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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骚》“求女”之喻义，迄今已成为各异其说的千古悬案。对这一争鸣课题，或拘执于楚，在误区内求解；或长于突破误区、注目于九州立论，却短于据理剖析而未能提供有力的论据。重新审视诸说，笔者认为“求女”喻求九州贤君、贤诸侯是确解，其余各说均非是。本文从古代文化心理学的新角度，拟就梳理主要异说及其得失，九州“求女”说之外证、内证，“求女”的标准、复杂心态，以及前后篇诗人自我形象的性别转换的原因予以新论。所论不敢云必是，倘游谈无根，唐突屈子、时贤，恳望治骚专家指谬。 １ 梳理、评说“求女”喻义的主要异说，可以纵向、横向地把握这一争鸣课题的概貌，以便治骚者比较研究诸解而求索确解，不再徒乱人意。 “求女”喻义似乎已成不解之谜，异说歧解甚多。综括言之，大抵可分为五类： （一）“求贤臣”说，以王逸《楚辞章句》为代表而首创其说。五逸注“哀高丘之无女”云：“女以喻臣。”注宓妃诸女云：“宓妃神女以喻隐士”、“佚女以喻贞贤”、“二姚喻博求众贤”。《楚辞章句·离骚序》亦云：“宓妃佚女，以譬贤臣。”《文选》吕向注“无女”云：“女，神女，喻忠臣也。”宋钱杲之云：“女喻贤臣可配君者”［（１）ａ］明闵齐华云：“无女，喻无贤臣。一云无贤君。前有众女嫉余之蛾眉，则指贤臣者为是。”［（２）ａ］刘梦鹏云：高丘之“女，美女，比贤者。臣之事君，犹女之事夫。正士入朝见忌，犹之美女入宫见妒。”［（３）ａ］戴震云：“淑女以比贤士，自恃孤特，哀无贤士与己为侣，此求女之意也。”［（４）ａ］詹安泰先生的《离骚笺疏》从“求贤臣”说，谓“以女比喻居高位的贤者”。王泗原先生的《楚辞校释》亦从“求贤臣”说，注“高丘无女”云：“女，美女，以喻贤者。” 由“求贤臣”说衍绎、发展而来的异说亦甚有影响：其一，“求后妃”说。钱澄之云：“是时楚宫南后、郑袖并宠于王，袖与靳尚辈表里惑君，后不之问，谗与佞比，此王所以终不悟也。故思得贤女，正位宫中，以废嬖而沮谗也。”［（５）ａ］林云铭云：“郑袖专宠，缘君不明其德相配，故以古贤后为感讽之微词。”［（６）ａ］同时，林氏还将“叩阍”所求者与“求女”两取其说而分释之：“因求见帝而不得，意谓知我之人，竟无可求索矣；然岂无类我之人，可取以相配，免为我茕独乎？故有求女一着。”［（７）ａ］他以帝为“知我之人”，实指楚王；以古贤后感讽郑袖为“类我之人”。殊不知古贤后及其暗讽之郑袖皆非“类我之人”。诗人于楚已无“类我之人”可求。林仲懿云：“托为求女之词，以刺郑袖，而讽怀王也。”［（１）ｂ］陆侃如、高亨先生等《楚辞选》从诸林说。姜亮夫先生实亦从诸林说。姜氏云：“《离骚》中的求宓妃、求二姚、求佚女等，是表示求贤。”“怀王的妃子郑袖祸国殃民。”“《离骚》中举出的三个贤女（孚按：宜称四个贤女），隐含着诗人对楚君荒淫的谴责。”［（２）ｂ］其二，“求通君侧之人”说。清梅曾亮认为“世溷浊而不分兮，好蔽美而称恶”前，乃“言君之不可求，而归罪于左右之蔽鄣；此下言所以通君侧之人。”（《古文词略》）梅氏“求女”喻“求通群侧之人“说，深为游国恩先生所推许而力主此说。游氏《离骚纂义》云：“所谓女者，非指君，亦非指臣，乃隐喻可通君侧之人耳。”其三，“求志同道合之人”说，其说首倡者亦为王逸。