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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预料的，原本出自于一种当下文化现象考察和学术自省的关于“日常生活审美化”问题的讨论，却引来了文论界、美学界不少的议论乃至“征讨”，一时间竟成为近一时期中国文论界和美学界最为热闹的话题。这其中，尤以鲁枢元教授的《评所谓“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载《文艺争鸣》2004年第三期）一文，几乎逐段逐句地对我们发表在《文艺争鸣》2003年第六期上的讨论文章进行了观点质疑，集中体现了批评的尖锐性、观点的系统性，同时也最具理论上误读、误解的典型性。 在这篇文章中，枢元教授把我们关于“日常生活审美化”问题的讨论，归结为“审美日常生活化”的理论倡导，且属于“新的美学原则”的范畴。在他看来，“‘审美日常生活化’的倡导者们尽量谨慎地回避直接谈论其学说的价值取向，但又明白无误地将‘审美的日常生活化’看作一种随着时代的进步而进步的‘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审美日常生活化’论者撰文的目的，显然并不在于争取审美日常生活化的合理性，而是希望确立这种技术化的、功利化的、实用化、市场化的美学理论的绝对话语权力，并把它看作是‘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对以往美学历史的终结，甚至是对以往的人文历史的终结。” 应该说，枢元教授相当敏锐地看到了问题的一个关键，即有关“日常生活审美化”现象的考察及其一系列相应理论问题的提出，实际上涉及了对以往美学传统、美学学说、美学立场以及审美原则的重新认识，以及对于新的、当下时代的人类审美生活的美学阐释。究竟“日常生活审美化”现象的出现以及关于这一问题的理论探讨是否能够“终结”“以往美学的历史”、“以往的人文历史”，这一点当然还有待继续讨论。但是，对于以往的美学理论，包括人类已有的审美历史、审美活动价值构造进行必要的思想反省、新的文化审视，显然又是毫无疑问的。在这一点上，枢元教授其实同我们并无根本分歧。因为如果不是这样，枢元教授也就没有必要专门写文章来反驳我们对于“日常生活审美化”现象的讨论和观点，更没有必要在文章中刻意强调“新的审美原则关注的视域，几乎包容了当下时代生活的各个方面，然而却惟独遗漏了‘生态’，这不能不让人感到深深的遗憾”。为什么遗憾？遗憾什么？恐怕都与“何为新的美学原则”、“新的美学原则如何能在当下文化语境和价值立场上重新审视人类现实生存活动”这样的问题相关联。正因此，可以认为，在既往的美学传统、美学学说、美学立场和原则，以及人类审美活动价值需要重新加以认识这个问题层面上，枢元教授其实内里是肯定了讨论“日常生活审美化”问题的必要性及其意义的——尽管他在文章里只是将此非常原则化地表述为“在当下的中国学术界，展开关于‘审美日常生活化’的讨论，应当是很有意义的”。 如此说来，枢元教授与我们的分歧，只是在于如何理解“日常生活审美化”，以及在这一问题上我们究竟应该持守什么样的基本理论立场。 这里，我想就两个方面与枢元教授商榷。 一、何谓“日常生活审美化”？ 在枢元教授的文章中，有一个最基本的、同时也是被他本人首先误读了的概念：日常生活审美化。由于这个概念直接就是枢元教授对我们进行理论质疑的由头，也是他表达自身思想立场的着力点，因此有必要做一些澄清。 在枢元教授看来，“‘日常生活审美化’论者”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将“日常生活审美化”与“审美的日常生活化”完全等同了起来。而在他本人看来，“日常生活审美化”与“审美的日常生活化”在审美指向、价值取向上“是迥然不同的。甚至，就像‘物的人化’与‘人的物化’一样，几乎是南辕北辙的”。为了说明这一点，他很形象地拿“炸油条”作为例子，以为“如果一位炸油条的小贩有那么一刻全神贯注地炸他的油条，一心一意地和面、扯面、拨动着油条在滚烫的油锅里变形、变色，把一根根油条都炸得色、香、味俱全，让所有吃到他的油条的人都心满意足，甚至他自己也被自己的‘作品’所感动，从内心深处产生一种不可遏止的愉悦，辛苦的劳作也就会变得轻松起来，平庸的生活也会变得美好起来。