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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30年来，当代汉语诗歌的规模和质量都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准，可惜的是，一直没有得到应有和有效的梳理和推介。相反，在大众传媒中，当代诗歌和当代诗人先是受到从未遭到过的冷遇和遮蔽，几乎看不到任何与当代诗歌和诗人有关的消息，或者就是被处理成边角料；到了2006年，突然又受到了极为热闹的误读，媒体争相报道的“梨花诗”、“韩寒与诗人们的骂战”、“保卫诗歌”、“诗人裸诵”、“写诗软件”等事件，使诗歌无比尴尬地凸现于公众的视野之中，不止是漠视，还有嘲讽和鄙夷。诗歌作为上几代人情感诉求的古老道具，似乎已经被弃之荒野，成为了一种极其暧昧的文化。 当代诗歌在公众心目中的地位为什么会走到今天这样的地步？除了时代的原因，除了诗人自我“恶搞”和被他人“恶搞”这样的更容易被公众记住的事件，践踏了诗歌和诗人的尊严之外，还有没有其他重要的原因？答案自然是有的，那就是诗歌也受到了掌握话语权的大众传媒的遮蔽和误读，进一步导致诗歌生态的恶化。 在公众的视野中，这一两年来的诗歌事件显得十分热闹。在我的印象里，似乎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朦胧诗运动、1986年现代诗群体大展、汪国真诗歌的流行，至1999年的“盘峰诗会”争论以来，还没有哪一年这般引人关注。对诗歌再不关心的人，难免也要耳闻“梨花诗事件”、“诗人裸诵”、“写诗软件”、“诗歌排行榜”这样的事件和字眼。这些发生的诗歌事件，因为主流媒体的大面积介入，使诗歌无比尴尬地凸现于公众的视野之中。当代诗歌受到公众的集体冷遇和嘲讽，虽然与真正的诗歌没有多大关系，很多优秀的诗人并没有或不屑于卷入其中，但究其实质，却是大众传媒集中制造的一次“讨伐”，是诗歌生态遭遇更大破坏的一次生动而集中的体现。 2006年10月15日，某著名新闻杂志刊登了一篇《中国，我的诗歌丢了》的长篇报道。相比于对当年一些诗歌热点现象的描述和分析，这样的话更容易进入公众的眼球:“现实中，‘诗人’作为嘲讽的称呼，在文化圈之外已达成可耻的共识。嘲讽诗人变得理所当然，谈论诗歌反倒可耻。如果你对一个有正当职业的诗人提起诗，就好像是揭他的短。但凡以时尚、前卫、创意丰富、懂得享受生活自命的年轻人，没有一个敢公然承认自己目前还在写诗、读诗。专栏作家的待遇比诗人高出一等，在三流报纸上写蹩脚新闻的通讯员也自我感觉要比诗人高级一点。”这样的概括恐怕是很多人的内心所想，得到传播之后，更为一些不明就里的读者接受。稍后不久，一家全国性大报发表了《恶搞中沦为大众娱乐的噱头谁在折断诗歌的翅膀》一文，指出:“诸多迹象都在表征着诗歌的衰落，那些曾经给我们带来巨大震撼、滋养我们心灵成长的泣血之作日趋式微，诗歌在人们心目中所占有的分量越来越轻，‘诗歌已经从少数人的自娱自乐变成网络的集体狂欢。’”将这些文章摆放在一起阅读，实际上会凸显出一个强烈的信号，那就是诗歌在今日已经“丢了”；而潜台词也十分明显，那就是“丢就丢了吧”。但根本的问题在于，这些刊登在拥有几十万乃至几百万读者的主流媒体上的文章，只是片面地描述和放大了一个阶段的诗歌个案，而对更为普遍的优秀诗歌和诗人置若罔闻，视而不见。但后果实际上不言自明，它会使诗歌的读者和潜在读者远远走开。 遮蔽和误读还远不止这些。某晚报曾经刊发了一篇报道，说“一个名为‘猎户星’的‘写诗软件’不但‘写诗’的时间短，而且风格多样，甚至不乏诗味，让人感到很有趣。”“从2006年9月25日‘写诗机’开始工作以来，已有几万名热情高涨的网友借此‘创作’出了五十五万首‘诗歌’。”“在自动写诗机面前，诗人还有什么高贵、智慧、优秀可言？