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目前，国内文艺学界有一种流行的说法，即所谓的“文学性扩张”。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后现代转折”从根本上改变了已有的“总体文学”状况，即文学的精神追求和艺术追求被文学的商业利润追求所挤占，狭义的“文学”处于边缘状态，其生存空间已然被影视、网络、电子游戏等新兴的文化形式所挤占；而广义的“文学性”则处于社会生活的中心，即在后现代场景中，今天的政治活动、经济活动、宗教活动、道德活动、学术活动、文化活动等都“文学化”了——离开了虚构、修辞、抒情、讲故事等文学性话语的运作，这些活动都无法进行。“一个成功的企业就是一个文学故事，一个成功的品牌就是一个文学神话，一种成功的营销就是一种文学活动，而一种后现代的消费就是一种文学接受”——以是之故，“文学性”的成分成了经济、商业、消费活动的“核心”，不再是狭义文学的专有属性。因此，我们可以把一篇社论、一条广告、一个企业的营销手册、一条新闻报道、一个理论甚至一个政治家、一个企业家、一个学术明星当作“文学作品”来研究。有的学者更由此提出，面对“文学的终结与文学性的统治”这一巨变，传统的文学研究如果不及时调整和重建自己的研究对象即“扩容”——转向传媒、消费行为、娱乐文化、城市景观、公众行为等领域的研究，必将茫然失措，坐以待毙。（注：相关论点的文章见《中外文化与文论》第10辑，四川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通观这些论述，人们不难注意到，这些提出“文学性扩张”或“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学者，从来就不对“文学性”或“审美化”的内涵作出一个最为基本的限定，而在论述过程中含糊其词。其中的原由，自然是喧嚣一时的反本质主义思潮所致。可是，问题在于，从学理上说，任何事物都是有自己相对稳定的特性、内涵和边界的——因为这是一个事物之所以存在的依据和理由，我们如果无限制地变更其特性、扩大其内涵、抹煞其边界，那就基本上取消了这一事物本身。的确，在消费主义时代，商业活动、审美体验、意识形态之间越来越难以分割，面对这一“新世界”，现代性规划的学科分类模式日益暴露出局限和偏执，独立学科开始失去解释的有效性，失去为社会立法的能力和权力，在这种情况下，跨学科研究已然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但是，就文艺学学科而言，如果失去了文学本位，文艺学研究的意义何在呢？这是一个关键的问题。特里·伊格尔顿就尖锐地指出：“如果文学理论将自己的内涵展得太宽，那无异是证明自己不存在了。”（注：特里·伊格尔顿：《文学原理引论》，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版，第239-240页。） 马泰·卡林斯库在谈到“现代性”的时候说：“如尼采曾经说过的，历史性概念没有定义，只有历史。我可以补充说，这些历史往往交织着争论、冲突与悖论。”（注：马泰·卡林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2页。）同样，“文学”或“文学性”作为一个历史性概念，它没有一个无懈可击的形而上学定义，只有历史——一部交织着争论、冲突与悖论并向未来敞开的历史。然而，作为一种意识，一种知识的建构，在我看来，“文学性”的内涵不论如何开放，仍然还是有它的基本限定的，否则它就与“音乐性”、“艺术性”等范畴根本没有什么差别了。在《文学性》一文中，乔纳森·卡勒认为“文学性”的问题就是“什么是文学”的问题，它解决的是“文学的一般性质”、“文学与其他活动的区别”两方面的问题，其目的在于将文学活动与非文学活动相区分开来，并确定文学的独特性质，从而在众多社会话语光谱中划出文学的领地，以安顿作为一门学科的“文学研究”。根据乔纳森·卡勒的概括，理论家们关于文学的本质即“文学性”的论述主要有五种：一、“文学是语言的‘突出’”。如，俄国形式主义者认为，文学语言是通过强化、凝聚、扭曲、缩短、拉长、颠倒等手段，使日常语言“陌生化”，以唤起我们对事物、世界新鲜的感知。