那么，在我看来这‘炸油条’也已经进入了审美的境界，这就是‘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反之，“一根普通的油条，如果我们运用艺术的手段进行一番策划、制作，将它精心包装起来——就像当前我们通常在商品市场上看到的那样：包上一只精致的纸盒，彩印上精美的图像”，“在设点兜售的时候，最好选用姿色姣美的年轻女性，同时播放中国民乐《丰收锣鼓》或贝多芬的《欢乐颂》作为背景音乐，那油条也许会吸引更多的视听，立马畅销起来。我认为，这才是‘审美的日常生活化’。” 显然，在这里，枢元教授首先悄悄置换了“日常生活审美化”这一概念本身，把我们文章中所关注、探讨的当下文化语境中的“日常生活审美化”现象及其问题，换用“审美的日常生活化”这个概念来界定，然后又把这个已经被置换了的概念当作批评的对象，通过一种在逻辑上相当简单却又显得粗率的比较，指责我们把“日常生活审美化”完全等同于“审美的日常生活化”。这也正是我所说的最具理论上误读、误解之典型性的地方。事实上，一方面，枢元教授拿“炸油条”来例证的所谓“审美的日常生活化”，恰恰是我们提出并希望加以充分重视和深入探讨的当下文化语境中日益明确的“日常生活审美化”现象。至于他所举出的“日常生活审美化”，则正是我们所讨论的“日常生活审美化”这一当下现象的反面，或者说是另外一种“日常生活审美化”——一种直接产生于既往美学价值体系的经典性话语，因而在根本上也是一种非常标准的理想主义的美学陈述（关于这一陈述，我们从任何一本标准的美学教科书中部可以找到，比如“生活的艺术化”、“艺术生活”等等）。依照这一美学立场，也惟有那种直接源自人类物质性生产过程的活动，才有可能绽放出“美的花朵”，成为审美的所在，人也只有在这样的生产性实践中才能进入“审美的境界”。至于我们所提到的那样一种与当下文化现实、当代文化价值变异状况直接关联的“日常生活审美化”现象，在这一标准陈述中其实是没有位置的，是被排斥、被反对的。从这一点上讲，枢元教授的立场丝丝扣扣地应合了我们曾经非常熟悉的“生产劳动观”的美学。而如果是这样的话，枢元教授便不应该再把“日常生活审美化”视为“仍然属于审美活动的实用化、市场化问题”，而应该彻底否定其“审美的”可能性，更不应该认为“审美的生活化、文学的大众化、艺术的商业化、文化的产业化都具有它的合理、合法性，需要有强有力的实业家去经营它，也需要有相应的理论家对它做出独自的解释与阐发”。 于是，我们便发现，在枢元教授那里，其实存在着一个自相悖反的矛盾：一方面，他力图顽强地坚守一种彻底理性主义的美学理想，以一种经典而十分老到的陈述，将当代生活变迁、当下文化价值变异过程中出现的“日常生活审美化”现象归之于“审美的日常生活化”。另一方面，在置换了“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概念内涵之后，他又不能不承认“日常生活审美化”在当下文化语境中的客观性，希望在“炸油条”的另一面，即审美与实用的关系中解释当下的“日常生活审美化”。由此，理论上的似是而非也就在所难免：在已经发生了巨大改变的现实文化语境里，用一种不变的理想原则、价值体系来生套新的现象、新的问题，总是显得勉强。更何况，我们所说的“日常生活审美化”，并非枢元教授所谓“审美的日常生活化”；他所讲的“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也不是我们讨论的“日常生活审美化”。擦枪走火，其实源于对概念本身的理解与把握根本不同。而这种不同的产生，又与枢元教授在观念上无法接受“日常生活审美化”作为一种当下文化现象，产生了既往美学理想的危机和当代生活的审美价值指向的改变，是直接联系在一起的——只有像枢元教授那样把“日常生活审美化”归于理想主义的美学话语体系，才有可能在“审美的日常生活化”层面将问题的复杂性取消掉，把当下的“日常生活审美化”现象重新简化为“审美活动的实用化、市场化问题”。 