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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道观之

http://www.newdu.com 2017-10-29 中国文学网 王建疆 参加讨论

    
    关于中国有没有自己的美学和文艺学,有没有这两个方面的传统,已经讨论了很多年了。这些讨论的议题又可被归结为传统与现代性的关系问题。我在《学术月刊》2006年11月号上撰文《反思全球化背景下的“传统”和“话语霸权”》,提出了一些与当下人们不同的看法,引起了讨论。我在坚持自己观点不动摇的前提下,换个角度延展自己的观点,继续欢迎批评。
    一、大道之行。天下为公
    《礼记·礼运》中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孙希旦集解:“天下为公者,天子之位传贤而不传子也。”孙中山则将其解释为政权为一般公民所公有。但我认为,“公”除了公有之外,还可以指公义、公道,也可以指公理。凡称得上科学甚至称得上学科的东西,都是离不开公理的。正因为如此,梁启超的名言“学术者,天下之公器也”之“公”,也就成了学术的基准和尺度。近年来,在强调学科特色的同时,有一种学科本土化、地域化、权力化的趋势。已有《中国美学原理》之类的书出版,这就意味着很可能还会有N个国家的美学原理出笼。无独有偶,去年在我审读过的外校研究生学位论文中也有专门写“国家美学”的,乃至这些论者主张除了中国国家美学外,还应延展到中国之外的所谓越南国家美学、老挝国家美学、柬埔寨国家美学等。这种趋势就是在强调学科的地域性和特色的同时忘记了学科的普适性和公理所致,抛开其政治上可能带来的文化专制的危险不说,就学科发展而言其结果只能导致学科的解体。
    科学由严格的定律和确定的学科方向组成。学科方向虽有人文与自然、人文与社会之分,人文学科具有更多的价值判断的色彩和主观卷入的特点,但在学术范式的确定性、研究方法的确定性和研究结论的普适性方面还是具有共性的,具有共享话语特征。从这个角度看,当代中国美学和文艺学用现代汉语表述,借用西方文艺学、美学术语进行理论研究,表现出不同于中国古代文论的话语特征和论理方式,就是题中应有之义。决定目前中西美学、文艺学趋同(同中有异)的关键因素不在于学者自觉的理论探询和自觉的话语方式,而在于学科本身的范导性、普适性。在这个意义上讲,要求任何学科都要讲究中国特色,并不符合学术自身发展的规律。而把追求学科的国家的、地域的特色或特立独行作为美学、文艺学的最高目的,更必然会导致学科自身定位的动摇。
    现在怀疑中国有没有美学的学者,就是基于我们今天的美学是借助于西方范畴或西方话语表述这一现状。这显然是一种误解。当然,强调文艺学、美学的民族性,我是赞成的。但是,有个前提:不能用民族性来代替学科性。现在批评中国没有美学,要重建中国美学的说法大概来自于这种混淆。
    我们承认学科的公理性和普适性,并不等于否认学科发展上的差异性。西方在美学、文艺学方面具有学科规范的先导性,美学(aesthetics)的名称也是西方人提出来的。但这跟民族性没有必然的联系。自然科学就是不讲民族性的。社会科学如经济学、管理学等也不讲。人文学科具有主观介入和价值判断的特点,这决定了美学、文艺学具有一定的民族性,但民族性永远无法取代学科性。学科不存在了,谈学科的民族性岂不成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作为一门人文学科,能否在民族的土壤中生存,关键在于是否关注本民族的存在和需求,能否解决本土的现实问题。我们的文艺学、美学在这方面做得很不够。但其研究对象,学科范畴、问题意识还是没有脱离当下的审美现象和文艺现实。如近年来产生广泛影响的国家教育部“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就比较明显地体现了既注重学科公理、又立足本土的特征。