他说：“无女，喻无与己同心也。”（《楚辞章句》）阎简弼先生《离骚注》释“聊浮游而求女”云：“求女，回应前文，指寻求同志之人。”（见北京大学《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金开诚先生力主“求志同道合之人”说。［（３）ｂ］以上诸解均非是。顺便提及“求女”解之尤谬者·屈复云：“楚国尽为朋党，丈夫中无可语者。女中或有，亦未可知。”［（４）ｂ］屈氏以为巾帼远胜须眉，将“女”视为无所喻指的真女性。而张惠言又坐实呆讲为：“高丘无女，伤椒兰也”［（５）ｂ］。 （二）“求楚君”说。明确提出此说，始于明人。陈与郊云：“哀女，哀无君也。今曰反顾楚焉则可，可云哀楚之无臣乎？”［（６）ｂ］汪瑗云：“女，神女，盖以比贤君也。”“屈子之意直取佚女之美以喻贤君耳。”［（７）ｂ］“贤君”，指楚君。李陈玉云：“言求女者，求贤君之譬也。”［（８）ｂ］此“贤君”，亦指楚王。清奚禄诒云：“高丘之无神女，断指君说，怀王留秦未返也。下面宓妃有娀二姚皆帝室之女，皆喻怀王。”［（９）ｂ］刘永济先生撰《屈赋通笺》坚信“求楚君”说，以为“求女”见拒隐喻诗人对怀王“再三求悟君心之事，言中必有物。”蒋天枢先生撰《楚辞校释》亦力从“求楚君”说，注“高丘无女”云：“此女字与下文‘相下女’及第二部‘岂惟是有女’之‘女’义同，皆谓顷襄。”潘啸龙先生比附《史记·楚世家》、《战国策》之史料，未能坚持他所强调的“诗人整体构思中的一条鲜明的比兴线索：即‘男女君臣之喻’”，而误认为“至于这个‘宓妃’，将她当作继怀王被拘以后上台的顷襄王的象征，恐怕倒很适合的。”［（１０）ｂ］林明华先生云：“‘叩帝阍，求佚女’表现了诗人想再说楚王，重组班子，以图东山再起的意图。”［（１１）ｂ］“求楚君”说亦不可从。 （三）“求楚君臣”说，此说亦导源于王逸。他注“勉升降以上下兮，求榘矱之所同”二句时云：“言当勉强上求明君，下索贤臣，与己合法度者，因与同志共为治也。”王逸注骚，常不一其说而自相矛盾。洪兴祖《楚辞补注》驳诘曰：“升降上下，犹所谓经营四荒、周流六漠耳，不必指君臣。”然其后仍有承传、发挥王逸之说者。如张惠言以为，“求女”乃“以道诱掖楚之君臣卒不能悟。”［（１）ｃ］马茂元先生的《楚辞选》称赏此说云：“旧说，以求女喻思君，基本上符合于屈原当时的心理状态。可是所谓‘女’，决不仅仅是象征君。张惠言认为这一段是说‘以道诱掖楚之君臣卒不能悟’最为切合原文本义。”汤炳正先生的《屈赋新探》亦力主“求楚君臣”说，认为“‘驷玉虬以乘鹥兮’一大段，及‘为余驾飞龙兮’一大段，对上天下地，周游八荒的描写，都带有浓厚的游仙飞升的色彩。但诗人对此，只不过是借以抒发自己追求明君良臣、共施‘美政’的理想而‘上下求索’的迫切心情，也就是他所说的‘勉升降以上下兮，求榘矱之所同’。”又云：“既然高丘为楚地名，则‘无女’之喻，实指楚国无女，非指上文‘阆风’神境无女。”（《楚辞类稿》）足见汤先生乃注目于楚国“求女”，以“求女”喻指“追求明君良臣”、共施‘美政’的理想而‘上下求索’的迫切心情。”“求楚君臣”说，拘执于楚求解，殊悖男女君臣之喻。 （四）“求九州贤君”说，始创于朱熹，蒋骥亦力主此说。朱熹注“往观四荒”云：“将往观乎四方绝远之国，庶几一遇贤君。”注“高丘无女”云：“女，神女，盖以比贤君也。于此又无所遇，故下章欲游春宫，求宓妃，见佚女，留二姚，皆求贤君之意也。”