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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在公安派形成之初和鼎盛之时，公安派作家不知道徐渭为何人，也没有读过徐渭的诗文，因而徐渭对公安派的形成和盛张其实没有产生任何影响；袁宏道识出徐渭时，公安派的创作高峰已过，在此之后，其以“性灵说”为核心的主流文学观念不但没有进步，反而丧失了大部分进步的内容，倒退到传统的文学立场上来；如果说徐渭影响了公安派。这个影响也不是促进了公安派的形成，而是以另一种相并的风格启发了公安派对其自身局限的反思。由此看来，清代以来相沿已久的所谓徐渭“下启公安派之先”的观点是不能成立的，倒不如说徐渭“下启公安派之变”更为恰当。 关键词 徐渭；公安派；影响 清代以来，徐渭一直，而且至今仍被看作公安派的先驱者。这个结论是否正确呢?或者说，徐渭的影响，就其发生的时间而言，是在公安派主流文学观念形成之前，还是在此之后?就其性质而言，是促进了公安派主流文学观念的形成，还是加速了其背离?如是前者，说徐渭是公安派的先驱者当然不错；如是后者，又应该作何解释? 在讨论徐渭对公安派的影响之前，有必要对这个问题加以清理。这是一个相沿成习的认识，关于它的由来，要从袁宏道识出徐渭说起。徐渭去世后五年(万历二十五年)春，袁宏道在会稽(今绍兴)的朋友陶望龄家里读到了徐渭的文集。同年，袁氏在写给友人吴敦之的信中提及此事说：“自春徂夏，游殆三月，由越返吴。……其他琐琐者，固不暇辱纸笔。所可喜者，过越，于乱文集中识出徐渭。”(《吴敦之》)在万历二十七年所作的《徐文长传》中还对此事作了详细的描述： 一夕坐陶编修楼，随意抽架土书，得《阙编》诗一帙，恶楮毛书，烟煤败黑，微有字形。稍就灯间读之，读未数首，不觉惊跃，急呼石篑：“《阙编》何人作者，今邪古邪?”石篑曰：“此余乡先辈徐天池先生书也，先生名渭，字文长，嘉隆间人，前五、六年方卒。今卷轴题额上有田水月者，即其人也。”余始悟前后所疑，皆即文长一人。又当诗道荒秽之时，获此奇秘，如魇得醒。两人跃起，灯影下读复叫，叫复读，僮仆睡者皆惊起。余自是或向人，或作书，皆首称文长先生。有来看余者，即出诗与之读，一时名公巨匠，浸浸知向慕云。 袁宏道“识出徐渭”并对他大加推扬这一事实，是后来所谓“先驱说”之所本，而其对徐渭其人其文近乎痴狂的激赏则是“先驱说”产生的直接原因。袁氏曾认为徐渭是“今之李、杜”，甚至认为徐渭的诗歌在某些方面比李贺、杜甫、苏轼写得都好，至于何景明、李梦阳之类，更不在话下。其《冯侍郎座主》云： 宏于近代得一诗人曰徐渭，其诗尽翻窠臼，自出手眼。有长吉之奇，而畅其语；夺工部之骨，而脱其肤；挟子瞻之辨，而逸其气。无论七子，即何、李当在下风。 在这个认识基础上，袁氏评价徐渭“一扫近代芜秽之习”，并预言其文学成就“百世而下，自有定论”。袁氏对徐渭文学的评价如此之高，那么徐渭文学对袁氏产生某种影响，甚至袁徐之间存在某种传承关系，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了。第一次明确提出徐渭与公安派之间存在着某种谱系关系的，是《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徐文长集》： 其诗欲出入李白、李贺之间，而才高识僻，流为魔趣。选言失雅，纤佻居多。譬之急管么弦，凄清幽渺，足以感荡心灵，而揆以中声，终为别调，观袁宏道之激赏，知其臭昧所近矣。其文则源出苏轼，颇胜其诗。故唐顺之、茅坤诸人皆相推挹。……“盖渭本俊才，又受业于季本，传姚江纵恣之派。