二、“文学是语言的综合”，“是把文本中各种要素和成分都组合在一种错综复杂的关系中的语言”。三、“文学是虚构”。四、“文学是美学对象”。五、“文学是文本交织的或者叫做自我折射的建构”。（注：转引自马克·昂热诺等主编：《问题与观点》，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27页。）综观我国文艺学的发展历史，无论人们对于“文学”的理解是如何的千差万别，人们基本认同“审美意识形态论”是文艺学的第一原理，基本认同“文学是语言的艺术”。简言之，“文学是以审美为最高本质的语言艺术”这一基本的判断，是人们的基本共识。因此，如果这一判断仍然成立的话，“文学性”的基本内涵至少应该包括“审美”和“语言”两个维度。以此观之，所谓“文学性扩张”的言论是漏洞百出的，它并非文艺学扩界的有力论证。 首先，且不论中国是否存在“后现代转折”，单就“审美”的维度而言，在我看来，上述所谓的“文学性扩张”或“日常生活的审美化”，究其实质，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审美的世俗化，是一种“欲望的感性显现”。其中，“文学性”与其说是经济、商业、消费活动的“核心”，毋宁说是商业消费的对象和商业生产的动力，是四处飘散的“文明”的“碎片”。在商业活动中，消费并没有像人们所预想的由纯粹物质行为向精神行为转化，其中的“文学性”或“审美”与文艺学中的“文学性”或“审美化”，在各自话语中的位置和功能并不是一回事。就前者而言，“文学性”或“审美化”只是一手段不是目的，是通过象征、暗示、虚构吸引购买力，是通过趣味的极力渲染、塑造、培养和开发市场。如在央视“杉杉西服”的著名广告词中，有“女人对男人的要求，就是男人对西服的要求”云云。“男人对西服的要求”何以被隐喻为“女人对男人的要求”呢？原来，联结二者的是一种性欲的强烈暗示，即“笔挺”与“必挺”的谐音对称。这种广告词配上美女婀娜的舞姿，以及男女相互拥抱的暧昧镜头，使得“杉杉西服”成了成功男人的标志，成了有效征服女人的“物”。在这种“欲望化”的“叙事”中，显然充斥了浓郁的物质主义气息，除了刺激人们的感官和购买欲外，并不能提升人们的审美境界。与这种实用主义的“文学性”不同，在文艺学研究的视野中，众所周知，“文学性”即作为一种情感评价的“审美”，则既是一种手段又是一种目的，在精神向度上是引人向“上”而不是向“下”的。不顾这种区别，提出所谓“日常生活的审美化”，进而以“文学性”或“审美化”的普遍存在质疑现代知识分类、现代学科体系的有效性和合理性，在我看来，只能是所谓理论家们不切合实际的一厢情愿，是西方时髦理论的简单移植，是一种“可爱而不可信”的理论“想像”。 其次，就“语言”的维度而言，我们说，“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这意味着文学的“文学性”就存在于“语言”之中。惟其如此，我们才将那些在语言上富于艺术性的历史著作（如《史记》）、哲学著作（如《庄子》）等也当作文学作品来阅读。一般说来，语言既有技术性的一面，又有思想性的一面，还有诗性的一面。而文学是将语言的“诗性”发挥得最为淋漓尽致的一种话语实践，是语言呈现其自身结构和功能的典范。文学作为一种语言的艺术，以语言作为媒介，这是它与绘画、雕塑、音乐、舞蹈等艺术的根本区别所在。虽然我们可能进入了“读图时代”，但语言媒介仍然是区分文学与广播、电影、电视、网络文化、商品广告、电子游戏等流行文化的分水岭，有着自己独特的文化功能。视觉、听觉或形体艺术是直接诉诸人的官能的。当我们面对图像时，著名的电影理论家巴拉兹说：“……随着外在距离的消失，同时也消除了这两者之间的内在距离。……虽然我们是坐在花了票价的席位上，但我们并不是从那里去看罗密欧和朱丽叶，而是用罗密欧的眼睛去看朱丽叶的阳台，并用朱丽叶的眼睛去俯视罗密欧的。我们的眼睛跟剧中人物的眼睛合而为一了。我们完全用他们的眼睛去看世界，我们没有自己的视角。”（注：巴拉兹：《电影美学》，中国电影出版社，1979年版，第37页。）在观赏电影的过程中，想象力和反思的智性根本就不需要，我们轻而举易地就被催眠了。文学语言则不然，它并不直接诉诸人的官能。