［（２）ｃ］蒋骥注“四荒”云：“举天下而言。”注“高丘无女”云：“女，神女，喻贤诸侯。”注“闺中既以邃远兮”则云：“闺中兼指上帝神女言，比四方之贤君也。”而注“指西海以为期”又云：“专言西者，因怀楚中止。”［（３）ｃ］“求九州贤君”说最契合文义。但应当明确的是，“求女”所喻指的列国贤君、贤诸侯，宜泛指而不可确指；一坐实则穿凿附会。如清陈远新云：“女当比大国之贤君，可入事者。盖上征喻往西周，帝即西方美人。周为秦有，已无贤君，故谓之无女，言秦不可入而事也。”［（４）ｃ］此说坐实呆讲，大谬。有人又误认为“指西海以为期”乃赴秦求贤君。如李光地云：“是时山东诸国，政之昏乱，无异南荆，惟秦强于刑政，收纳列国贤士，一言投合，俯仰卿相，士之欲急功名，舍是莫适归者。是以览观大势，属意于斯，所过山川，悉表西路。然父母之邦可去，而仇ｃｈóｕ＠④之国不可依。”［（５）ｃ］李氏以幻境中取材的地域性并附会当时的历史背景，坐实强索其解。若依李氏臆解，则以昆仑为归宿的上下求索及其后的求宓妃诸女岂不皆指欲赴仇ｃｈóｕ＠④之秦国去求贤君？同时，前文既云赴秦“求女”见拒，后文又说欲投秦，岂不自相矛盾、殊乖文义？何况仇讐之国既不可依，又何以腆颜数依之？显然，一旦坐实，屈原则成为失落爱国炽情和高洁品格的游士，而且亦使变幻的文心杂乱而不可理喻。此说实乃梦中说梦。魏炯若先生的《离骚发微》肯定“确指”说，认为“从前已经有人怀疑宓妃以下都有事实不同泛设。”将泛指化为确指涉凿。 （五）“求理想人物”说。首倡此说者似为文怀沙先生。其《屈原集》注“高丘无女”云：女指“理想的对象”。然于他处又谓“求女”乃“象征热爱祖国的精诚”。前后游移，难以了然其取向。其后坚主“求理想人物”说者为胡念贻先生。其说实即“或求他帮贤君或求楚贤臣”说。他的《楚辞选注及考证》注“哀高丘无女”云：“女：指理想人物和理想事物。”注“聊浮游而求‘女’”之“求女”又云：“回应上文，寻求理想的人物。”理想人物何所指？注中并未明释之；幸详释于《楚辞考证·贰离骚》中。他说：“到下界去寻求，寻求什么？求女。这‘女’就是比喻他的理想”，“屈原的理想，当然是当时新兴地主阶级的理想，具体说来，也离不了合乎新兴地主阶级标准的贤君贤臣之类。所以《离骚》里面的‘女’，有时看起来象指贤君，有时看起来象指贤臣。例如求宓妃，求有娀佚女、有虞二姚，似是求贤人，而‘岂惟是其有女’，‘聊浮游而求女’，又似乎是要外出求诸侯。它本身是比喻，你可以把这个看成像它，把那个看成像它。”胡先生谓宓妃诸女喻指楚贤人。又谓“岂惟是其有女”、“聊浮游而求女”隐寓他邦诸侯，似区分之迹宛然；但他在“聊浮游而求女”注中却又云：“回应上文”，指宓妃诸女。自相矛盾，令人不知其何所据而云然。其实后半篇之诸女喻义，并无差异可言。胡先生随处而异、”不一其说的“求女”解，虽有一定的影响，然其说实不足据。 总之，对上述诸解，我以为“求女”喻求九州贤君、贤诸侯为确解。此解能突破认识误区、注目于九州求解，是其得；其失是未熹、蒋骥驳诘异说尚未深入论证而提出有力的论据。而“求女”喻“求贤臣”说、“求后妃”说、“求可通君侧之人”说、“求志同道合之人”说、“求楚君”说、“求楚君臣”说及“求理想人物”说，乃误解或曲解。诸解虽在认识误区探索、论证，亦颇能启迪读者的思路，有助于深化“求女”的评说和争鸣，是其得；注目于楚这一认识误区求解，是其失。