不幸而学问未充，声名太早。一为权贵所知，遂侈然不复检束。及乎时移事易，诧傺穷愁，自知决不见用于时，益愤激无聊，放言高论，不复问古人法度为何物。故其诗遂为公安一派之先鞭。而其文亦为金人瑞等滥觞之始。苏轼曰：“非才之难，处才之难”，谅矣。 关于徐渭的谱系，其所勾勒的诗谱是：李白／李贺→徐渭一袁宏道(公安派)；文谱是：苏轼→唐顺之／茅坤等(唐宋派)→徐渭→金人瑞等。关于徐渭对公安派的影响，其所下的结论是：徐渭“失雅”甚至“纤佻”的语言，与“温柔敦厚”的儒家诗教相背离的“别调”风格，以及“放言高论，不复问古人法度为何物”的叛逆态度，与袁宏道“臭味所近”，因而“其诗遂为公安一派之先鞭”。 作为官方评价，这一结论对后世产生了压倒性的影响。此后论者递相祖述，措辞虽然时有不同，却都异口同声地把徐渭看作唐宋派的继承者和公安派的先驱者。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 据说唐顺之很赞赏他的文章，茅坤又错把他的文章看作唐顺之的作品。袁宏道也竭力称扬徐渭的文章，说他“一扫近代芜秽之习”。可以认为，徐渭应属于复古主义的反对派，上继唐宋派的馀绪，下开公安派的先声。 在判断徐渭对公安派的影响时，措辞上用“先鞭”也罢，“先声”也好，都是把徐渭放在“上继下开”之类的谱系上加以定位的，都是以袁宏道对徐渭文学的“竭力称扬”为依据的。此后，继续有人认为徐渭对公安派“具有启发及先驱的作用”，并将徐渭与李贽等一起作为“公安派的先驱”加以论列。直到近来，也还有学者说，徐渭具有“下启公安派之先的地位与作用”。 然而，“先驱说”(或称“启先说”)在两个最基本的立足点上存在着问题。既云“先”，前者的影响在时间上必须施于后者形成之前或形成之初；既云“启”，前者的影响在性质上必须对后者具有一种“导夫先路”的开启或促进作用。那么，第一，徐渭对公安派主流文学观念的影响发生在何时?这个影响的走势如何呢?第二，徐渭的影响是促进了公安派主流文学观念的形成还是加速了其背离? 先看第一个问题。 “性灵说”是公安派的主流文学观念，这一观念的形成是以三袁第一次拜见李贽为始点的。袁中道在《吏部验封司郎中中郎先生行状》中指出了李贽对袁宏道的影响： 先生既见龙湖，始知一向掇拾陈言，株守俗见，死于古人语下，一段精光，不得披露。至是浩浩焉如鸿毛之遇顺风，巨鱼之纵大壑。能为心师，不师于心；能转古人，不为古转。发为语言，一一从胸襟流出，盖天盖地，如象截急流，雷开蛰户，浸浸乎其未有涯也。 可见，袁氏以“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为主要特征的“性灵说”是李贽影响的结果，具体地说，是李贽“童心说”影响的结果。正如谈蓓芳先生所言：“袁中道在《吏部验封司郎中中郎先生行状》里已经明确地叙述了李贽对袁宏道的思想影响，现代学者钱伯城先生等也已正确地指出了袁宏道的‘性灵说’来自李贽的‘童心说’。所以，他的这种与‘闻见知识’相对立的‘性灵’，其实也就是李贽所说的‘童心’。”据袁中道《柞林记谭》，三袁第一次拜见李贽是在“庚寅 (万历十八年)春”，这一年可以看作公安派主流文学观念形成的始点。上文已经指出，公安派第一次知道徐渭其人其文是在万历二十五年春，毫无疑问，这是徐渭影响公安派的始点。也就是说，在公安派形成之前或形成之初，他们还不知道徐渭是谁，也没有读过他的作品。换句话说，徐渭对公安派的形成没有、也不可能产生任何影响。 徐渭对公安派的影响不仅迟至万历二十五年，而且这个影响在此后还有所减弱。这要从袁宏道对徐渭评价的微妙变化说起。袁氏对徐渭其人其文的崇高评价已如上述，然而随着认识的加深，这一评价已经有所降低。