特里·伊格尔顿说：“文学语言疏离或异化普通言语；然而，它在这样做的时候，却使我们能够更加充分和深入地占有经验。平时，我们呼吸于空气之中，但却意识不到它的存在：像语言一样，它就是我们的活动环境。但是，如果空气突然变浓或受到污染，它就会迫使我们警惕自己的呼吸，结果可能是我们的生命体验的加强。”（注：特里·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60页，第260页。）以是之故，文学语言的诗性言说唤醒了生命，成了人们生存境况和生命体验的本真显现。 可见，语言是文学不变的栖居之地，永在的身份标记，它的独特魅力是其他媒介无法取代、不可置换的。我们怎么可能会把一篇社论、一条广告、一个企业的营销手册、一条新闻报道、一个理论甚至一个政治家、一个企业家、一个学术明星当作文艺学的研究对象加以研究呢？在我看来，这简直就是理论家的玄妙呓语！ 有的学者还指出，进入90年代，当经济、市场、技术、网络、消费、文化产业成为社会话语的关键词以后，审美本位、文学本位遭到了质疑。在他们看来，当前不仅产生了文艺学现有文体秩序难以命名的“文体”，更产生了不以语言文字为中心，甚至根本不出现语言文字的“文体”，图像、声音和读者的现场操作都有可能成为文体因素。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必要恢复汉语“文”原有的宽泛意义——声成文、色成文、天地成文、人亦成文的多媒介之“文”。他们提出，中国古代的小说就有一个从非文学到文学的进程。的确，中国传统的文学知识体系是不重视小说的，在文化上贬低它，在道德上厌恶它，在艺术上忽视它。可是，近代以降，小说则被确立为文学的中心文类之一，步入了文学的神圣殿堂。可见，“文学性”是历史的与流动的，我们必须敞开“文学”的边界。在我看来，这种说法也是值得商榷的。因为“小说”无论如何仍然是以“语言”为媒介，古代的“文”无论意义如何宽泛，也无论它的文体如何繁杂，它们所指的都是语言文字构成的文本，包括文学文本（美文）和非文学文本（经、史、子书等实用性文章）都是如此。因此，我们认为，文艺学的边界无论怎样拓展，“语言”的维度不可或缺。 再次，令人费解的是，西方的文化研究者素来是反对学科化的，可是我们国内的许多文化研究者却有着一股强烈的学科化冲动。如，乔纳森·卡勒指出，随着原有学科体系的正在崩溃，“文学性”的无处不在，“文学是什么”，它与“非文学”如何区分，不再是理论应关注的问题。他说：“首先，既然理论本身把哲学、语言学、历史学、政治理论、心理分析等各方面的思想融合在一起，那理论家们为什么要劳神看看它们解读的文本是不是文学呢？……第二点，二者之间的区别并不显得十分重要的原因是理论著作已经在非文学现象中找到了‘文学性’——可以说这个最简洁的特性其实在非文学的话语和实践中也是必不可少的了。”（注：乔纳森·卡勒：《文学理论》，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0页。）可是，中国的文化研究者却非常在乎自己的研究对象“是不是文学”，而总是试图把文化研究的对象纳入到文艺学的学科领域。这种强烈的学科化冲动，使我们看到，我国的文化研究者即便是简单地移植西方理论，也未能准确到位。而且，这很容易让人想起特里·伊格尔顿锐利的质问：“一面谈论‘文学理论’，一面又要逐步消除文学是知识的一个界线分明的对象这个幻觉，这是可能的吗？”（注：特里·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60页，第260页。） 最后，我想指出的是，在这学术凸显、思想淡出的时代，关于“文学性扩张”的言说其实是细枝末节的事情。因为，当前不是最需要学科视野的挪移或是修修补补，即便是去阐释、分析、研究影视、流行歌曲、广告、图片、环境设计、身体形象、消费行为、网络文本、网络游戏等等，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文艺学的发展问题。 波普尔在写于1952年的《猜想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中说：“真正的哲学问题总是植根于哲学以外的那些迫切问题，这些根烂了，哲学也随之死亡了。”