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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语言转向是对20世纪中国文学状态的一种调整，也在一定程度上重建了文学语言研究格局。本文重返80年代中后期的学术背景，对语言转向拉动的文学语言研究进行再思考，分别讨论文学语言研究的学术推进意义及其缺失。 关键词 语言转向 文学语言 思想资源 学术视野 哲学进入“分析时代”，意味着一个新的学术话语场的建构：从研究“认识如何可能”转为关注“语言表达如何可能”。表述这一学术事件的关键词" linguistic turn" ，以“语言转向”、“语言学转向”、“语言论转向”、“语言性转向”等不同译法，见于各类学术文本。从语义说，“语言性转向”的译法更确切；从语用频率说，“语言转向”使用更广泛。本文在术语的使用上从众。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发生的语言转向，影响所至，广泛涉及哲学、逻辑学、语用学、历史学和文学。至80年代中后期对中国文学从理论到创作产生了一股不小的冲击波。作为对20世纪中国文学状态的一种调整，语言转向在一定程度上重建了文学语言研究格局。它在中国文化语境中有些晚到的“语言热”中全面启动，后续的研究势头时强时弱，但一直没有止息。经过了二十年的理论沉淀和实践操作，重返当年的学术背景，对语言转向拉动的文学语言研究进行再思考，既有利于清醒地审视过去，也有利于在再出发的进程中找准自己的位置。 语言转向给文学语言研究带来了什么 至少可以从四个方面总结语言转向对近二十年文学语言研究、进而对整个中国文学研究产生的影响。 (一)标题话语变换：文学语言研究学术走向的调整 考察文学语言研究在某种理论转向时期的变化，标题话语是一个独特的观察点。学术论文通过标题话语被命名。作为论文学术看点的凝练展示，标题话语体现了某种学术走向，预示了话语展开的方向，预留了话语空间。正像新闻写作有“标题即新闻”的说法，学术论文写作也存在“标题即叙事”、“标题即论述”的问题。我对《文艺研究》创刊第一个十年(1981—1990)的全部论文目录做了统计，该刊在这一时间段发表文学语言研究论文43篇(见右表)。选择《文艺研究》为抽样分析对象，是因为我认为这份刊物在语言转向背景下推动国内的文学语言研究方面具有较强的影响力①。选择十年的标题话语为分析对象，有三个原因：一是节约篇幅；二是减少重复，在后文的分析中，我还将涉及1991年以来在《文艺研究》发表的同类研究成果；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以十年为一个时间单位，便于比较：1985年大体上是语言转向的一个过渡期，或此后“语言热”的一个准备期。80年代中期文学的主体性研究留下的缺口，正好为转向文学的语言研究打开了空间。1985年是一个界碑，据此，我倾向于把1985年前后的文学语言研究文章，分别置入语言转向前后的理论背景。 时间 篇数 1981 1 1982 1 1983 3 1984 2 1985 2 1986 15 1987 6 1988 5 1989 5 1990 3 1984年前，在文体意义上讨论文学语言的文章只有3篇：《记欧阳予倩和罗常培、老舍谈话剧台词课》(贺健，1982)、《论王梵志诗的口语化倾向》(张厚锡，1983)、《小说的白描手法浅议》(高尔纯，1983)，另有3篇从艺术理论角度讨论文学语言的文章：《试论幽默的情境和功能》(陈孝英，1981)、《艺术语言与形象思维》(曾天海，1983)、《诗言志辩》(邹荻帆，1984)。标题话语显示的经验平台，是读者不感到陌生的领域，不暗示理论背景的变化。1985年显示了变化的迹象：《〈冈底斯的诱惑〉与复调世界的展开》(吴方，1985)，比较明显地与此前的标题话语拉开了经验距离，理论背景也置换了：复调小说的多声部话语，关心的是话语主体的话语位置及其语言背后的意识形态立场的互相冲突和交流。这里的阐释空间在此前的文学语言研究中一直没有打开。 从时间曲线看，1987—1988年出现全国范围内的“语言热”，《文艺研究》早半拍，先热了起来。