究其失误的原因，概言之有三：其一、运用“男女比君臣”模式探讨“女”之喻义时，对前后篇未能区别对待而一律注目于楚求解。其实，前半篇可注目于楚解“蛾眉”、“众女”，而后半篇“求女”之“女”，则宜注目于九州索解。其二、切断上下篇文意联属的艺术构思、整体结构，以自圆其于认识误区中的“求女”解。其三、迄今或回避或未能真正回答一个关键性问题：诗人为何从以倩女自况转换为以男性的外在形貌“求女”？在三者中其一是主导性的致误之由。对“求女”喻“求列国贤君”说，游国恩先生以为“谬”（《离骚纂义》），古今持此见者亦不乏其人。究竟是谬解还是确解？皆有待实证与深入论证才能加以判定。 ２ 那末，判定“求女”喻求九州贤君、贤诸侯的确据何在？ 西周以来，在“男女比君臣”模式中，男喻君、女喻臣，已为人们广泛认同。笔者不拟于本文再作探源研究［（１）ｄ］。本文着重从“男女比君臣”模式中探索“女”在相对的尊卑序列中又可喻君的实证。 （一）《周易》藉象喻意，在男女象喻君臣的同时，女在相对的尊卑序列中亦可隐喻君。例如： 贯鱼，以宫人宠，无不利。（《剥·六五》） 剥卦六五爻辞以男女喻君臣的方式，表现出作者阴阳相济而又重阳抑阴的思想观念。“贯鱼”象征“宫人”，即后、夫人、嫔、妾；“鱼”为隐语，象征女性。六五阴居尊位，自身及其余四阴爻承阳，象喻王后率领宫嫔承宠于君（上九喻君）。因此虽处《剥》时而无所不利。李鼎祚《周易集解》引何妥曰：“夫《剥》之为卦，下比五阴，骈头相次，似‘贯鱼’也。鱼为阴物，以喻众阴也。夫‘宫人’者，后、夫人、嫔、妾各有次序，不相渎乱，此则贵贱有章，宠御有序。六五即为众阴之主，能有贯鱼之次第，故得‘无不利’矣。”极是。上九之于六五及其以下四阴爻为男女比君臣。但六五阴居阳位、君位，又为其余诸阴之主。具言之，在王、后、夫人、嫔、妾尊卑序列中，王之于后，为男女比君臣；而后之于夫人等亦为君臣关系。可见《周易》藉象喻意，为诗人提供了男女象喻君臣、女亦可喻君的哲理依据。 （二）、春秋战国时代的时尚，是以男女象喻天子（周王）、诸侯、卿大夫间按尊卑序列形成递系式的君臣关系。 先看周天子（周王）与诸侯的关系如何象喻。例如： 若狄公子，吾是之依兮，镇抚国家，为王妃兮。（《国语·晋语三》） 韦昭注曰：“言重耳当伯诸侯，为王妃偶。”即霸主晋文公重耳对周天子而言，是周王配偶，犹夫妇相偶；以此象喻君臣关系。 再看王与公、诸侯与卿大夫之际如何象喻。例如： 故天有三辰，地有五行，各有妃耦。王有公，诸侯有卿，皆有贰也。（《左传·昭公三十二年》） 所谓“有贰”，乃有偶之意。亦即王与公相配，公为王之偶；诸侯与卿相配，卿为诸侯之偶。君臣相配犹夫妇相偶。值得玩味的是，若递系为尊卑序列，则为王（天子）→公、诸侯→卿。其间公与诸侯处于同等地位，故公、诸侯对上既为天子配偶，为女、为臣；对下又为男、为君，卿为其配偶，为女、为臣。换言之，公、诸侯在上述序列中，是前后两个（注目于九州与注目于诸侯国）“男女比君臣”模式的交叉点，亦女亦男，亦臣亦君。因此，谓“女”可喻诸侯国君，是就注目于九州的尊卑序列时诸侯先后承递的地位而言。 （三）、春秋时代，在赋诗“微言相感”、“断章取义”中，亦有含蓄地以男女象喻霸主与诸侯的君臣关系之实例。所谓“微言相感”即赋诗者不直陈其志，而通过所赋之诗的感发、引申、联想，主观上于字外衍生出某种象征意味。所谓“断章取义”，就是以所赋之诗为媒介，割裂曲解篇义而赋予新义。“断章取义”与“微言相感”，实质上毫无二致。例如。 