这方面比较典型的有朱立元主编的《美学》,从实践存在论美学原理出发,接着中国当代新儒家的人生论谈审美问题,并把“审美与人生”作为其“美学的基本问题”之一,设专节论述。还有童庆炳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专设第二章“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与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建设”、第五章“社会主义时期的文学活动”等,就不仅凸显了学科公理与民族现实的结合,而且向人们昭示了中国美学、文艺学现代传统的生成。因此,问题在于如何发展中国美学和中国文艺学,而非寻找中国美学和文艺学的存在。当然,我这里讲的中国美学和中国文艺学指的是接受了美学、文艺学学科范式又在中国展开研究或教学的人文学科,而不是脱离世界、背离西方、独立于美学、文艺学普遍原理之外的所谓中国美学原理和中国文艺学原理。
    关于中国有没有美学和文艺学及其传统的问题,我想中国人可以说,外国人也可以说,而且外国的学者说的可能比我们更客观一些。日本学者吉川幸次郎在他的《中国诗史》中认为,鲁迅等的“文学革命”虽然“实行了尊重虚构之作(特别是小说)、普遍使用口语这样的巨大变革”,而且“这一切都是跟直到上世纪为止的文学形态不相连续的。然而,鲁迅不久就中止了小说的写作,专心于‘杂感’文学,这跟过去的尊重非虚构文学的传统有关也未可知。巴金的小说以写‘小人小事’作为宣言,这是对日常性生活的尊重。最近的现在,提倡工农兵自身所写的文学,这是把文学作为非职业性行为的那种观念的连续。又,文学为政治服务,过去曾不很坚决地主张过,现在则被作为绝对的条件来要求。更进而言之,若就文学而言,像这种文学(笔者注:指中国文学)那样地凝视着地上的文学,抑制对神的关心而只凝视人间的文学,是其他地域无与伦比的吧”。在他看来,中国文学的观念、理论、创作从古至今简直就是一个整体,很难分割,形成了中国文学的传统之流。接着他的话,我这里还要提及的是,“复旦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重大项目”的公开招标公告中就有“从周边看中国”的项目。这种选取“他者眼中”的中国美学和文艺学研究也许会矫正中国没有美学和文艺学的虚妄之论的。
    总之,从学科存在的合法性高度看中国美学和文艺学的问题,从公理原则出发,就不会对业已存在的中国美学和文艺学产生怀疑。
    二、道,行之而成
    中国美学、文艺学的百年历史是一个实践的历史过程。鲁迅小说《故乡》的结尾说,世界上本来是没有什么路的,只是走的人多了,就自然成了路。这显然是庄子所谓“道,行之而成”的现代表述。中国美学、文艺学并不是从现成的古代学科中延伸出来的,相反,中国古代并不存在学科意义上的美学和文艺学,有的只是诗话、诗品、文论、书论、画论、乐论等,其美学往往是美学思想,而不是严整的美学专著,更不用说完备的美学教程、讲义了。中国美学是在西方美学学科范式的指引下从介绍西方美学、谈论中国古代审美现象和艺术现象、谈论当前眼下的美学问题人手,逐渐形成自己的美学思想、美学教程、美学讲义和美学体系的,并在一个叫做“美学”的学科中成长起自己的美学家的。这一点,西方学者也承认中国美学的存在,也并未把中国美学纳入西方美学的范围,将其视为附庸。相反,在当今全球化背景下,他们正在积极地尝试与中国美学的沟通和对话。是不是有中国美学,中国美学是独立的还是依附的,是有传统的还是没有传统的,是被西方话语霸权统治了的还是带着学科的脚镣跳舞,都值得认真对待,不可一言以蔽之,而是必须通过现实的存在和主体的实践来确证。王向峰、聂振斌近年出版的《百年中国美学》就列举了十数位现当代中国美学家,并介绍他们的美学思想和美学体系,是比较符合中国美学的历史和现状的,值得我们重视。