1986年《文艺研究》刊发的文学语言研究方面的文章最多，编辑部从这一年第3期开始组织专栏文章，围绕小说创作中主体把握世界的方式和表达方式进行多方对话。至第6期，就有15篇文章在《文艺研究》汇聚。最先进场的是作家们，理论和评论及时跟进。本年度和此后的研究文章，学术视野各不相同，但有一些共同点：原本作为标题话语标记的一套元语言，语用频率大幅度减少，“试探”、“试谈”、“试论”、“浅议”、“浅论”、“浅说”、“管窥”、“管见”、“拾零”、“拾趣”等标记性动词，不同程度地淡出标题话语。与此相应，标题的亮度开始增强，如：1986年程德培《受指与能指的双重角色》、夏中义《传达的美学情调和符号机制》、罗强烈《主体性与文学语言的选择》、谭学纯、唐跃《语言情绪：小说艺术世界的一个层面》，1987年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时间的转变——从“新小说”到“现代小说”》、赵毅衡《小说叙述中的转述语》，1988年汪晖《戏剧化：心理分析及其它——鲁迅叙述形式枝谈》，1989年南帆《语言的戏弄与语言的异化》、鲁枢元《超越语言》、葛兆光《意脉与语序》，1990年杨匡汉《论诗语的多义性——诗学笔记之一》、赵毅衡《中国小说中的旋回分层》，这些文章在《文艺研究》陆续发表，一定程度上成为中国当代文学批评语言转向背景下一个相对集中的早期记录。其他刊物如《文学评论》、《文艺理论研究》、《当代文艺探索》、《当代作家评论》、《小说评论》、《艺术广角》、《文艺争鸣》、《文艺评论》、《文学评论家》、《上海文论》、《南方文坛》、《当代文坛》、《理论与创作》、《文学自由谈》、《批评家》、《学术界》、《江淮论坛》、《百家》、《文艺报》、《文论报》，以及《上海文学》、《作家》、《钟山》等刊物的理论栏目，先后介入同类研究。这既是对《文艺研究》先期策划的一种学术呼应，也是对一种学术走向的持续性引导。虽然版面支持和稿件组织不像《文艺研究》、《文学评论》那么大气和整齐，但文章的标题话语绝大部分变换了面孔，出现了经验系统方面的转移。 (二)概念范畴更新：文学语言研究吸纳新的思想资源 学术传播是通过一套特定的话语和话语规则实现的。在很多情况下，建构一种理论，首先需要提炼出一系列相应的概念范畴；解构一种理论，也首先需要颠覆支撑这种理论的概念范畴。很难想象，学术研究的深入，可以离开塑造学术形象、丰富学科经验的话语谱系。20世纪60年代，法国后结构主义代表人物朱丽亚·克里斯蒂娃提出的“文本间性”概念，对此后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的学术推进意义，是任何熟悉当代学术史的学者都不会否认的。在特定的文化语境中，术语更新甚至可以成为走出学术贫困的标识。20世纪70年代后期，中国学者走出学术研究真空，感受新时期学术研究的新气象时，最先进入视野的，正是告别了“文革”学术贫困的新术语。 从语用频率看，语言转向前文学语言研究的关键词主要有：形象化、性格化、乡土化、动作性。这些术语多来自西方文论关于文学语言的经典表述，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贺拉斯、狄德罗，再到别林斯基、阿·托尔斯泰都强调人物语言的性格化、动作性和形象性②，中国作家老舍、周立波等对文学作品方言土语的重视，连同他们的写作经验，对文学语言的乡土化也具有某种示范效应③。这些概念范畴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语言转向前文学语言研究的基本路径。随着西方人文学科当代理论资源裹挟着新概念舶入中国，文学阐释进入多维空间。此后的文学语言研究，“形象化”、“性格化”之类的术语淡出学术语境。一批浮出水面的新概念程度不同地进行话语扩张。在互联网检索1994年以来文学语言研究的关键词，约略可以见出理论资源的丰富： 关键词 使用次数 能指/所指 2773/2223 表层结构/深层结构 5605/1200 对话性 1329 陌生化 544 狂欢化 222 自我/他者 19456/23268 意识/无意识 38544/1445 话语权 417 反讽 621 戏拟 121 话语策略 392 叙事话语 746 叙事修辞 164 修辞批评 126 修辞诗学 108 修辞行为 179 语境 9494 这里的统计依据仅以文史哲类刊物为来源期刊，不包括1985—1993年间未进入光盘检索的同类研究成果，也不包括1994年以来使用频率低于100次、但解释力同样很强的关键词，如“语言乌托邦”、“预设”、“修辞幻象”等。