晋侯使韩穿来言汶阳之田，归于齐。季文子饯之，私焉，曰：“大国 制义以为盟主，是以诸侯怀德畏讨，无有贰心。谓汶阳之田，敝邑之旧也，而用师于齐，使归诸敝邑。今有二命，曰：‘归诸齐！’信以行义，义以成命，小国所望而怀也。信不可知，义无所立，四方诸侯，其谁不解体 ？《诗》曰：‘女也不爽，士贰其行。士也罔极，二三其德。’七年之中 ，一予一夺，二三孰甚焉？士之二三，犹丧妃耦，而况霸主？霸主将德是 用，而二三之，其何以长有诸侯乎？（《左传·成公八年》） 汶阳之田，原为鲁地，后被齐侵占，之战后，晋逼齐归还鲁地；而今晋又令鲁将汶阳之田还齐。鉴于晋侯反复无常，鲁卿季文子赋弃妇诗《卫风·氓》以维护鲁之利益。季文子由原诗感发联想而引申出象征意味：以女象喻诸侯鲁成公，而用负心的男子喻指失信的霸主晋侯，即以男女相偶隐喻霸主与诸侯间的君臣关系。因为霸主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号，挟天子以令诸侯。霸主与诸侯间实质上已成为君臣关系，故以男女喻之。霸主居于天子与诸侯之间，亦于上为女、为臣；于下为男、为君。值得注意的是，以女喻鲁君，乃就注目于九州与霸主相对而言；若注目于鲁，则鲁君必喻之以男而不能以女喻之。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典籍充分表明，诸侯国君于国内皆以男喻之而毫无例外。如韩婴《韩诗外传》卷七，即可资佐证：“宋玉因其友见楚襄王，襄王待之无以异，乃让其友。其友曰：‘夫姜桂因地而生，不因地而辛；女因媒而嫁，不因媒而亲。子之事王未耳，何怨我乎？’”在这则战国时期的故事中，即用男女象喻楚襄王与宋玉的君臣关系。 依据上述典籍提供的实证，再来分析诸“求女”解之喻义。持“求楚君”、“求楚君臣”说者，既然将“女”限定于楚，依据“男女比君臣”模式，“女”就决然不可象喻楚君。因为以女况楚君，无论喻指怀王或襄王，都颠倒男女象喻君臣的尊卑关系，有悖“坤道……妻道也，臣道也。”［（１）ｅ］“乾道成男，坤道成女。”［（２）ｅ］屈原身为楚臣，对楚王决不会有违君臣名分，也不可能突破已成为社会文化心理定势而具有约定俗成性的“男女比君臣”模式。因此，上述二说注目于楚探讨“求女”喻义，皆在误区内求解，无从求得确解。而“求贤臣”说及其衍生的“求可通君侧之人”说、“求志同道合之人”说、于楚“求理想人物”说等亦注目于楚求解，从表面上看似可以女喻之，但那时诗人已不具备为国求贤的身份、条件；同时，楚已无“贤臣”、为他“可通君侧之人”、“志同道合之人”和“理想人物”可求。这从诗中即可得到确证：在第一大段已云：“吾法夫前修兮，非世俗之所服；虽不周于今之人兮，愿依彭咸之遗则。”而第二大段又云：“世溷浊而不可分兮，好蔽美而嫉妒”、“世溷浊而嫉贤兮，好蔽美而称恶”；何况凝缩通篇大要的“乱辞”亦云：“已矣哉！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既莫足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这些文字都可作为诗人已孤立无援、无人与他共为“美政”的佐证。所以在认识误区内所求之诸解，也就成为无据之谈。持九州“求女”喻求他邦贤君贤诸侯说者，因能突破认识误区、运用“男女比君臣”模式求解，而与上述伦理型文化心理依据完全契合，故其解甚是。