、妥协，失去其作为主体的批判理性。此外，文章还指出，“日常生活审美化”许诺的美妙前景：“少数人先日常生活审美化”然后“共同日常生活审美化”，无疑是把“谁的日常生活”和“怎样审美化”的问题掩盖于一种普遍主义审美整合假象之下。[60]《评所谓“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审美日常生活化”的价值取向析疑》则不仅批驳了“日常生活审美化”是一场“深刻的美学革命”、一种“新的日常生活的伦理”的观点，而且指出，“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宣扬者将“日常生活审美化”完全等同于“审美的日常生活化”，这是南辕北辙的。针对“日常生活审美化”论者对技术的乐观态度，文章指出，随着技术的节节胜利，在现代技术面前，人进一步沦为工具。但“日常生活审美化”论者则宣称这是“一场深刻的生活革命”、“一种新的日常生活伦理”的诞生，而无视在技术的全面控制中，人可能变得毫无保障、可能“在虚无中被击得粉碎”的现实。文章认为，这种因科学技术进步引发的所谓的“日常生活审美化”，不但不是人类的进步，恰恰是人类价值的一次令人忧虑的颠覆，也是对以往美学历史、甚至是人文历史的终结。[61]《穿越阐释：西方现代美学研究之进路》甚至认为“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提法不能成立。文章指出，首先，中国传统美学从来没有真正区分过“美感”与“快感”，也没有将审美的震颤、惊异与快感的愉悦、好看区别开来，所以，当代社会生活快乐主义、舒适主义的盛行，就不能简单地用“审美化”去把握；其次，在“艺术中心化”时代，中国文学艺术因为意识形态化和道德说教，其审美品格是极其贫弱的，相反，倒是民间和日常生活中因为更多真实的、原生的、不造作的现象而具有某种程度上的审美含义，所以，今天艺术形式的生活化、非中心化，也根本不能等同于审美化；再次，由于中国当代文化缺乏原创精神，因而无论是当代中国艺术，还是同质化的中国当代现实生活，模仿、粗糙、善变、内虚的普遍存在，都使得我们不能用凝聚创造性和完整性的“审美”这个概念来说话。也正是如此，文章认为，“日常生活审美化”除了说明市场经济和全球化共同在“与时俱变”的现象以外，是不可能触及中国文化在现阶段的“问题”的。归根结底，这无非是某些学者的一种“自娱”行为。[62]其三，因为“日常生活审美化”论者还倡导文艺学应该转向文化研究，对此，学界也进行了反驳。在谈到文化研究的弊端时，《关于当前文艺学学科反思和建设的几点思考》指出，文化研究这条路未必走得通。首先，“文化转向”的直接理论资源是当代西方的文化研究和批评理论，可它们在西方实际上已经日薄西山了，而且西方的文化研究远离文学研究，过于泛滥，跨学科以至于无学科，面面俱到以至于缺乏基本理论，方法过多，过分随意以至于丧失了文化研究自己的方法。文艺学如果向它学习、借鉴，以实现所谓的“文化转向”，这无疑是釜底抽薪，不但不能“拯救”文艺学，反而会使文艺学丧失自身的学科性，从而真正丧失其存在的合法性。其次，倡导引进文化研究理论是无的放矢，并没有针对文艺学的现实问题。作者认为，我们文艺学的问题不在于“日常生活审美化”导致文学边界的无限扩容，以至于扩大到种种非文学的文化形式。文艺学如果转向文化研究，不但不能解决文艺学存在的种种问题和局部危机，反而会把文艺学变成没有文学的泛文化研究，这是不可取的。[63]《文艺学边界三题》还指出了文化研究的负面作用：第一，文化研究的对象不仅与文学无关，纯粹在那里讲解阶级斗争、性别冲突和种族矛盾，而且，其方法又往往是“反诗意”的。第二，文化研究本身具有公式化的局限性，用这种理论去解读作品，无论优劣，解读出来的东西是一样的，从而失去了作品的思想和艺术个性，使文学批评非思想化、非艺术化且缺少深度。因此，作者认为，试图用文化批评取代文学批评，一味喊“文化转向”是不可取的。[64] 第四，从学科建设的角度对反本质主义进行批判。针对反本质主义的论调，理论界还从文学理论学科建设的角度对之进行了批驳。《反科学倾向不利于文学理论的学科建设》认为，反本质主义者宣称文学理论学科的核心问题根本没有答案，果真如此，那就意味着“无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都不存在一门叫做‘文学理论’的学科”。