关键词的变化在深层体现的是，新术语如何为解读新的学术现实提供该术语蕴涵的新的思想资源；新术语在介入学术研究的同时，如何激活认知主体的新思维。如王一川引进文学心理学概念“意识”、“无意识”，解读张承志小说《北方的河》，认为小说主人公意识中的敬父情绪和无意识中的仇父情绪，交织在“黄河—父亲”的象征中，寻找和横渡(征服)黄河，作为弑父卫母的象征行为，成为主人公印证男子汉宣言的成人仪式④。郜元宝用“乌托邦语言”解析王蒙的语言策略，认为乌托邦语言是乌托邦情感的寓所⑤。陈思和据此解读王蒙小说《布礼》，指出作品对少年布尔什维克精神的歌赞，或“文革”对前者的否定，都以“革命”的名义说话⑥，然而历史证明了“文革”话语所虚构的“革命”的修辞幻象性质。谭学纯对黄遵宪倡导的诗学口号“我手写吾口”进行再分析。这个口号在近百年中国文学史进程中，有效地控制着白话诗从表达到接受的双向运作，归因于理论背后隐藏的“预设”的话语权，制约着人们的认知方向⑦。 (三)从语言工具论到语言本体论：重新审视文学文本的言语形式 与语言转向相伴随的语言观，是语言工具论转向语言本体论，后者矫正了长期以来学术界对文学文本言语形式的认识偏颇。这突出地表现在影响了中国文人数千年的“得意忘言”说，现代中国人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对形式主义的激烈批判，也误导人们不敢或不愿正视被归属于“形式”的语言。即使进入1985年，多数研究文章仍然受旧有理论惯性的影响。滕云主编的《新时期小说百篇评析》，所收小说在言语形式层面可以圈点的至少有：徐怀中《西线轶事》(《人民文学》1980年第1期)、高晓声《陈奂生上城》(《人民文学》1980年第2期)、王蒙《蝴蝶》(《十月》1980年第4期)、汪曾祺《受戒》(《北京文学》1980年第10期)、陆文夫《围墙》(《人民文学》1983年第2期)、张承志《北方的河》(《十月》1984年第1期)、阿城《棋王》(《上海文学》1984年第7期)。遗憾的是，只有两篇评析文章涉及上述作品的语言问题，而且不疼不痒。语言本体论驱动了文学批评对言语形式在文学文本建构过程中审美功能的重新定位，钱中文《论文学形式的发生》(《文艺研究》1988年第4期)、吴俊《文学：语言本体与形式建构》(《上海文论》1988年第2期)、李洁非《语言艺术的形式意味》(《文艺争鸣》1990年第1期)、曲彦斌《论文学艺术的副语言形式》(《社会科学辑刊》1988年第3期)、夏和顺《文学语言：形式或非形式》(《中山大学研究生学刊》1990年第2期)、季红真《形式的意义：论“寻根后”小说》(《上海文学》1990年第6期)，以及一些属于相同话语场的研究文章，不同程度地修复了言语形式的文本建构功能。不同版本的文学理论，也开始重新关注一度被“忘却”的语言⑧。这种审美修复契合于语言转向的理论背景。 (四)文体研究和文体实验互动 今天重读王蒙1981年在《文艺报》发表的《把文艺评论的文体解放一下》，仍然能够感觉出其间涌动的思想活力。高行健《现代小说技巧初探》认同王蒙小说语言的创新；王蒙则盛赞高行健《现代小说技巧初探》作为小说理论著作“自由潇洒的文体”。於可训《小说文体的变迁与语言》(《文艺报》1987年7月18日)、李国涛《语言的“纠缠”和文体的形成》(《批评家》1988年第2期)、谭学纯、唐跃《新时期小说的文体融合》(《艺术广角》1988年第3期)、徐岱《文学的文体学研究》(《学术月刊》1988年第9期)、刘再复《论八十年代文学批评的文体革命》(《文学评论》1989年第1期)、残星《诗：返回自身的叙述文体》(《当代文坛》1990年第1期)、郜元宝《文体学小说批评》(《文艺争鸣》1992年第3期)，虽然众语喧哗，但有一点渐趋明朗：就文学书写来说，“写什么”存在“永恒的话题”——生命、死亡、爱情、人性，而“怎样写”使永恒的话题读起来常新。以莫言《红高粱》为例，从“写什么”的角度看，这是“战争+爱情”的常规话题，从“怎样写”的角度看，则是关于常规话题的另类书写：《红高粱》的非宏大、非高调叙事，引导了关于战争的另类想象。