二、如何充分正视“日常生活审美化”现象 需要指出的是，枢元教授对我们所讨论的“日常生活审美化”现象的批评，即他在文章中所指称的：“‘审美的日常生活化’，是技术对审美的操纵，功利对情欲的利用，是感官享乐对精神愉悦的替补”，其实还没有从根本上理解“日常生活审美化”何以成为当下现实的美学问题。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弄清楚：其一，“日常生活审美化”是否仅仅归结为“技术对审美的操纵，功利对情欲的利用”、“感官享乐对精神愉悦的替补”？其二，“日常生活审美化”是否简单地属于“审美活动的实用化、市场化”？ 就第一个问题而言，首先，毫无疑问，当代技术的发明和大规模运用，给当代人类审美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改变。这也正如我在《视像与快感》一文中所指出的：“视像的生产高度激化了对于当代技术的利用，同时也进一步凸显出技术力量在人的日常生活审美化方面的巨大作用”。对此，枢元教授也是认同的。他在引用了我文章里的一段活之后肯定道：“这里的判断基本上合乎当前审美生活化的实际。”问题是，对于这样一种改变，对于技术在人类审美领域所拥有的实际话语权，枢元教授是持了一种全然反对态度的。这就与我们对问题的看法，也与当下文化现实有了很大的距离。他引用了包括海德格尔、莫兰、舍勒等在内许多西方学者的话，来证明“这股强大的技术力量并不全是那么美妙、善意，甚至还带有某些负面的影响，甚至还携带着不同程度的促狭、阴邪和险恶”，“这种因科学技术进步引发的‘审美日常生活化’，不但不是人类的进步，恰恰是人类价值的一次令人忧虑的颠覆”。其实，枢元教授所忧虑的，也是我们大家都已经认识到的那些“技术的两面性”。可是，难道因为技术带来“麻烦、伤害和灾难”、“某些负面的影响”，就注定了必须被否弃吗？难道当代人类审美与技术的具体结合便一定“不那么让人乐观”？ 因噎废食，自然不是我们对待现实包括美学问题的态度，当然也不足以成为我们讨论“日常生活审美化”的理论根据。以技术力量的负面性来否定当下文化现实中审美存在的技术特性，否定当代技术发达对于人类审美生活的现实制约性，由此反对“日常生活审美化”对于既往价值的“颠覆”及其新建的价值构造意图，显然是软弱的。既然我们的生活已不再可能退返工业化之前的“前技术”时代，既然人的日常生活已离不开技术的利用，那么，对于技术力量的证明，包括对人类生活与技术关系的美学把握及价值确定，就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这样，所谓“价值的颠覆”便不是没有道理的。这个道理就在于：尽管技术力量及其运用有着种种非人性的“负面”，但它却是当代生活、文化的客观；技术存在、技术力量虽然“并不全是那么美妙、善意”的，但它却实实在在地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包括人的审美活动、审美立场和美学原则。对于人类以往价值体系来说，在不可回返的文化进程中，勇敢地直面自身的崩毁，乃是人类价值重建的前提。当人类审美已开始一定地服从于技术的某些原则时，仅仅指责技术的“操纵”而不是建设性地思考技术的新的美学功能，仅仅“忧虑”“价值的颠覆”而不能直面“价值的重建”及其需要，那不过是一种回避，其实无补于现实本身。其次，技术力量、技术存在的作用，同时也带来了人在日常生活中功利追逐的迅速扩展。它的确造成了感官享乐对精神活动空间的大面积挤压，使得人类审美原有的那种精神满足、心灵滋养功能受到巨大威胁。特别是，随着市场和商业活动的日益扩张，人的日常生活满足日渐进入某种程度的消费逻辑链条。在这种情况下，曾经单纯以人的精神感受为指归的审美活动，在当下文化现实和人的日常生活层面，便不能不把消费性的感性满足纳入自身范围。这是当下文化的基本现实，也是当代人类审美的一个显著表现。对于这一点，枢元教授和我们都没有什么分歧。 分歧在于，怎么看待和理解这一现实？依照枢元教授的立场，他当然是不屑于这样的现实的。而在我们看来，只要理解了下面两个问题，我们便不应怀疑人的现实的感性活动、感性利益及其满足在美学上的权利： 第一，感性存在本来就是人类审美的基本前提，人的感性实现是美学的基本出发点。人的存在包括感性和理性两个方面。