（注：波普尔：《猜想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傅季重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年版，第99页。）文学亦如是。文艺学的研究必须正视文学所面对的“迫切问题”——人的现实生存境况。自20世纪90年代以降，世界经济全球化趋势日益发展，跨国资本胜利凯旋，信息科技飞速进步，工具理性横行无阻。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全面确立，它一方面使人的潜能爆发出来，个性得到发展，欲望获得解放，一部分人获得了丰富的物质、精神的享受。但是，另一方面则由于竞争的不公平性，社会资源占有的不平衡，产生了当今贫富的悬殊；而物欲、肉欲的无节制追求，则造成了人的异化、物化，导致道德沦丧。黑格尔1816年在海德堡大学的一段讲演在今天仍然具有很强的针对性：“时代的艰苦使人对于日常生活中平凡的琐屑兴趣予以太大的重视，现实上很高的利益和为了这些利益而作的斗争，曾经大大占据了精神上一切的能力和力量以及外在的手段，因而使得人们没有自由的心情去理会那较高的内心生活和较纯洁的精神活动，以致许多较优秀的人才都为这种艰苦环境所束缚，并且部分地被牺牲在里面。因为世界精神太忙碌于现实，所以它不能转向内心，回复到自身。”（注：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页。）在宗教信仰和哲学信念日益式微，存在堕入遗忘的时代，如何从已有的文学“经典”中汲取思想源泉，呼吁重建适合于人的全面发展的人文价值与精神，可能比起文艺学的拓界或扩容更为重要。在我看来，唯有“思想”才能使文艺学保持对当下社会文化的发言权，而从根本上维护文艺学的学科活力。 事实上，文艺学研究者对于“经典”文本和历史事实的研究远远没有穷尽。伽达默尔指出，自然科学把研究对象当外在客体看待，是一种客观主义的模式；但人文学科的自我意识所关注的对象却不是自然客体，而是与理解者有着密切的历史的联系。在他看来，历史和文化传统不是外在于我们的僵死之物，而是与我们的现在紧密相关，对我们现在各种观念意识的形成起着塑造的作用，而“经典”就最能显示历史和文化传统的这种作用：“经典体现历史存在的一个普遍特征，即在时间将一切销毁的当中得到保存。在过去的事物中，只有并没有成为过去的那部分才为历史认识提供可能，而这正是传统的一般性质。正如黑格尔所说，经典是‘自身有意义的，因而可以自我解释’。但那归根到底就意味着，经典能够自我保存正是由于它自身有意义并能自我解释；也就是说，它所说的话并不是关于已经过去的事物的陈述，即并不是仍需解释的文献式证明，相反，它似乎是特别针对着现在来说话。我们所谓‘经典’并不需要首先克服历史的距离，因为在不断与人们的联系之中，它已经自己克服了这种距离。因此经典无疑是‘没有时间性’的，然而这种无时间性正是历史存在的一种模式。”（注：转引自张隆溪：《经典在阐释学上的意义》，文载《中国文哲研究通讯》第九卷，第三期。）在伽达默尔看来，“经典”是“没有时间性”的，因为它们“在不断与人们的联系之中”现身，使过去与现在融合，使人们意识到它们在文化传统和思想意识上既连续又变化的关系，而体现了一种超越时间限制的规范与基本价值，随时作为当前有意义的事物而存在。人们在阅读一部经典著作时，总是处于被询问并将自己打开和暴露出来的地位。正是在这种与经典的对话中，文化作为传统对一代代的人发生影响，形成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文明。因此，“一部经典的确是一个参照系，或者采用阿尔蒂尔比喻性的说法：一种‘形式和主题的历史语法’或‘文化语法’”（注：D·佛克马、E·蚁布思：《文学研究与文化参与》，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62页。）。“经典”之所以是“经典”，成为所谓的“书中之书”、“精中之精”、“重中之重”，人们之所以不懈地建构新的“经典”，关键就在这里。 此外，任何文化建构和知识生产都不可能是对现实的亦步亦趋，它们往往与现实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表达了对于现实的超越或是制衡，由此而具有文化立法的意义。