文章指出，“对象确立是学科建立的前提条件之一，虽然有些学科的核心问题存在争议，但这只是学科内部的矛盾斗争，而绝非学科没有核心的问题。”而针对反本质主义者认为文学的本质、规律等问题都是虚幻的之论点，文章认为，一个学科是否能够建立起来，首先取决于其研究对象能否确定，而研究对象能否确定，那要看该对象能否与其它的事物区别开来并具有被系统研究的价值。“尽管事物与事物之间的区别是多方面且都有一定的意义，但最重要最有意义的区别却是本质上的区别。”所以，“探求被研究的事物的本质，既是学科建立的基础，也是学科建立以后时时刻刻都要面对的重要问题。”对于反本质主义者提倡的“文学理论批评化”，文章也给予反驳并指出，“‘理论的批评化’并不意味着文学的本质、规律和原则等概念丧失了意义”，“如果没有对于文学本质的相当程度的认识，没有对于文学规律与原则的一定程度的掌握；那么，不要说‘文学理论的批评化’根本无法做到，就是对具体的文学现象哪怕只做印象主义的批评，也是极其困难的”。最后，文章总结说，对于文学理论的学科建设来说，“本质虚无”和“规律虚无”等反科学倾向，无疑是负价值的。[65]在论及文艺学的学科建设时，有学者在《文艺学强调艺术本性的研究》、《文艺学不应回避艺术本性的研究》以及《文艺理论的现状与未来之我见》等文章中指出，文艺学学科建设的关键“还在于艺术本性的研究”，“这是一个内部的规律，不是靠外部来划分的。”文章指出，本质主义应该反对，但是，“任何时代不能不研究事物的性质”。[66]因此，我们“不能以反本质主义为名，把对事物的本质的研究也给否定了”，这样会使我们对问题的思考“失去了理论依据和理论前提”，从而“陷入到主观随意性。”文章并且批评说，反本质主义完全放弃学理上的科学探讨，满足于“跟着感觉走”，把理论只停留在对现状的描述上，这“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和主观武断性”。[67]不仅如此，针对反本质主义否定艺术和非艺术之界限的倾向，文章还指出，这无疑“带有极大的消极性和反科学性”，会“造成我国文艺理论研究中的思想混乱”，它对于我们的文论研究是“灾难性”和“毁灭性”的。而针对受反本质主义思潮的影响，文论界对基础性的、重大的问题失去兴趣，转而关注一些细碎、琐屑、理论意义十分有限的问题的状况，文章指出，这是“无谓地在消耗文艺理论界的精力”，不仅阻碍“我们文学理论整体水平的提高和健康发展”，而且使之“陷于空前的混乱”，其“伤害力是致命的”。最后，文章提出，当前尤其要从“批判反本质主义的思潮入手”，“回到文学的基础理论研究，特别是对于文学观念等重大问题上来”，从而使我们的文论研究走上健康的道路。[68] （三）反本质主义文论的理论缺陷及两种理论的兼容与互补 在学理背景上，国内文论界近年来兴起的反本质主义思潮主要是对西方后现代主义的一种理论回应，或者说，它是在全球化语境中，西方后现代理论在中国的一种伸延。随着上世纪60年代后现代文化的兴盛，西方掀起了一股反本质主义的艺术理论潮流，该潮流否定艺术具有本质，并反对对艺术本质的研究。但是，在经历了近半个世纪之后，这股由后现代主义所挑起的反本质主义理论思潮，已经越来越显示出其自身的问题。事实上，早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正值反本质主义艺术理论的鼎盛期时，这种理论观点就曾因受到比尔兹利、乔治•迪基等人的批判而在影响力上大打折扣，致使那些反本质主义艺术理论的“始祖”也不得不承认在艺术研究领域中一些普遍性的抽象概念是不可或缺的，他们甚至还提出了“本体论的承诺”，倡导对本质研究的重视。由此看来，文学本质问题并不像反本质主义者所宣称的那样是一个虚构的问题，恰恰相反，要想深化对文学的认识，必先追问文学的本质，这是文论研究得以推进并发展的一个前提。即使被国内反本质主义论者所推崇的那些西方后现代中坚理论家，在文学本质问题上也没有采取武断否定的态度，如伊格尔顿在谈到“反本质主义”时，也仅是认为其“有道理”，但他同时又对本质主义进行了辩护：“对本质主义的信仰也不必然使人主张这样一种观点，即只存在惟一一种中心属性，是它使一个事物成为它所是的东西。本质主义并不必然是一种形式的简约主义。它并不必然包括这样一种信念，即关于什么是某一事物的本质什么不是从来没有任何疑问。相反，它可以是无限争论的主题。”[69]美国结构主义文论家乔纳森•卡勒也对文学的本质问题很感兴趣，并认为“文学是什么”是文学理论的一个“关键的问题”。 [70]但是，回顾我们的文论研究，某些学者却宣称要“悬置”本质，这显然是极不妥当的。