在“识出徐渭”的第二年，袁氏在《答梅客生开府》中说：“今代知诗者，徐渭稍不愧古人。”不说“不愧古人”，而说“稍不愧古人”，激赏的程度已有所降低。袁氏于万历二十七年写了著名的《徐文长传》，并在此后不久所作的《答陶石篑》一书中说：“《徐文长传》虽不甚核，然大足为文长吐气。”可见，该传出于“为文长吐气”的目的，有有意对徐渭其人其文加以夸饰的“不甚核”成分。也就是说，袁宏道对徐渭的实际评价比该传的字面评价要低一些。 不仅如此，这个打了折扣的评价还有继续走低的倾向。袁宏道的《徐文长传》其实有两个版本：一是万历二十八年刊本《徐渭长兰集》所载的那个最早版本，一是署名“万历戊申(万历三十六年)冬勾吴袁氏书种堂校梓”的《瓶花斋集》卷七所载的经过修改的版本。这两个版本颇为不同。从袁氏《潇碧堂集》卷十《哭江进之序》和卷十八《袁无涯》二文来看，袁宏道于万历三十四年(39岁)正准备“刻《瓶花》、《潇碧》二集”。可见《瓶花斋集》曾经袁宏道本人亲手编定。大约随着对徐渭认识的加深，他自感前《传》“不甚核”，于是在八年后将此文收入《瓶花斋集》时作了删改，两个版本的不同即由此而来。通过对比后传对前传的修改，我们可以了解袁宏道对徐渭评价的变化。后传850字，比前传少374字，其中删除的内容主要有： 余少时过里肆中，见北杂剧有《四声猿》，意气豪达，与近时书生所演传奇绝并，题曰“天池生”，疑为元人作。后适越，见人家单幅土有署“田水月”者。强心铁骨，与夫一种磊块不平之气，字画之中宛宛可见。意甚骇之，而不知田水月为何人。……(石篑曰：)“……先生名渭，字文长，嘉隆间人，前五六年方卒。今卷轴题额上有‘田水月’者，即其人也。”余始悟前后所疑，皆即文长一人。又当诗道荒秽之时，获此奇秘，如魇得醒。……余自是或向人，或作书，皆首称文长先生。有来看余者，即出诗与之读，一时名公巨匠，浸浸知向慕云。……文长与胡公约，若欲客某者，当具宾礼。非时辄得出入，胡公皆许之。……信心而行，恣意谈谑。了无忌惮。……公所以饵汪、徐诸虏者，皆密相议然后行。尝饮一酒楼，有数健儿亦饮其下，不肯留钱。文长密以数字驰公，公立命缚健儿至麾下，皆斩之，一军股慄。有沙门负赀而秽，酒间偶言于公，公后以他事杖杀之，其信任多此类。胡公既怜文长之才，哀其数困，时方省试，凡入簾者，公密属曰：“徐子天下才，若在本房，幸勿脱失。”皆曰如命。一知县以他羁后至，至期方谒，公偶忘属，卷适在其房，遂不偶。……当其放意，平畴千里，偶尔幽峭，鬼语秋坟。文长眼空千古，独立一时……。一日饮其乡大夫家，乡大夫指筵上一小物求赋，阴令童仆续纸文余进，欲以苦之。文长援笔立成，竟满其纸，气韵道选，物无遁情，一座大惊。……予不能书，而谬谓文长书决当在王雅宜、文徵仲之上，不论书法而论书神，先生者诚八法之散圣，字林之侠客也。……或槌其囊。 增加的内容主要有： 盖不佞生三十年，而始知海内有文长先生，噫，是何相识之晚也!因以所闻于越人士者，略为次第，为《徐文长传》。……徐渭字文长，为山阴诸生，声名藉甚。薛公蕙校越时，奇其才，有国士之目。……虽其体格时有卑者，然匠心独出。有王者气，非彼巾帼而事人者所敢望也。文有卓识，气沉而法严，不以模拟损才，不以议论伤格，韩、曾之流亚也。……欧阳公 所谓“妖韶女老，自有馀态”者也。修改的内容则有：(1)将前传“当时所谓达官贵人，骚士墨客，文长皆叱而奴之，耻不与交”，改为“当时所谓骚坛主盟者，文长皆叱而奴之”，并删去了“耻不与交”四字；(2)把“显者至门，皆拒不纳，当道官至，求一字不可得”，改为“显者至门，或拒不纳”，易“皆”为“或”，并删去了“当道官至，求一字不可得”一句。 