    对中国美学传统的怀疑和否定除了来自于对学科规范作用认识的滞后,就是对学科发展级差的认识滞后。2005年,李政道在复旦大学就中国博士后制度建立20周年发表演讲,说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博士后人员之间的差别,实质上在于能否自己寻找和发现具有学术价值的课题。本科生做不到这一点,他的知识多半是老师给的,考试的答案也是老师预设好的。研究生包括硕士和博士,他们的论文题目可能是老师给的,也有可能是学生自己找的,但关于论文的评价指导老师自己是定不了的,而要靠一个导师之外的答辩委员会来确定。到了博士后阶段,尽管研究结果也要靠一个答辩委员会来确定,但博士后论文的题目肯定是博士后人员目己确定的,而且必须是处在学科前沿的。就学科发展而言,也可类推,是否先进,就看其是在引领学科发展还是跟随学科发展或只在普及学科发展。目前我国美学就整体而言尚不能在学科上领跑,我们的许多讨论话题如曾出现过的主体性、主体间性、日常生活审美化等都来自国外,因而只能处于顺应和追随的水平上,这是现实,不能否认。但学科发展水平低跟有没有美学传统是两回事。美学传统是在历史与现实的交汇中生成的,是美学实践的结果。
    中国美学传统既是在实践中生成的,又是在多向度、多途径、多角度的探索中确立的。作为中国美学双峰的朱光潜和宗白华就比较典型地体现了这一特点。朱光潜擅长在对西方美学的译介过程中,结合身边的生活情景和中国文艺的现象,深入浅出地把美学思想加以系统的表述,比较充分地体现美学的系统性和知识性,使人豁然开朗,并由此而成了人们进入美学殿堂的引路人。宗白华虽然也有西学的深厚背景,但更注重通过对中国古代美学资源和美学思想的阐发,揭示中国美学的精神以及民族特色,给人以隽永的启迪。他们的美学研究都没有严格地按照西方美学的逻辑框架展开,但作为美学必备的学科意识、普适属性、审美精神、艺术实践、接受效应等却得到了充分的展现。还有李泽厚、蒋孔阳的美学理论体系以及他们各自的中国古代美学研究,也都很有特色,成为海内外公认的美学家。我们不能忽视他们的存在并进而否认中国美学传统的延续。
    那么,在当代美学家那里体现出来的中国美学传统是指什么呢?
    一是接受西方美学学科规范,博采众长。中国美学接受了传统西方美学、马克思主义美学、前苏联美学、现代西方美学的多重影响,但同时又立足于本土文化,阐发中国古代的审美思想,并在与外来美学的对比研究中发现中华美学的独特精神和存在价值。尤其是近年来对于天人合——中华审美文化之魂的揭橥,对儒、释、道修养美学及其现代意义的阐发,对华夏“美的历程”的发现等等,就展示了中华美学博大精深的思想底蕴,给国外美学界一个灵灵昭昭的中国美学的存在。二是主流美学虽然关注现实,但不热衷于解决现实问题,始终与现实保持一定的距离。在中国大陆并未重视和谐问题的时候,关于和谐美学的讨论在20世纪80年代甚是热闹,而到了当今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和谐问题的时候,和谐美学的课题却似乎被遗忘了。因而这里有一个注重思辨而轻视实践的传统。其利与弊应该是参半的。利在于保持了美学的本体地位,弊在于高明而不中用。三是“接着讲”的传统。现代大儒冯友兰开其先。“接着讲”本是宋明理学的传统,可上溯到唐宋禅宗对公案的讨论。只是接过一个话题各自表述而已。有接着古人讲的,如当下教科书中的“意境”,已不知“是佛说还是魔说”了;有接着洋人讲的,如眼下的“日常社会审美化”;有接着自己讲的,如叶朗的《现代美学体系》,就是接着他自己的《中国美学大纲》讲的。由于各种接口不同,龃龉、抵触时常发生,但在混乱一片的同时,也显出人皆为之,百家争鸣,“风景这边独好”。20世纪50年代的大讨论,即为显例。“接着讲”展示了美学诸公建构中国美学的苦心,使得中国美学传统具有很强的吸纳意识、开放意识、古今关联意识和阐释意识。总之,中国美学正在形成一个以与现实保持一定距离,以开放性、吸纳性、思辨性和关联性为特征的美学新传统。