尽管战国时代王纲早已解纽，周天子的皇权业已旁落而徒具虚名，但名义上毕竟还是周天子。据《史记·楚世家》云：“当周成王时，封熊绎于楚蛮。”《左传·昭公十二年》又云：“昔我先王熊绎……事康王。”“跋涉山川以事天子。”这足以说明楚开国先王熊绎于西周时已受天子册封，在名义上承认了周的宗主权。长期的男尊女卑、三代为“天下共主”，在民族文化心理中形成根深蒂固的男尊女卑、君尊臣卑意识，而且同步形成男女类比君臣的传统认识框架。任何传统都具有保守力量，受历史条件的制约，在民族文化心理中短期是难以突破的。屈原时代，三代为“天下共主”的文化心理定势犹存。所以就九州而言，“人有十等，故王臣公，公臣大夫……”［（３）ｅ］的尊卑序列和诸侯之于周天子依然应以女喻指的观念并未转变。 若以上述引用的实证为外证，那末《离骚》中尚有内证。 其一、“求女”中伏牺与宓妃、高辛与佚女（简狄）、少康与二姚，皆为帝王与后妃的关系［（４）ｅ］后妃亦为帝王之臣，构成男女君臣之喻。而外证已引诸侯“为王妃偶”，因此妃亦可类比置换为诸侯。诗人既以女喻诸侯，就暗示出他注目于九州之诸侯；倘注目于楚，则必须以男喻其诸侯国君。 其二，“巫咸百神”所示云： 汤禹严而求合兮，挚咎繇而能调。苟中情其好修兮，何必用夫行媒？ 说操筑于傅岩兮，武丁用而不疑。吕望之鼓刀兮，遭文王而得举。宁戚之 讴歌兮，齐桓闻以该辅。 “凡物必有合……阴者阳之合，妻者夫之合……臣者君之合。”［（１）ｆ］《离骚》中“求合”，即求偶。君臣相合，犹夫妇相偶，而成为男女君臣之喻。禹与咎繇（皋陶）、汤与挚（伊尹）、武丁（殷高宗）与傅说均以男女喻天子与辅臣重臣间的君臣关系。而周文王与吕望、齐桓公与宁戚，亦皆以男女象喻诸侯与卿大夫间的君臣关系［（２）ｆ］。若以“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３）ｆ］的观念视之，则诸侯亦是天子之臣，如周文王之于殷纣王、齐桓公之于周天子。诗中内证充分表明：诸侯在以帝王至上、天子为至尊的尊卑序列中，他既是天子之臣，则必以女喻之；而对卿大夫而言，他又是诸侯国君，则必以男喻之。可见，以女或男喻诸侯，关键取决于注目于九州，抑或注目于诸侯国。 ３ “求女”喻求九州贤君的标准是什么？求女“映现了诗人哪些复杂心态？诗人自我形象的性别何以转换？这些都是探讨“求女”解无可回避的问题。 “求女”喻求九州贤君的标准有三：以尧舜及夏商周三代英主为治世楷模，以实施其“美政”理想。“尧舜之耿介”，“汤禹严而祗敬兮，周论道而莫差”［（４）ｆ］，“重华不可遌”，“汤禹久远兮，邈而不可慕”［（５）ｆ］，“尧舜之抗行”［（６）ｆ］，“望三五以为象”［（７）ｆ］，是其证。此其一。重德义，崇礼。如“皇天无私阿兮，览民焉错辅。夫维圣哲以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夫孰非义而可用兮，孰非善而可服？”［（８）ｆ］在“求女”中，因宓妃“虽信美而无礼”，“遂违弃而改求”［（９）ｆ］。此其二。举贤授能，遵循法度。如“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１０）ｆ］此其三。 “求女”喻求他邦贤君是由实境转入幻境不可或缺的虚幻的情节，也是象征诗人复杂心态的具象化的外现。那末，“求女”体现着诗人哪些复杂心态呢？ 