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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文艺评论需要公信力”成了一个热门话题，许多专家学者发表了很好的意见，如《人民日报》文艺部王必胜说:“报纸上的专业文艺评论洋洋洒洒3000字，一下子就吓跑了很多读者。片面强调‘规格’和‘精英’，而不能引导读者如何去解读欣赏艺术作品，这样的文艺评论其实是不合格的。”(《文学报》2007年7月12日)诚哉斯言！笔者不避“续貂”之嫌，禁不住也想在这里补充点看法。 照我看来，王必胜的话说白了就是:“文艺评论想有公信力，评论家本身先要下苦功夫，特别是在‘微观解读’上下苦功夫。”长期以来，人们“把文本的微观分析当作‘小儿科’。”(孙绍振《〈名作细读〉自序》)这种观点是十分片面和错误的。宏观分析要不要？当然要。 论述不同时期不同流派的作家作品，总得先作一番综合的叙述和介绍，如时代背景、作家经历、风格特点等，举例来说，作家的青少年时期生活对他们以后的文学创作影响很大，如沈从文、艾芜、萧红年轻时的特殊经历就不能不讲一讲；二十世纪前期去日本留学的郭沫若、郁达夫“读的是西洋书，受的是东洋气”，从而形成了爱国的浪漫主义风格；其它艺术样式对作家的创作特色有着微妙的影响，倘若知道了王蒙爱听幽默的相声，赵树理喜欢山西的曲艺，有助于了解他们作品的底蕴；等等。凡此种种，对于知之不多的一般读者和莘莘学子来说，可以启发他们的兴趣，起到某种启蒙和入门的作用。但我们接着必须指出当前这类综述存在着两个通病:一是程式化，不管什么作家作品，都逐点列出，一一讲来；二是漫无边际，哗众取宠，专用读者不知道的材料和从外国贩来的时髦名词来吸引他们的眼球。也许是我的偏见，说到底，这类综述多半属于“知识”的范畴，是可以多方查阅和逐渐积累的，即使现在不知道，以后“补课”也完全来得及，重要的是对经典文本的细致阅读和思考，努力培养他们认真阅读的习惯，切实提高他们“于细微处见精神”的分析能力，否则就难免老是打“外围战”，而没有打“攻坚战”了。 总而言之，我们强调的是“微观”、“能力”四字，而贯穿其中的则是可贵的创新精神和态度。为了免去读者的翻检之劳，下面试以脍炙人口的鲁迅小说为例，看看还能不能从新的角度，提出新的问题，在“微观解读”上作出新的努力。 微观解读没有固定的程式，贵在对作品多问几个为什么，多作些比较研究，如读了《祝福》以后，不妨想一想:为什么祥林嫂之死没有具体的直接的凶手？为什么鲁迅不像有些作家那样多设计一些悲惨离奇的故事(如祥林嫂受到丈夫的打骂，她第二次来鲁家帮佣时被拒之门外，祥林嫂讨饭时被恶狗咬伤等)？为什么鲁迅现在这样的安排不但不会削弱小说的悲剧色彩，反倒增强了思想深度？鲁四老爷喜欢皱眉说明了什么？作品中的“我”是不是多余人物？他的所见所思意味着什么？这些都是微观解读的好题目。限于篇幅，我们只说鲁迅不写“恶丈夫”却道尽了“夫权”到处渗透的奥秘所在，请看以下几个“原来”:1、祥林嫂的婆婆凭什么把祥林嫂绑架回去？原来，祥林嫂的丈夫虽然死了，但“夫权”并没有随之消失，祥林嫂仍然属于她夫家所有！2、鲁四老爷是鲁镇的头面人物，平时道貌岸然，令人敬畏，卫老婆子地位卑下，两者相去不可以道里计，为何独独这次卫老婆子敢于得罪鲁四老爷？