再进一步说，反本质主义者认为文学理论应该去研讨具体的文学问题而回避“规律”、“原则”、“本质”等一般问题，这在逻辑上也存在着不小的漏洞。我们知道，具体之为具体，乃一般之具体；而一般之为一般，乃具体之一般。脱离了一般的具体必然是琐碎的、芜杂的；而脱离了具体的一般，必然是空洞且脱离文学实际的。因此，文学理论既要探讨具体的文学问题，更要探讨属于“一般”的问题。非此，它只会离我们所致力于的“学科性”越来越远。 反本质主义者坚信其为本质主义文论作了一场体面的葬礼，但问题并非他们想象的那样简单。反本质主义倡导本质的多元化，这本身并没有错，但错误的是，它在追求本质多元化的同时放弃了对客观真理和理论普适性的追求。马利坦曾认为，那种贸然取消事物本质与本性的思考，只是“显示了智慧的彻底失败”[71]朱狄也指出，“认为每个时代中艺术只有一种不变的本质，这种本质论是错误的，反之，认为艺术没有本质，则也是错误的。”[72]这些观点值得我们深思。当然，反本质主义也不是毫无道理的，本质/非本质思维方式在文论研究中并非绝不相容，恰恰相反，二者有着极强的互补性和兼容性，它们共同构成了人类思维方式的两翼，前者有助于我们对文学的核心内涵的发掘和深究，而后者则利于我们对文学本质的增延和开拓，使文学的内涵随着文学实践的发展不断被补充进新的内容。离开了前者的后者，必然会陷入不可知论和相对主义，而离开了后者的前者则必然是凝固的、教条主义的，这两种态度都会使文论研究走向绝对和僵化的歧途，惟有二者的有机结合才是文论研究的生机所在。此外，反本质主义者所宣扬的文艺学没有边界、日常生活审美化以及文艺学的文化拯救策略也存在着不少问题。如他们认为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边界固定不变的文学，并以此来论证文艺学边界移动的合理性。其实，稍作深究，我们就会发现，这种观点忽视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历史上没有形成对文学的确定理解，并不代表文学就没有界限，在任何一个特定的时代，文学都是有着自己的界限的。即使在最宽泛的理解中，也没有人会把建筑、雕塑、绘画、音乐包揽到文学之中。而且，从古至今，文学的内涵经历了一个由非科学到科学的过程，我们现在对文学的理解毫无疑问要比以往的更科学。倒逆历史，用以往的泛化的文学观念来论证文艺学边界移动的合理性，姑且不说这种观点在逻辑上是否靠得住脚，就是从实际上也是行不通的。无论审美活动如何超出纯艺术/文学的范围，文学还是文学，它不可能变为广告、居室装修乃至城市广场、购物中心。既然如此，又有什么理由宣称文艺学的边界应该移动呢？文化固然应改研究，但文学同样应该研究，尤其是在当前文学领域存在着把文学当成纯粹的娱乐消费品的现象之时，就更需要我们深入去阐释文学的本质，也只有这样，才能对这种反文学的思潮进行有效的抵制。另一方面，我们的日常生活审美化了吗？当然，近年来，随着国民生产总值的提高和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但是，我们必须看到的是，区域差距在进一步加大，贫富悬殊也越来越明显，更重要的是，目前我们还有几千万人依然在温饱线上挣扎，此外，生态问题、能源问题、治安问题、交通问题等都依然在影响着我们的日常生活，在这种情况下宣扬日常生活审美化，很显然是一种不着边际的纸上谈兵。至于文化研究，我们大可不必对其进行否定，但也绝不能将其提高到取代文艺学的高度。 目前，尽管这场讨论仍然在持续，但是，这场讨论中关涉到的一个重要问题我们不得不指出，那就是究竟该如何评价近几十年来国内的文论研究。正如《关于“文学理论边界”之争的多维解读》一文所点出的：父辈学者大都持守人道主义精神和精英意识，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历史使命感和道德理想主义，张扬一种以审美为中心的纯文学观念和纯粹精神生活方式；子辈学者则大都带有反本质主义、反中心主义的后现代倾向，视传统文论研究模式为僵化的本质主义、逻各斯中心主义思维方式和传统知识分子乌托邦精神价值观念的产物，是过时的、已经无法应对现实文化现象的陈旧方法和观念。[73]显然，反本质主义者对于传统是不屑一顾的。我们知道，文艺学在中国作为一个学科的建立不过50余年，在这50年中，无数的老一代学者付出了辛勤努力，甚至有人为此还付出了生命。