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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5日，拙作《不该收的收了，该收的却没有收——〈大辞海·中国古代史卷〉“史学家”条目中存在的问题》在《光明观察》发表；16日，《新京报》记者张弘先生对笔者、《大辞海·中国古代史卷》主编之一的李世愉研究 员、北京大学历史系张传玺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杨天石研究员进行了采访，17日，《新京报》发表了题为《〈大辞海〉被指出错》的新闻稿；10月23日，《新京报》在以《“该收没收”只是分类不同》为题的新闻稿中，发表了“负责《大辞海·中国古代史卷》出版工作”的上海辞书出版社副总编唐克敏对笔者批评的有关问题所进行的解释。 以下是笔者对唐克敏先生解释的几点看法： 第一，针对笔者提出的“不该收的收了”的看法，唐先生解释说：“《大辞海·中国古代史卷》的凡例中说明，‘本卷分中国古代史和中国史学史·史料两大类。各大类又分若干层次的小类。’这已表明，中国史学史·史料是与中国古代史并列的独立学科，因此不受中国古代史学科范围的限制。”为此，笔者再次仔细研究了《大辞海·中国古代史卷》的《凡例》，认为，《凡例》的说明是非常清楚的，的确可以“表明，‘中国史学史·史料’是与‘中国古代史’并列的独立学科”，但是这样以来，问题又来了，那就是：现在的《大辞海·中国古代史卷》的书名起错了，正确的的书名应该是《大辞海·中国古代史/中国史学史-史料》——这个书名的确有点长，但以愚见，也只能如此。 对于一部辞典来说，书名的准确性无疑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对于多卷本的《大辞海》来说，书名本身就起着检索作用。当一部大32开、180多万字、1100多页的工具书的封面和书脊上印着“大辞海·中国古代史卷”的字样时，有哪一个正常的读者能不像笔者一样，顾名思义，把其中收录的史学家仅仅当作是在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中有突出成果和影响的史学家呢？我想，这大概也应该是张传玺和杨天石两先生之所以认为“作为一个权威的工具书，把搞近代史、搞世界史的人收入到‘中国古代史卷’中”“很不妥”、在“中国古代史卷”中收入李新、陈旭麓等学者“很不合适的”的原因吧。 《大辞海·中国古代史卷》主编之一的李世愉先生表示，“我原来曾经提出过这个问题，读者意见有一定道理”——我想，如果真的按照《大辞海·中国古代史卷》《凡例》的说明那样，在编纂《中国古代史卷》的过程中，李先生是不会提出什么问题的；他也不会认为我的意见“有一定道理”的。因此，新的问题又出来了：究竟是《大辞海·中国古代史卷》的作者没有按照他们制订的《凡例》来编纂辞书呢，还是《凡例》本身就搞错了？这个问题，不知道唐先生将作何解释。 第二，唐先生说：“中国史学史·史料这一大类中，有一个类别就是史学家，所收词目为已经去世的中国著名史学家。他们中既有研究中国历史的、也有研究世界历史的；既有研究古代史的，也有研究近现代史的。”如果撇开《大辞海·中国古代史卷》书名的正确与否这一问题的话，那么，对于这样的解释，笔者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唐先生又表示，“在以后出版的《大辞海》的中国近现代史、世界史等卷中将不再重复收录中国史学史这门学科”。这样，笔者就仍然怀疑，或者说，就更要怀疑了：现在放在《中国古代史卷》的中国史学史学科中的“史学家”类的词条，真的够了吗，是不是显得更少了？！ 按照唐先生的解释，《大辞海·中国古代史卷》“中国史学史·史料”这一大类中的“史料”、“史学专著、史论”、“学术史”、“地理志”、“工具书”甚至“其他”类中收录的词条，恐怕都显得不够了——如果读者仔细浏览这些小类别中的词条的话，就可以发现，那几乎全是中国古代史方面的，跟中国近现代史、世界史没有什么关系。 以后出版的《大辞海》中国近现代史、世界史等卷可以不再重复收录“中国史学史”这门学科，但是在《中国古代史卷》中没有被收进去的属于这一学科中的中国近现代史和世界史领域中的词条，又该怎样处理，不知道唐先生想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第三，针对笔者提出的“该收的却没有收”的看法，唐先生解释说：“各学科的专家学者，尤其是研究领域横跨几个学科的专家学者究竟放在那个学科收词比较合适？我们一般以他们的学术成就、对学科的影响等因素综合考虑，以某一个学科收词为主，而不会在他们所涉及的各个学科中重复收录。” 唐先生的这一说法，并不符合已经出版的分卷《大辞海》的实际情况。就笔者手边现有的《中国文学卷》、《中国古代史卷》、《哲学卷》来说，郭沫若是被都收进去了的（在《中国文学卷》中归现代文学学科；在《中国古代史卷》中归中国史学史学科；在《哲学卷》中归中国哲学史学科），全祖望、章学诚被收进了《中国古代史卷》和《哲学卷》中的不同学科，鲁迅、胡適被收进了《中国文学卷》和《哲学卷》中的不同学科，陈寅恪则被收进了《中国文学卷》和《中国古代史卷》中的不同学科……坦白地说，对于现行分卷《大辞海》的这种收词（这里主要说的是人物类的词条）方法，笔者倒是非常赞成的；因为只有这样处理，才能充分发挥分卷的作用；对读者来说，也更为方便。相反，如果真的按照唐先生“作为按学科分类出版的分卷本，单独看某一卷，可能会觉得有些人物被漏收了。等到《大辞海》三十八个分卷出齐后再看，相信不会再有这种感觉，因为他们已经被全部涵盖，只是分在了不同的学科或分卷里”——那样的编纂方法，分卷《大辞海》的实用性则会大大地降低；那样的话，读者还不如买一部合订本的《大辞海》呢（如果在38个分卷出齐后，真的会有合订本的话）！ 笔者真不理解，身为上海辞书出版社副总编的唐克敏先生在回答笔者提出的那些问题时，为什么要不厌其烦地来上述那么一段并不符合分卷《大辞海》编纂实际情况的“解释”？ 既然上述唐先生的解释并不符合现行《大辞海》编纂的实际情况，那么，笔者提出的“该收的却没有收”的问题就是存在的；用“罗振玉”、“董作宾”被考古学科收录、“梁启超”被中国哲学史学科收录、“柳诒徵”、“王重民”被图书版本学科收录的事实，说明不了《中国古代史卷》不收这些学者就是合理的。 以上就是我对唐先生解释的初步看法。谬误之处，还望唐先生及关心这一问题的众方家给以批评指正！（2007年10月24日晚于陕西师范大学雁塔校区） 原载：光明观察32007/10/25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