原来，鲁四老爷尽管神气得很，但在封建夫权面前，他是决不会出轨悖理，怪罪卫老婆子的。3、贺老六死了之后，大伯(贺老六的哥哥)为何敢来收屋，赶她出来？(按照今天的观点，祥林嫂是贺老六遗产继承人，他人无权干涉)原来，大伯是丈夫家的人，仗着“夫权”可以为所欲为！4、“善女人”柳妈为何要祥林嫂去捐门槛？真是“善”得出人意料，原来，“神权”是和“夫权”互相勾结——阎罗王就是“夫权”的强大后盾！弄懂了以上几个“原来”，大家才会得出生动具体、有血有肉而非抽象的外加的结论:鲁镇的气氛太糟糕了，人们太麻木了，祥林嫂太善良又太愚昧了，小说中虽无直接的具体的凶手，但鲁镇从上到下都见怪不怪，都站在祥林嫂的对立面，把她往死路上赶，这是多么冷酷黑暗的社会啊！鲁迅发表过一番著名的见解:“在学习者一方面，是必须知道了‘不应该那么写’，这才会明白原来‘应该这么写’的。”(《不应该那么写》)这确实是微观解读的一个有效途径，我们前面正是据此分析了鲁迅的《祝福》。 微观解读常常和作品的笼统概括有矛盾，这就得进行“同中见异”的比较研究，即从动态的角度审视人物的矛盾和变异。比如，人们都知道孔乙己爱说“之乎者也”，这样的笼统概括对不对呢？迄今为止人们似乎还没有注意其中的异同起伏，请看这样一处细节描写: ……孩子吃完豆，仍然不散，眼睛都望着碟子。孔乙己着了慌，伸开五指将碟子罩住，弯腰下去说道，“不多了，我已经不多了。”直起身又看一看豆，自己摇头说，“不多不多，多乎哉？不多也。”于是这一群孩子都在笑声里走散了。 为什么孔乙己前后说话的语气如此不同？这两次说话能不能前后颠倒？原来他眼看茴香豆有被孩子瓜分一空的危险，哪里还有咬文嚼字的心思？只是用手罩住碟子，定下心来之后，这才积习难改，重又摇头晃脑地说起“之乎者也”了。请看文人学士用来显示身份的“之乎者也”一旦到了孔乙己口中，就变成了自我解嘲和自欺欺人的工具。更可悲的是孔乙己连这件不中用的武器也无法执持到底，他在现实生活中无论向酒店要酒要菜，恳求掌柜不要取笑，等等，仍然不得不用大白话和别人交往。没有疑问，只有这样剥笋似的由浅入深、同中见异，才能洞悉经典名著的底蕴。有趣的是归根结底，这仍然属于“不应该那么写”和“应该这么写”的课题。 《孔乙己》的结尾也不同一般，值得我们咬文嚼字一番: 我到现在终于没有见——大约孔乙己的确死了。 好一个“大约”！真是似断未断，似了未了，蕴含着多少潜台词。试想:孔乙己被丁举人打断腿以后，再也没有到过以前常来的咸亨酒店，当然是必死无疑，为何还要在文中出现“大约”的字眼？其实，这正好曲折地写出了无人关心孔乙己的生死，连三言两语的过问和打听都没有，以致使地位低下、整天守在店中的小伙计只好又是“大约”，又是“的确”——作出一个含糊不清的“判断”！ 像这样扣紧经典文本的细节和文字，持续地进行“微观解读”很有好处:读者的好习惯养成了(去掉了一目十行、囫囵吞枣的坏习惯)，具体细致的分析能力提高了(不再满足于单纯的外在的知识积累)，可说是终身受用。还应补充一点:现在人们感叹进入了“高科技，低文化”时期，倘能重视对优秀文学作品的细致阅读，培养高尚的审美情趣和同情弱者的善良精神，不也正是提高“文化素质”的有效办法吗？总之，希望所有从事现当代文学评论、教学和编辑的同仁们都来下“苦功夫”，则可谓功莫大焉。 原载：《文学报》2007-08-09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