一句话，自动写诗机的出现，让现行的许多诗人和诗歌刊物都变得多余”等等。其实，“写诗软件”网站为用户准备了近百套诗歌模板，绝大多数是套用著名诗人的作品，比如模板《再别》套用了徐志摩的《再别康桥》，模板《远和近》套用了顾城的《远和近》。写诗时，网友只需在“诗歌生成器”中选定模板，再输入几个随意想到的词，点击鼠标后，一首首“诗作”便在短短数十秒钟内出炉了。可见，“写诗软件”的出现，是这个时代种种娱乐、游戏甚至恶搞的行为之一，一些媒体在热衷报道“写诗软件”出现的消息时，对诗歌常识很无知，但并不妨碍它对诗歌板起一副鄙夷的面孔。这让我可悲地想到，在今天，不管是公众还是媒体，谁都可以对诗歌踏上一脚。 与此相反的一个鲜明的例子是，随着32岁的江南春作为国内第一位企业家在纳斯达克按响上市铃声后，一个传奇资本家的身份和一个诗人的名分就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当下最被人们津津乐道和拼命追逐的财富神话，与时常受到冷遇甚至嘲讽的当代诗歌命运，美好地结合在一起，创造了一种令人炫目的光环。具有反讽意味的是，尽管如今已经成为亿万富翁的江南春坚持不把自己视为诗人，但在他离开了诗歌之后，却成就了诗名。不管他愿不愿意，诗人的桂冠已无可争辩地戴在了头上，被作为一个重要的新闻由头无限放大。这不能不算是大众媒体创造的一大奇谈，潜台词里表述的正是对一个诗人可以成功创业的惊讶。在媒体提供的语境中，诗歌的想象力似乎只有搭上财富的翅膀，才可以得以翱翔，舍此，便是不切实际。被极度边缘化了的诗歌仿佛抓到了救命的稻草，搭上了财富的快车道，从而获得了重受关注的机缘。 在大众传媒热衷报道这些诗歌怪现象的同时，2006年末，江苏的《南京评论》列出了一份“2006年度中国诗歌排行榜”，据称这也是“中国第一份诗歌排行榜”。“诗歌排行榜”的出现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以消费文化为特征的物质文化大肆膨胀，文学，特别是诗歌在主流文化中被边缘化、无形化。”(《发起人的话》)在“写诗软件”的出现、“梨花体诗歌”的纷争、“诗人裸诵”等一系列诗坛现象之后，“诗歌排行榜”在诗界、媒体、公众中引起了新的波澜，吸引了无数眼球。这份排行榜列出的好诗和庸诗，自然只是代表了一种审美标准，不可能被所有的人接受。但是，这种行为本身起码可以显示，诗歌和诗人虽被主流文化放逐，但它(他)们并没失去虔诚的关注者、研究者与热爱者。如果有10种、20种乃至更多类似的排行榜出现，如果有更多层面的专家、诗人、读者一起来选择、来评判，如果这样的排行榜坚持、累计地出现，是不是就可以让真正有创造价值的优秀诗歌能够得以凸现？可以让被遮蔽和误读了的诗歌的光芒得到焕发？ 事实上，面对泛娱乐化的态势，由于发现者的缺席以及极度弱化的普及力，同时又缺少相应的媒介来发掘和培育诗歌精神，使得优秀的诗歌和诗歌精神受到极大遮蔽和误读，陷入一场集体的混乱和迷茫中。诗歌就这样成了一种大众传媒笼罩下暧昧的文化。 显然，保护诗歌的生态，发现优秀的诗歌和诗人并获得更为广泛的传播，是消除遮蔽和误读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这需要首先建立一种发现和梳理的渠道，让那些直面现实、体现人性之光和汉语之美的诗歌，能够从书籍、报刊、杂志和网络论坛中显现出来，让那些优秀诗人的作品能够被公众阅读和熟知。其次要建立有效的传播渠道，不只是对诗集和诗刊的出版，还包括对诗歌在网络上的流布，大众传媒都有责任加以报道和推介。这些，不应该只是个人和小圈子的行为，而应该是协会、研究机构、媒体甚至国家宣传文化部门的自觉行动。 原载：《文学报》2007-12-28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