人的完整实现，同样是在感性和理性两个方面的充分展开。美学的对象，首先就是人类感性和感性活动。这也正是当年鲍姆加通用“Aesthetics”来命名美学（感性学）的主要原因。而美学之一步一步滑入“理性”的轨道，一方面是出自人们对感性固有的警惕，以为“鄙俗的”感性无力为人的生命拯救、生存完满提供充足的理由，另一方面则源于人们对感性权利的控制要求，希望通过理性权力的实现来驾驭感性的发展空间。正因此，在强大的理性主义的美学理想体系中，人的感性、感性利益及其实现，总是受制于理性权力本身；“美”总是在一种与人的感性利益无关的过程中，屈服于“真”、“善”的利益。美学本身的这种变异，在一个相当长时间里并不为人们的理性认识所警觉。相反，人们似乎已经习惯了在一种制度化的理性体系内部来解决美学本身所必然关注的感性问题——作为感性学的美学又回到了理性的掌控之中，仅仅成为一种知识之学、认识之学，而人的感性利益及其实现仍然是一个问题。其实，美学之为美学，恰恰在于它把感性问题放在自身的审视范围之中，突出了人在感性存在和感性满足方面的基本“人权”，而不是重新捡拾理性的规则。对当代“日常生活审美化”现象及其问题的理解，同样也应该从这样一种美学本来的出发点去进行。 特别是，当代思想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反对并且打破“二元论”的思维旧习。体现在美学问题上，就是反对把人类审美中的感性与理性截然对立，以为感性权利的张扬必然以牺牲人的理性精神为结果，而理性的存在和发展则必定要求人的感性利益无限退位。这就如同人们在遭受到技术威胁的同时，依旧在继续享受技术力量造就的巨大生活满足一样，人在感性与理性两方面的存在与权利，其实并不以相互间的牺牲为必然。单单看到感性存在、感性满足的片面性和不完善，企图以理性权力的不断发达来填充人的感性生命空间，实际上仍是一种绝对对立化的理论思维，仍然没有脱开“二元论”的思维窠臼。以这样的思维来面对当下现实问题、“日常生活审美化”现象，其理论上的“老毛病”也就毕露无遗了。 第二，由于当代生活本身不断扩大的消费性质，当代人类审美活动、包括日常生活的审美追求，在不断提升人的感性利益与满足过程中，进一步张扬了人的日常生存的感性权利。在这个不争的事实面前，人们的态度有两种：一是由于担心感性的扩张带来理性权力制度的削弱，因而强调理性制度的不断强化，并借此强力攻击“市场的阴谋”，以为“人的需要，尤其是人的物质性的需要，其实是有一定的限度的，或者说应当有一定限度的。人的精神需要，并不总是以消耗大量的物质资源为代价的。在现代社会中，花样翻新，层出不穷的商品似乎在不断地满足着大众日益增长的需求；其实，只要看一看每天电视上汹涌而来、气吞山河的广告，就不难感觉到：那看似永无止境的‘大众的需求’恰恰是市场的需要，日益增长的欲望多半是产业制造出来的”，“大众实际上完全是由广告、商品、市场控制的，是由广告商、传媒人、经纪人、管理者、投资人控制的。如若进一步追索，在这一切的后面，则是一套精心算计、精确运转、久经考验、百试不爽的资本的经营体系、金融的运作法则、货币的实用数学”。在这里，枢元教授只是指出了问题的一面，而问题的另一面，即人的欲望除了由“产业制造出来”、大众的需求除了是“市场的需要”以外，当代人本身的感性权利则被彻底忽视了。由此，在上述态度之外的另一种态度的可能性，也就同样被枢元教授所无视：正视当代文化本身的存在事实，在警惕来自市场、资本、文化工业等的控制和操纵的同时，同样警惕理性权力对于人的感性生存的窒息，关注人的感性生存权利及其价值实现，理解人的感性欲望的伦理正当性，看到人的感性生存的实现之于日常生活审美发展的促进。一味指责“市场”、“资本”、“文化工业”当然容易，但这并无济于现实。反对单纯的感性享乐、欲望追逐是应当的，但它不应成为维护和强化理性单一强权的借口，更不应成为反对人的正当感性利益、现实生活快乐的理由。其实，问题的另一面恰恰是：“市场”也好，“消费”也罢，其之所以能满足人的感性欲望，之所以能够成为“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构成，真正的力量还是来自于人自身内在的需要、生活的正当享受权利。 