    中国19世纪末之前就如18世纪之前的欧洲没有美学学科一样,也没有美学学科的存在。但从19世纪末开始,中国不仅有了“美学”一词,而且在自觉和不自觉地进行着美学的建构,并已经形成了美学原理探讨、美学史研究、美学批评、美学运用(实用美学)的系统化、规模化的美学学科。20世纪80年代毕业的美学和文艺学研究生也已经成为美学研究和教学的中坚,正在全球化背景下立足本土,放眼全球,随时捕捉着与国外美学界对话和互动的时机。中国美学就是在这种新旧交替、中西融合过程中不知不觉地走出了自己的路。
    三、道,无为而无不为
    美学是在美学学科范式内自然生成的。中国美学已经有了百年的历史。在当前全球化背景下,自觉的民族美学意识固然十分重要,但美学作为人文学科,毕竟要受学科规范的制约,不可能直接成为抗击全球化影响、树立民族自尊的文化工具,而是耍坚守自己的本体地位,保持学科的独立性。
    美学的建构具有三个相互关联的部分:一是美学史的写作,一是美学原理的建构,一是美学批评的展开。中国美学史的写作目的和效果就在于总结中国古代审美思想,厘清审美思想形成和发展的线索,探讨其中的运行规律,从而坚定中国古代也有美学思想的信念,并尽量找出它对当代美学发展的影响。美学史的写作在西方最早也是在鲍姆加登之后一百多年,西方比较成熟的美学史是英国美学史家鲍桑葵于1892年出版的《美学史》。在此之前,不仅中国没有“美学”一词,更没有“美学史”的说法,而且就连西方也没有“美学史”,因此,既然西方人能把19世纪前自己的审美思想形成和发展历史叫做美学史,那么,有着更悠久文明历史和更丰富审美思想和艺术鉴赏历史的中国古代为什么就不能有自己的美学史?相较于美学原理的普适性,美学史都是以特定文化、特定民族、特定时代、特定地域的审美思想流变为内涵的,是不能用当代的美学理论标准去进行取舍、规范的,因为,所谓美学史实际上就是特定民族走过的特定的审美历史轨迹,不容改变。相反,美学原理的写作却要遵循学科范式的制导。与美学原理构建的公理性原则相比,美学批评具有一定的地域l生和民族性特点。如当下进行的诗歌、美术、音乐、舞蹈的批评,凡是涉及到意境、气韵的无疑就有民族特色,因为意境、气韵等是在中国美学中仍具有很强生命力,而在西方美学中没有的审美形态。但由于美学批评是美学原理的具体运用,因而其特性较之美学史写作相差甚远。当我们明白了美学的这三大部分的特点和功能后,就不会把“中国美学(史)”与“中国美学原理”、“国家美学”之类的伪命题混为一谈,或者自大地标榜什么中国别具一格的美学原理,或者盲目地去讲什么中国没有美学,从而要创世纪般地创建中国美学了。
    大道自然,大道无为。中国美学史是在自然无为的情况下形成的民族审美思想历程。在中国形成的、在西方美学学科范导下的美学,也不是某几位大圣先贤有意为之的产物,而是学科普适性范导的结果,是无为而成的自然。只是到了后现代时期,一切都要重新洗牌,一切都要推倒重来了,本来不是问题的反倒成了问题,本来有问题的反而没有问题了。时下关于重构美学的呼声响彻全球。德国当代美学家沃尔夫冈·威尔施的《重构美学》成了眼下中国美学界引述频率最高的专著。沃尔夫冈是否想开世界美学重构之先,尚不能详。但国内这方面的应和之声渐起,不少学者也在否定中国美学传统存在的前提下呼吁重构中国美学。这种一方面我们在进行美学研究,一方面又说我们的美学不存在或需要重构的背谬,既暴露了美学学科的一些痼疾,这就是主观卷入性和不成熟性,这是美学学科先天的不足;同时也应看到,既然是先天的不足,又有何必要非得推倒重来呢?美学的价值本来就不在于什么体系的重构,也不在于什么学科重新归属,而在于它作为人文学科与人类精神的密切关联。美学毕竟为我们提供了共享的话语和精神漫游的场地。这个场地正在酿造着人类诗意栖居的思想,提供着人文关怀的温暖,为此,我们应该珍惜我们的美学。“治大国若烹小鲜”(老子语),对美学问题为何就不能采取一种无为而无不为的策略,而非要这样折腾来折腾去呢?
    原载:《学术月刊》2007年第5期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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