作家在战争现实之外，重建了一个关于战争的审美现场，同时重建了战争修辞话语的审美价值尺度。 文体研究既是对此前文体实验的一种追认，也在一定意义上为此后的文体实验导航。当年刘索拉《你别无选择》的焦灼，徐星《无主题变奏》的迷惘，以语言的方式预示着新的文学书写时代的到来。残雪在审美与审丑之间找到了一个写作支点。从《山上的小屋》到《黄泥街》一再显示：残雪的文体是对人们习见的文学语言的挑战。在文体实验的作家群中，马原最擅长编故事，他的故事的叙述学意义大于社会学意义。余华《河边的错误》把人所共知的非秘密通过叙述转换为秘密。洪峰《瀚海》以反常规设计，把逻辑的弱化和故事的强化同时推向极地。格非的《迷舟》则以故事的自我封闭，加倍释放了小说的故事功能。孙甘露《信使之函》及其后的一些文本，向读者表明：接近他的小说语言，比接近他的小说本身，更能获得阅读快感。1989年底，苏童的《妻妾成群》，是一个以新颖叙述形式照亮陈旧叙述内容的文本，这是苏童最好的小说之一，也是促使人们重新审视言语形式的一个代表性文本。 文体实验不单是相对晚出的先锋派的试验田，一些较早进入文坛的作家，也开始用新的方式过招：以《人到中年》细腻的现实主义笔触深得好评的谌容，在《减去十岁》中操着新的话语出场，小说中的语言传闻，通过弱势的非组织传播，激起了人们的集体狂欢，幻化为语言建构的想象性现实。一直以“美文”形象出场的张承志，在《GRAPPITI——胡乱涂抹》中开始“变脸”。陈村的《一天》改变了他既往严谨的叙述态度。王安忆的纯情，被《小鲍庄》的洪水冲得满目苍凉。韩少功《爸爸爸》的朴讷、苦涩、凝重以及由此产生的读解难度，使他的《月兰》、《西望茅草地》、《远方的树》中的晓畅，化为人们的阅读记忆，《马桥词典》则打开了文学与人类学相遇的阐释空间。 从80年代中后期的先锋话语到继起的新写实话语，再到90年代以后的新生代写作和私人化书写，文体实验不断调制新的文学配方，文体研究持续关注这些文学配方中的语言分量。创作的追求和理论的追认互相激发对方的灵感。于是，场内是作家的语言竞技，场外是理论与批评的证明和阐释。两支队伍激情互动，共同为中国文坛的“语言热”助燃，也共同打造理论、批评与创作的看点。 语言转向之后：文学语言研究的缺憾 随着时间推移，文学语言研究的学术推进意义逐步被人们认识，同时，它在当时被遮蔽的缺憾也逐渐显现。 (一)语言提升和文本精神内涵淡化 语言转向催生的语言热，汇聚了文学语言研究的学术人气，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创作和理论、批评注意力分配的不平衡，文坛一度较少关心文学作品的人物、性格、心理、情节、环境、主题，而把注意焦点投放在文本的语言层面，如话语策略、语言编码、语言结构、叙事模式等方面。语言提升的结果，是更多地关注技术化的文本，忽视意义化的文本。文学精神内涵缺失连带着“写什么”的匮乏，一个调适途径便是在“怎样写”中部分地弥补。语言翻新为文体实验赢得了声誉，也为文体实验的可持续发展设置了障碍。对“得意忘言”的拨正，一旦越出临界，便可能导致“得言忘意”的反弹，丧失了“意味”的“形式”，很难在纯粹的技术层面获得价值实现。文体实验的正负效应开始显现：文学书写向既定话语秩序发起了合理冲撞，但“语言战争”没打多久，就悄悄地升起了衰变的信号，并在某种程度上，为“玩语言”作了负面导向。 从另一方面说，新时期思想解放的宽松环境，使文学话语的政治读解在接受群体中遭遇抵抗，反向地驱动了“逃避政治话语”、“告别意识形态”的偏激思维⑨。大众的偶像崇拜部分地挤压了传统的英雄崇拜位置，文学书写的注意中心和价值指向开始转轨。弗莱《批评的剖析》所说的“高模仿”(high mimetic)，不同程度地被解构。引人注目的是英雄描述话语的改变，冷漠的反讽解构了英雄话语的崇高。当莫言把“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红高粱》)的矛盾话语组装在一起的时候，英雄摘下了昔日的光环。这不仅表明文学重新认证了过去神圣壮烈的英雄形象，也预示着从传统的英雄崇拜到偶像崇拜的“新意识形态”语境的生成。与此同时，俗民和嬉皮悄悄地走进文本中心，前者使文学叙事走向平庸琐碎，后者以“我是流氓我怕谁”的玩世不恭颠覆精神的神圣。世俗化、嬉皮式的文学书写走向无意义的心灵漂泊，无处遁逃的焦虑和无家可归的迷茫。 (二)“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解释力缺失 新时期以来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有两个重要口号：历时意义上的“重写文学史”和共时意义上的“重绘文学地图”。两个口号，都无法绕开文学的语言形态。重返文学语言在文学语言研究从边缘一度走向中心的过程中，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不过理论的热情和学术操作力不从心的脱节现象，仍然程度不同地存在。近二十年的文学语言研究，出手大气、阐发精深的不是没有，但为数不多。同类研究中稚嫩的声音、故作玄奥的哲思、隔靴搔痒的分析，很难见出学术含量和智慧含量。一位作者这样分析陆文夫小说《围墙》的语言，类似的研究套路并不少见： 特别难能可贵的是人物语言，既有个性，又很幽默。作者利用人们争论时常常出现的讥讽、反语、夸张、引申、归谬等现象写成机智幽默、意趣横生的对话。如写到黄达泉与朱舟辩论围墙如何修时，有这样一段对话： “具体点说，这围墙要造得高大牢固。”朱舟不得已，把自己的意思说出来了…… 黄达泉性急，见到水花便投叉：“如此说来要用钢筋水泥造一道八米高的围墙，上面再拉上电网，让我们大家都尝尝集中营的滋味！” “那就把我们的风格破坏无遗了，人家会望而却步，以为我们的设计是个军火仓库！”有人附和。 这幽默的语言，不仅生动地显示了人们观点的冲突，而且增加了作品的情趣⑩。 话题焦点是人物语言的个性化和幽默感，但评析话语本身消解了人物语言的个性化和幽默感。它反映了部分文学语言研究文章某些共同的不足： 1. 话语模式：引文+覆盖面极宽、但解释力很弱的话语分析。 2. 得出观点的方式：用引文直接说明评论者的观点，而不是通过对引文的分析说明评论者的观点。 3. 阐释路径：从语言到语言，而不是从语言到文本(这是文学语言研究不同于一般语言研究的重要区别)。 任何一位评论者，都可以用上述话语模式“评论”任何一篇被定义为“人物语言个性化”的文本，如果把评论者引用的《围墙》中的人物语言换作《围城》、《狂人日记》、《骆驼祥子》的人物语言，评析话语仍然可以套用，但解释力微乎其微，等于“零分析”，或接近“零分析”。读者很难从这样的评析话语认定“人物语言，既有个性，又很幽默”的解释依据。有学者认为“至今我们在文学语言方面研究得很不够。对于文学语言的种种问题，只停留在浅层的描述上”(11)，如果针对上述现象而言，不算苛求。 文学语言研究解释力不足，关系到同类研究的另一种缺失—— (三)学科整合视野中思想资源和研究方法的缺失 语言转向拉动了文学语言研究，但是文学语言研究不是纯语言学研究，也不是纯文学研究，它需要的不是学科之墙之内的定向爆破，而是学科整合视野中的合力。正是在这方面，文学语言研究的深入出现了难局。我们看臧克家一首短诗《三代》： 孩子 在土里洗澡 爸爸 在土里流汗 爷爷 在土里埋葬 从纯语言学的角度看，这三句诗是同一话语结构在一个连贯性语流中三次呈现。从语言到语言的分析，不足以解释一个修辞化文本的功能和意义。必须从语言延伸到文本，生于土地、死于土地的三代人的生存状态，乃至一个世世代代与土地进行廉价的价值交换的民族的生存状态，才能够揭示。这个例子虽然简单，却很能说明，文学语言研究至少需要语言学和文艺美学的双重经验。文学语言研究只有在语言系统和文学系统的参照中，才能进行更有解释力的论证。以文学语言为对象的学术研究，不管是出自语言界，还是出自文学界，都不能仅仅是一个单纯的学科经验的自我认证。因为：置身于某一个经验系统中的认知主体，受这个系统的经验模式引导和控制，在这个系统设定的经验平台上观照对象世界，所看到的，只能是这个经验平台的有限视域范围，超越这个视域范围，需要扩展既定经验系统，把通过其他渠道得到的经验碎片、灵悟和思考，扩充到自己的经验系统中来，以此重建一个经验平台。借用巴赫金的理论，就是不能用我的价值系统遮蔽或者压抑他者的价值系统，而是参照他者的价值系统建构我的价值系统。用他者的眼光，返观我的不足，激活我的思考，完成自我提升。 有一个问题似乎一直没有引起国内学术界的重视：雅克布森是中国语言界和文艺学界共同推崇的世界级大师，但语言界和文艺学都没有看清作为完整学术人的雅克布森。