在反对“日常生活审美化”的一部分学者那里，通常还表达了这样一个逻辑，即：“日常生活审美化”只是一部分人的“审美化”和满足需要，广大中国民众还生活在“小康”之外，还不能或没有享受到这样的生活。其如枢元教授所质疑的：“究竟是一部分人的需要，还是大众的需要”？言下之意，“日常生活审美化”十足具有一种反伦理、非理性的罪感。这是一个相当轻率的“阶级的”逻辑。一方面，“一部分人的需要”并不一定是“大众需要”的对立面，“大众需要”也不见得就必然否定了“一部分人的需要”。这就像“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并没有扼杀”大部分人部富起来”的追求，更不是对“大部分人都想富起来”的否定。“日常生活审美化”尽管还限于一种都市现象、部分人的生活事实，但它却是正在发展中的现实，同时也是世俗大众的生活梦想。没有享受到“日常生活审美化”不等于不想享受“日常生活审美化”，这里面并不存在那种绝然对立的“阶级性”。至于“‘购买’已经不是出于实际的需要，‘购买’的固有意义已经不复存在，‘购买’行为本身已经成为一种快感”，更谈不上是一种罪恶。实际上，如果仅仅出于“实际的需要”，审美就不可能发生。人类审美本身就是一种超出了“实际的需要”的快乐追求。因此，当代社会生活中，超出“实际的需要”的“购买”行为本身成为审美的快乐孳生地，也不是“非法的”——这不是一个伦理事实，而是构成为一种审美的事实。这也就是我在《视像与快感》一文里所指出的：“原本作为日常生活的实际消费活动其实已从整个过程中退出，而转向了眼睛的快乐、视觉的流畅，以及由此产生的日常生活的满足感。人们流连忘返于这样的场所，由于既不需要任何实际的理由，也无须任何实际的经济支出，因而可以‘无目的’而‘合’享乐目的”。甚至，在满足感性利益、实现感性追求的生存权利方面，建立在当下文化实践基础上的感性与消费的互动关系（日常生活审美的消费性实现），还带来了一种新的可能，即“‘过度’不仅不是反伦理的，而且成为一种新的日常生活的伦理、新的美学现实”。 进一步来讲，“实际的需要”如果不是仅仅限定于单纯的物质实践，而能够考虑到人的感性生存权利以及这种权利的“实际的需要”的话，那么，“日常生活审美化”之于人的欲望满足的前景，就不是悲观的。只是许多人常常陷于“理性至上”的观念，不愿同时顾及人类感性利益的满足、快乐欲望的实现同样也是一种“实际的需要”，更不愿承认在这样的“实际的需要”领域表达人类审美满足的具体可能性。 按照我们的看法，人的感性生存权利的实现，作为一个当代的美学问题，不能不以抵御过往的制度化理性权力为前提。理性不是一件坏东西，但霸权式的理性却一定不是一件好东西。感性利益不是人类生存的惟一目标，绝对理性主义的精神理想也同样不是衡量一切、评判一切、控制一切的准绳。探讨“日常生活审美化”，目的是提请关注当代生活的感性现实，而不是为了拒绝理性、拒绝理性的合理性。借用枢元教授的话说，就是在张扬“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同时，也并不“放弃精神的守望”。但这一“精神的守望”不应成为人在感性发展道路上的屏障。而在“超越的”精神努力之外，感性生存的人同样不拒绝非超越性的现实生活。享乐的生活尽管不是人的全面健全的生存，但全面的、健全的人类生存却不能没有现世的生活快乐作为基础。 看来，问题依然在于：对于日常生活的感性的审美快乐，究竟是以感性和理性截然对立的方式去把握，还是在承认人的感性享乐合法性基础上加以审视？仅仅把“日常生活审美化”理解为“仍然属于审美活动的实用化、市场化问题”，显然并不能真正有效地解决理性如何能够在“审美化”的日常生活中继续有效行使制度化权力的问题，也不能从根本上解释感性的快乐享受为何得以在当下成为人的日常生活目标。 面对“日常生活审美化”现象及其问题，美学需要的是能够解释问题的现实的立场和态度，而不是某种理想主义的精神自慰。否则，“一个审美化了的生态乌托邦”，在强大的现实面前，也只能是“一个多么脆弱与渺茫的梦幻”！ 以上所述，是我对枢元教授批评的简单回答，以此向枢元教授请教。 原载：《文艺争鸣》200405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