可以看出，这些增删修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袁氏删除了前传中“不甚核”的传说成分以及其他“大足为文长吐气”的部分过量之词，从而淡化了徐渭其人的传奇色彩。例如，删除了约以宾礼、恣意谈谑、参预军机、缚斩健儿、杖杀沙门、密嘱簾官、小物求赋、自槌其囊等传奇之事；删除了“获此奇秘，如魇得醒”、“眼空千古，独立一时”、“八法之散圣，字林之侠客”等激赏之语。二是增加了对徐渭诗文的否定性评价。前传对徐渭诗歌的态度是激赏的，不存在任何否定性评价，而后传的这一态度不仅有所减弱，而且还流露出对徐渭诗文的局部否定。如说徐渭诗“体格时有卑者”，而其文则“不以模拟损才，不以议论伤格”，犹言其文有“模拟”和“议论”的不足，只是尚未达到“损才”和“伤格”的严重程度，肯定中已含有否定的成分。三是很小心地交待了此传的信息来源。所谓“以所闻于越人士者，略为次第，为《徐文长传》”云云，就是这个意思。这就是说，尽管他此次修改差不多已将原传中对徐渭其人其文的“过量之词”删削殆尽，仍然担心其中有“不甚核”的成分，因而十分小心地作了交待。由此可以认为，至迟到万历三十六年袁宏道修改《徐文长传》时，他对徐渭文学的评价已有所降低。与此相应，徐渭文学对袁氏的影响也相应地表现出减弱的势头。 再看第二个问题。 何天杰先生曾经指出：“袁宏道对徐渭的陷入痴迷的激赏，事实上也是他的文学思想和创作发生了又一次重大变化的标志。”这些变化诚然有“重新向现实人生回归”的积极一面，但是也有从进步的文学主张退回到传统文学立场的消极一面。要回答这个问题，可以以袁宏道为例考察公安派的主流文学观念在此后的变化。有的研究者已经指出：“袁宏道论古今、真赝、性灵之语，大都见于其前期的诗文集中，可以说主要反映了他前期文学批评的观点。至于其后期则不论是批评还是创作，均趋于平淡。……这时他以淡为性灵说的最高境界，原先露、俗、趣等特点都渐渐消褪。”那么，袁氏“性灵说”的本质特征的“消褪”起于何时?袁氏后期文学观念走向了“性灵说”的反面是一种进步呢，还是一种倒退?早在1990年，章培恒先生和谈蓓芳先生已对此作出了回答。他们认为，“袁宏道的‘性灵说’实有前、后期之分”，可以“把万历二十七年己亥(1599)作为划分袁宏道前后期的分界线”，其前期的“性灵说”继承并发展了李贽的“童心说”，“具有较通常所理解的更为积极的意义”，而“在他后期的‘性灵说’中，与李贽‘童心说’相通的内容已完全消失；他主张写‘性灵’，也就与一般的所谓写真情实感没有多大差别，何况还给加上了‘淡”是物之真性灵’的限制。在这样的情况下，他的‘性灵说’如果还有什么积极意义，那也只有反对拟古这一点了”。李庆先生也认为，袁宏道的主流文学观念在“创作方法和作品风格”上，发生了“从率性而作到讲求工炼的变化”，在“对传统的经典作品的评价”上，发生了“从‘不可以优劣论’到奉为楷模的变化”，并认为都“表明了他从早期立场的退却，早期的锋芒钝化了”。 可见，公安派形成之初和鼎盛之时，不知道徐渭为何人，也没有读过徐渭的诗文，因而徐渭对公安派的形成和盛张没有产生任何影响；袁宏道识出徐渭时，公安派的创作高峰已过，在此之后，其以“性灵说”为核心的主流文学观念不但没有进步，反而丧失了大部分进步的内容，倒退到传统文学观念的路径上来；如果说徐渭影响了公安派，这个影响也不是促进了公安派的形成，而是以另一种相异的风格启发了公安派对其主流文学观念的反思。由此看来，清代以来相沿已久的所谓徐渭“下启公安派之先”的观点是不能成立的，倒不如说徐渭“下启公安派之变”更为恰当。 原载：《学术论坛》2007年第8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