这些老一代学者的研究成果是当代文艺学的一笔宝贵的财富，将这样一笔财富视作是“历史遗产”，并声称没有多少人愿意继承，这符合实际情况吗？此外，那种将“规律”、“原理”、“体系”视作是文艺学发展阻碍的论调，更加经不起推敲。如果说“旧”的文艺学是以建立“规律”、“原理”、“体系”为努力方向的话，“新”的文艺学就不如此了吗？纵观反本质主义者的持论，我们很容易就可以看出，他们不仅不排斥“规律”、“原理”、“体系”，而且还特别注重“规律”、“原理”、“体系”的建构，如“日常生活审美化”、“理论的批评化”、“文化转向”等，这里面有哪一个不是包含着规律、原理和体系的表述？反本质主义者希望文艺学走出目前的僵局，这种出发点是好的，但因此而将传统一棍子打死，这种极端的态度则是很成问题的。当然，在此我们并不是一定要弄出个青红皂白、水落石出。无论是本质主义还是非本质主义，其意义都不在于谁揭示了文学的“奥秘”或终极意义，而在于这种对立和博弈使我们有机会更深入地去反思文学理论的过去和未来。 注 釋： [1]马相武：《被主流冷落的“80后写作”》，《艺术评论》2005年第12期。 [2]转引自蔡运桂：《文艺怎么能是这样？》，《文艺报》2005年3月8日。 [3]李琴：《解读〈兄弟〉（上）的几个关键词》，《当代文坛》2006年第1期。 [4]杨克主编：《2000中国新诗年鉴》，广州出版社2001年版，第544-547页。 [5]转自蔡运桂：《文艺怎么能是这样？》，《文艺报》2005年3月8日。 [6]赵延：《伊能静要做东方“杜拉斯”》，《青年报》2004年3月30日。 [7]姜戎：《狼图腾》，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398页。 [8]网言无忌：《狼》小序，地震出版社，2004年8月版。 [9]李建军：《必须说出的真相》，《文学自由谈》2005年第2期。 [10]洪治纲：《洗尽尘滓 独存孤迥——2005短篇小说创作巡礼》，《文艺报》2006年12月6日。 [11]吴子林：《女性主义视野中的“身体写作”》，《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 [12]张光芒：《论中国当代文学的“第三次转型”》，《当代作家评论》2004年第5期。[13]李鲁平：《欲望叙事对文学道德理想的消解》，《文艺报》2005年12月22日。 [14]雷达：《民族灵魂与精神生态——2005年中国小说一瞥》，《光明日报》2006年1月20日。 [15]张器友：《20世纪末我国文学颓废主义论纲》，《安徽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16]曹文轩：《文学应给孩子什么？》，《文艺报》2005年6月2日。 [17]何海巍：《当代文学的欲望叙事与道德价值的困惑》，《前沿》2006年第5期。 [18]邢建昌：《文学的道德诉求》，《文艺报》2004年11月16日。 [19]罗平立：《当前文艺在人性表现上的误区》，《文艺报》2005年9月8日。 [20]罗靖：《身体叙事的文学“人性论”考察》，《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6年第2期。 [21]王干：《2005：小说走在回家的路上》，《文艺报》2006年1月12日。 [22]谢有顺：《中国小说的叙事伦理——兼谈东西的〈后悔录〉》，《南方文坛》2005年第4期。 [23]杨春时，宋剑华：《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近代性》，《学术月刊》1996年第12期。 [24]雷达：《现当代文学是一个整体》，《当代作家评论》2005年第2期。 [25]王杰泓，张琴：《身体写作：一种“野蛮主义”的现代性》，《唐都学刊》2005年第6期。 [26]陆贵山：《历史题材文艺创作的几个问题》，《求是杂志》2006年第15期。 [27]雷达：《当今文学审美趋向辨析（上）》，《光明日报》2004年6月23日。 [28]钱中文：《历史题材创作、史识与史观》，《文学评论》2004年第3期。 [29]钱中文：《正视中国文学理论的危机》，《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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