真正的文化创造者的活动本质上并不追求实用目标，他们是在艺术、科学或形而上学的思考中，寻找生活的真正意义的人。文学创作尤其如此。1990年，当墨西哥诗人奥克塔维奥·帕斯（1914-1998）获悉自己成为该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这一消息时，他正在纽约访问。女记者安赫利卡·阿维列拉问他：“几分钟前，你曾经建议美国总统乔治·布什多读点诗。那么。你建议墨西哥总统做什么呢？”帕斯毫不犹豫地答道：“也是读诗。但是，不只是政治家们应该读诗，社会学家和所谓的政治科学（这里存在着一个术语上的矛盾，因为我认为政治的艺术性比科学的艺术性更强）专家们也需要了解诗歌，因为他们总是谈论结构、经济实力、思想的力量和社会阶级的重要性，却很少谈论人的内心。而人是比经济形式和精神形式更复杂的存在。人是有七情六欲的人；人要恋爱，要死亡，有恐惧，有仇恨，有朋友。这整个有感情的世界都出现在文学中，并以综合的方式出现在诗歌中。”（注：帕斯：《诺贝尔奖不是通向不朽的通行证》，见潞潞主编：《面对面——外国著名诗人访谈、演说》，北京出版社，2003年版，第134-135页。）在这里，诗人帕斯道出了艺术创造的价值真相：文学艺术以其内在的丰富性和复杂性，穿透现实世界浮华的表层，进入了生活的深处，并通过触及人的情感世界，帮助人们有效地抵御单调、空虚和狂暴的现实对于灵魂的伤害，而完成了对现实生活世界的“介入”。学术研究又何尝不是如此？ 陀斯妥耶夫斯基说得好：假如没有了上帝，一切都是可能的。“科学”是人类智慧的结晶，但是，“科学”不涉及人的终极关怀——用克尔凯戈尔的话说，望远镜无助于限定灵魂，即人对生命意义的关怀及履行。正如许多思想家所指出的，图像崇拜除了单纯持续的感官刺激外，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精神层面的问题；人们可以在KTV，电影，网络游戏中纵情狂欢却始终无法排遣内心深处的焦虑、孤独、恐慌、空虚，这种终极关怀的大面积缺失在客观上要求文学重塑自我，找回曾作为人类精神家园的主体地位。巴赫金说得好：“单一声音，什么也结束不了，什么也解决不了。两个声音才是生命的最低条件，生存的最低条件。”（注：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上海三联书店，1992版，第344页。）在这意义上，无论我们是否进入了“读图时代”，文学都是永远存在的，文学研究也是永远存在的。我们没必要因为消费主义的时尚而转向，进行所谓文艺学的“自我救赎”。 爱德华·W·萨义德指出：“知道如何善用语言，知道何时以语言介入，是知识分子行动的两个必要特色。”（注：爱德华·W·萨义德：《知识分子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23页。）在我看来，当“一种温吞水式的、软弱无力的平庸的文化正在缓慢地产生，这种文化像是一滩正在蔓延的淤泥，吞没着一切，威胁着所有的东西”时（注：齐格蒙·鲍曼：《立法者与阐释者——论现代性、后现代性与知识分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14页。），我们的作家、艺术家，文学研究者，如果要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知识分子，应该充分意识到自己的独特身份，为了免于沦落到这种文化之中，而坚持向存在发问，说出自己对于物质主义时代的真实感受，针对现实的根本性匮乏而呼唤，将批判进行到底。只有这样才有可能超越生活本身，为民族的精神生活提供同阳光和水一样宝贵的东西。我们如果缺乏被利维斯当作“任何真正才智的首要条件”的“一颗深沉严肃之心”，而随波逐流，成了西方文化话语的附庸，或是当下消费文化的生产者、促销者，或是将自己的创造活动沦落成为20世纪初鲁迅先生曾经严加讥讽的“饭之道”，那么，这样的文学和文艺学研究才真正是灭亡无疑、万劫不复的。 原载：《文艺争鸣》200503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