其一，我以为，即使是古代英豪节士、近乎完美的人，当理想破灭难以容身时，也不能免俗而无苦闷、彷徨、忧愤，屈原亦不能例外。在剧烈的政治变革中，屈原本对楚怀王“望君成龙”的期望值甚高，但怀王却是刚愎自用的糊涂虫，一时难以“化虫为龙”，使诗人终遭疏忌。此时，诗人已报国无门，孤立无援，理想已成梦幻。面临去与留的重大抉择，他内心的矛盾冲突异常激烈：留则难以为党人所容；去则愧对宗国而于心不忍。在进退失据、“美政”理想无从实现的困境中，于国、于君百感丛生，苦闷、期待、忧愤之情，不时煎迫着他。尽管他是伟大的爱国节士而不是陈轸之流的游士，但将内心的矛盾冲突幻化为追求他邦贤君的神游，以排遣苦闷、期待、忧愤之情，并非有损于屈原的爱国诗人形象而不可理喻之举。我认为，不神化而人化屈原，未必唐突前贤，托诸幻境中的设想闪现于诗人脑际是可以理解的。何况这种神游不是理智失控、为一己私利的择主冲动，而是冷静地拟想寄意他邦贤君来摆脱苦痛，而又决不轻易苟合别就的不断求索。这本身就足以说明诗人“度”的把握甚严，而未失爱国大节。结合他“临睨旧乡”时不忍离开父母之邦，足见眷恋宗国之情是制约着诗人远逝“求女”的。因此，与其从表面上看“求女”是春秋战国时代朝秦暮楚、楚材晋用的游士思潮的折射，不如更确切地说，实质上是对屈原时代游士思潮的反动。其二，诗人“求女”也寓有以幻境期待楚怀王的深意：幻想以注目于九州缱绻追求贤诸侯来激励怀王而复活其争雄列国之壮心。因为诚如贾谊《新书·春秋》所云：“楚怀王心矜好高人，无道而欲有伯王之号。铸金以象诸侯人君，令大国之王偏而先马，梁王御，宋王骖乘，周召毕陈滕薛卫中山之君皆象使随而趋。”怀王向以列国雄主自命，自以为是，导致轻信党人谗毁而使良臣见疏，不断兵败地削，国威大减。而今诗人假托去国别就列国贤君英主而久觅不遇，也就易于复苏自大狂的怀王舍我其谁的雄心，从而使怀王振兴楚国，进而与列国争雄。总之，“求女”既是一种苦闷、期待心理的象征，也是故作旷达、自我镇痛的忧愤心理的象征。诗人唯有通过幻境中的不断“求女”以寻求精神寄托，才能真实地写出内心激烈交战的复杂心态，整合塑造出立体、丰满的自我形象。 明确了诗人“求女”的标准和复杂心态，有助于理解诗人为何从以女自况转换为以男性的外在形貌“求女”？明李陈玉已涉及这一问题，但语焉不详，仍不得其解而归之于“比喻变迁，倏忽无端，此《离骚》之情也。”［（１）ｇ］而钱钟书先生的《管锥编》解此则以为：“扑朔迷离，自违失照。”其实，并非如此。屈原在前半篇以蛾眉倩女自况，乃注目于楚追求怀王，以期通过君主的支持而实现其“美政”理想。而后半篇乃幻想注目于九州“求女”。但热望不断化为失望，使诗人疑虑迭起：幻境中追求的贤诸侯是否能神遇亦难以自知。何况即使能神遇，因诗人与列国贤诸侯并未确定君臣关系，也根本无君臣名分可言；既然如此，他就决然不能以象征臣道之女自况，惟有以男性的自我形象“求女”，才能充分显示诗人并未别就列国诸侯。文心之妙，令人叹赏。 于此，还不妨退一步反向设想：若不转换诗人自我形象的性别，仍以蛾眉自况而注目于九州“求美人”，使诗人外在形貌统一；无疑，则表明他“妾身已分明”而别就了列国贤君。虽不扑朔迷离，却有悖屈原对怀王实际上始终未变的耿耿初衷，而自损其光辉品格。同样，诗人在后半篇不转换外在形貌，蝉联以倩女自况而“求女”亦有别就他邦诸侯之嫌。因为“求女”之“女”是相对可变的：对天子为女、为臣；对下则为男、为君。