其一，国内文艺学界没有重视雅氏的语言学背景：毕业于拉扎列夫东方语言学院，参与创建莫斯科语言小组，布拉格语言学会创建人之一，美国语言学会会长。其二，国内语言学界也没有追问：为什么有着如此深厚的语言学背景的学者，代表作却不是单纯的语言学成果：《现代俄国诗歌》、《论捷克诗》、《诗学问题》、《结束语：语言学和诗学》为雅氏赢得的声誉，是文艺学的，也是语言学的。而上述著作在文学语言研究方面抵达的深度和广度，正是国内文学语言研究所缺失的。 1988年，京沪各有一家刊物相对集中地讨论了文学语言研究问题，结果大相径庭：北京的《文学评论》在当年第1期推出《语言问题与文学研究的拓展(笔谈)》专栏，作者基本上来自文学界；上海的《修辞学习》在当年第3期推出“文学语言专号”。基本上是语言界作者的出手，两组文章作为文学语言研究不同路数的成果汇集，在学术视野、理论资源、阐释路径、研究方法等方面有着不同的学科特征。不同的学科经验，为研究者提供不同的认知平台，投射出研究者把握世界的不同视域，并在此说和彼说之间保持一定的距离，这在学术研究的意义上，有它的合理性，也有负面影响。而在文学语言研究这种学科交叉性质十分明显的专业领域，学科之墙以内单向突进的负面影响可能更加突出。 注释： ①谭学纯：《学术期刊：学术话语的集散地》，载《光明日报》2005年2月24日。 ②分别参见柏拉图《理想国》，《柏拉图文艺对话集》，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44页；亚里士多德《修辞学》，罗念生译，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181—183页；贺拉斯《诗艺》，杨周翰译，《诗学·诗艺》》，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143页；狄德罗《论戏剧艺术》，载《文艺理论译丛》1958年第2期；别林斯基《在书店里偷听到的文学谈话》，《别林斯基论文学》，新文艺出版社1958年版，第230页；阿·托尔斯泰：《论戏剧创作》，《论文学》，程代熙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250—252页。 ③老舍：《出口成章》，作家出版社1964年版，第60—77页。另参见周立波《文学浅论》，北京出版社1959年版，第9—13页。 ④王一川：《卡里斯马典型与文化之镜——近四十年中国艺术主潮的修辞学阐释》，载《文艺争鸣》1991年第1—2期。 ⑤郜元宝：《戏弄与谋杀：追忆乌托邦的一种语言策略——诡说王蒙》，载《作家》1994年第2期。 ⑥陈思和：《关于乌托邦语言的一点随想——致郜元宝谈王蒙小说的特色》，《鸡鸣风雨》，学林出版社1994年版，第90页。 ⑦谭学纯：《百年回眸：一个诗学口号的修辞学批评》，载《东方丛刊》2004年第2期。 ⑧黄子平：《得意莫忘言》，载《上海文学》1985年第11期。 ⑨如静矣认为在80年代的文化热潮中，“作家们试图以形式主义的‘无意义’舞蹈逃避政治话语政治目标对艺术和自身的强制性干预”。张清华慨叹“文学文本自觉不自觉地被纳入到社会话语世界中，使它陈旧呆板、缺少新意，或者在政治语意中遭受误读，在意识形态概念中将其对号入座，在当代文学中已有多少作家因此蒙受了不可挽回的悲剧命运！”许明认为：“在文学界，‘意识形态’成为僵化的社会政治的理念性符号，向这种符号的告别成了八十年代文化文学运动的内在意义。”(参见静矣《主流纯文学的精神角色》，载《黄河》1999年第2期；张清华《从启蒙主义到存在主义——当代中国先锋文学思潮论》，载《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6期；许明《“第三种批评”——新意识形态批评是广义的人文批评》，载《当代人》1995年第2期。) ⑩滕云主编《新时期小说百篇评析》，南开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74页。 (11)童庆炳：《文学语言论》，载《学习与探索》1999年第3期。 原载：《文艺研究》20066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