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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个古怪的吊客，一个不可救药的怀疑论者。我现在看着灵床，看到“死者”的遗容，悲伤之余，不免对“死者”的身份有点好奇。 首先，这位“死去的读者”先生，是什么国籍？细听三位的悼词：唐小林举出中国国情调查的一系列数字，而且说欧洲人似乎保留了读书习惯。那么，这位不幸的“死者”，似乎是中国血统较多，欧洲血统较少。他不是一个“普遍读者”，他是中国大陆读者。 刘朝谦哀悼中国文学院学生几乎没有读过经典文学（这点我深有同感——西方学生一个班级都读过的文学作品，不是普鲁斯特，而是哈里波特），那么这位“死者”不是一般读者，是所谓“职业读者”——文学院学生，将来的文学教师和批评家。 欧震指出，读者是一个历史概念，现在死亡的是一个历史存在。读者不是寿终正寝了，而是变形为消费者。这个相当傅科的解释，当然精彩。那么我们哀悼的这位“死者” ，是否真具有过实体？甚至现在躺在灵床上的“尸体” ，也经不住手指一点——只是一具幽灵的幽灵？ 我当然明白，“死者”长已矣，无法起死回生。实际上他可能躺在那里挺舒服的，尤其是听到我们如此悲恸，他无眼珠的眼眶也感动得流泪：一个时代结束了，这个时代据说叫做经典时代，他曾经在那个时代扮演英雄角色，例如，杀死了作者（有巴尔特大师见证），决定文本意义（有伊瑟尔、费许等权威见证）。 让我来偷偷说一句对不起“死者”的话：这位“死去的读者先生” 的身份有点可疑。能做出如此英雄行动的读者，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读者”，而是披着读者羊皮的批评家之狼：批评家在今日很可能死了，因为已经听不到他们的声音（原先他们的演说是重要文化节目）。死因很可能是失语后忧郁自杀。 而且这位批评家先生很可能是一位中国人，因为他们一生经历悲惨。唐小林描述他们长期是政治的回声板，按钦点评论经典。后来曾经有意气风发的时光，可惜为时过短。想想“死者”一生患难，的确让我们伤心。所以听到唐小林的看法：读者之死，是“汉语知识分子的精英焦虑”，我不免又朝“死者”遗体投去哀伤的一瞥。 写到此，我可能已经激起公愤：难道读者没有“死亡”？如果没死，读者在哪里？ 的确，四顾茫茫，看不到读者的影子。他们到哪里去了？不是躺在棺材里，还能在哪儿？君不见：统计数字正像烂桃子一样往下掉？ 我想说的正是：统计不可靠的地方，在于它给的是百分比，不是绝对数字。我们不能证明当今读者的绝对数量在下跌。甚至文学院的学生统计，都不能让人信服，因为如今每年全国文学院新招学生数量可能有十多万，而成为历史神话的清华国学院，每年学生只以个位计。 那么，我们还要不要讨论“读者之死”？要，很有必要。一般意义上的“读者”，本来可能就没有活过。职业读者（阐释学的主体）的确面临灭种的危机。他们（就是我们各位）丁克无后，文学院学生质量降低，将使我们的文化发生重大变化。一个无需阐释只供消耗的文本，不是正常文本；一个无需批评只供消费的文化，不是正常文化。 不正常又如何？如此严重的不正常，将引起人类文明的坠落，甚至消亡。 我不是危言耸听。我们正面临人类文明的重大转折，而现代中国一向是转弯最快，转得最激烈，动作最大。因此，中国可能比美国后现代，美国肯定比欧洲后现代。灵床上这位“死者”的中国血统，使我们面临的题目更加迫切。所以，我们讨论的既是世界问题，更是中国问题。 在这点上，我对法国理论家很有意见：他们挥剑骑士般无情，对法兰西文化无损，无妨过过解构摧毁瘾。在其它文化基础不够稳固的非欧洲国家，理论时髦化直接导致失语症。 因此，我呼吁各位思想着的人们（我不向“读者“呼吁），仔细读这些文字，参加这场讨论。因为，丧钟正为我们而鸣。 原载：《当代文坛》2006年第6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