因此，《离骚》中诗人自我形象的性别转换是屈子有意为之，大有深意存焉，用心良苦，读者宜悉心体察。这里还应进一步申论，就《离骚》而言，作为比喻本体的主体，由于其性别转换受“男女比君臣”模式的制约，与一般的比兴象征不同，具有男女君臣之喻的稳固性，并非如宋玉《高唐赋》与《神女赋》、张衡《定情赋》和陶渊明《闲情赋》等以“求女”“托好色之不成喻好修之不成”。［（２）ｇ］因为诸赋之“女”虽亦为传统意象，有其先后承递的稳定性，却并未纳入“男女比君臣”模式。只要不运用“男女比君臣”模式，抒情主人公性别转换与否，都无妨大体。而对《离骚》则不能轻易突破“男女比君臣”模式来理解诗人自我形象的性别转换。因此，钱先生“扑塑迷离，自违失照”的独见，似千虑一失，尚可商酌。 要之，探讨“求女”的确解，不能注目于楚，只能放眼九州，在以周天子为首、诸侯为上下纽带的尊卑序列中求解。若离开贯穿全诗的比兴线索“男女比君臣”模式，诗中性别转换之深意亦尽失。任凭论者各自以意逆志而见仁见智，则本有确解的“求女”必将成为不解之谜。 （１）ａ 钱杲之《离骚集传》。 （２）ａ 闵齐华《文选瀹注》。 （３）ａ 刘梦鹏《屈子章句》 （４）ａ 戴震《屈原赋注》。 （５）ａ 钱澄之《屈诂》。 （６）ａ（７）ａ 林云铭《楚辞灯》。 （１）ｂ 林仲懿《离骚中正》。 （２）ｂ 姜亮夫《楚辞今绎讲录》（修订本），北京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版，第６３页。 （３）ｂ 金开诚《〈离骚〉的整体结构和求女、问卜、降神解》，《文学遗产》１９８５年第４期。 （４）ｂ 屈复《楚辞新注》。 （５）ｂ 张惠言《七十家赋钞》。 （６）ｂ 陈与郊《文选章句》。 （７）ｂ 汪瑗《楚辞集解》。 （８）ｂ 李陈玉《楚辞笺注》。 （９）ｂ 奚禄诒《楚辞详解》。 （１０）ｂ 潘啸龙《论〈离骚〉的“男女君臣之喻”》，《文学遗产》１９８７年第２期。 （１１）ｂ 林明华《论〈离骚〉的对照艺术》，《文学遗产》１９９１年第２期。 （１）ｃ 张惠言《七十家赋钞》。 （２）ｃ 朱熹《楚辞集注》。 （３）ｃ 蒋骥《山带阁注楚辞》。 （４）ｃ 陈远新《屈子说志》。 （５）ｃ 李光地《离骚经注》。 （１）ｄ 详见拙文《论中国古代诗词的“男女比君臣”》，载《南开学报》１９９２年第６期。 （１）ｅ 《周易·坤·文言》 （２）ｅ 《周易·系辞上》。 （３）ｅ 《左传·昭公七年》。 （４）ｅ 王褒《九怀》：“闻素女兮微歌，听王后兮吹竽。”王逸注云：“王后，伏妃。”屈复《楚辞新注》云：“佚女为高辛妃，二姚为少康妃，若以此意例之，则宓妃当是伏牺之妃，非女也。”极是。 （１）ｆ 董仲舒《春秋繁露·基义》。 （２）ｆ 据《史记·殷本纪》载，周文王在殷纣王时为西伯，即西方诸侯长。 （３）ｆ 《诗经·小雅·北山》。 （４）ｆ 屈原《离骚》。 （５）ｆ 屈原《怀沙》。 （６）ｆ 屈原《哀郢》。 （７）ｆ 屈原《抽思》。 （８）ｆ（９）ｆ（１０）ｆ 屈原《离骚》。 （１）ｇ 李陈玉《楚辞笺注》。 （２）ｇ 逯钦立《汉魏六朝文学论集》，陕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第４４９页。 原载：南开学报（哲社版）199505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