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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文以三篇王维生平考证文章为例，归纳、总结出考证古代作家生平事迹易犯的四种错误，以供研究者借鉴。 关键词 古代作家 生平事迹 王辉斌同志在2001年和2003年，连着发表了《王维早期行事探究》(下文简称《探究》)[1]、《王维开元行踪求是》(简称《求是》)[2]、《关于王维的隐居问题》(简称《问题》)[3] 等三篇文章，着重对王维早期的事迹进行考证，提出自己的看法，并与我商榷。我们知道，有关王维早期事迹的记载很少，研究者往往只能根据他一些诗歌提供的线索进行钩稽、考证，而诗无达诂，不免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所以关于这个问题，学界存在许多不同看法。我认为这些看法不妨并存，以待时间的检验，故而对于就这个问题同我商榷的文章，一般不作回答；然而当我仔细读了这三篇文章后，却又产生了回答的愿望。我以为这三篇文章存在不少错误，它们涉及考证方法问题，具有一定的典型性，是考证古代作家生平事迹时易犯和常犯的，有时方家也难免。所以我决定将它们揭示出来，以供研究者参考，并作为自己从事这项工作的一种鉴戒，同时也是对上述三篇文章的一个回答(但不斤斤于具体事迹和琐细问题的是非之辨)。现将这些错误归纳成几种类型，分述于下。 一、为牵合已说而轻易否定古人记载 《求是》一文说：“综以上对王维‘开元行踪’的考察——是以其‘知南选’为研究的中心的。兹将所考作归纳为：开元二十八年的秋天，王维以监察御史之衔自长安经大散关人蜀，‘知南选’于黔州。翌年春正月事毕，乃由渝州顺长江东下至夏口，之后溯汉水而上抵襄阳，并于南阳临湍驿与神会等‘说经数日’，旋北返长安。翌年改元天宝，唐玄宗下诏令，‘内外文武官九品已上，各赐勋两转’，王维乃由正八品下的监察御史，擢升为从六品下的侍御史。”“知南选”在黔州，是上述推断的核心与关键，也是《求是》的新说；然而王维今存的诗文中并无一语提及黔州，也没有任何一种记载说过王维“知南选”在黔州，所以这个新说还只是一种推测。为了证成这个新说，《求是》对凡与这个新说相左的古人记载，皆轻易加以否定。如王维《哭孟浩然》诗题下注曰：“时为殿中侍御史，知南选，至襄阳有作。”说的是自己以殿中侍御史知南选，走到襄阳时写了这首诗；而《求是》却认为这条自注“当非出自王维的手笔，而是为他人如王缙等所为”，根据是：“考杜佑《通典》卷十五云：‘其黔中、岭南、闽中郡县之官，不由吏部，以京官五品以上一人充使，就补御史一人监之，四岁一往，谓之南选。”“又《旧唐书》卷四十四有云：‘在通常称谓中，监察谓之御史，殿中谓之侍御，侍御史谓之端公。’此则表明，《通典》——中‘御史’这职，所指为监察御史。借此，可知王维‘知南选’时所官乃应为正八品下的监察御史，才与《通典》等所载相合。”按《旧唐书》卷四十四为《职官志》三，我翻查了这一整卷书，根本未见《求是》的这段引文，又用电脑检索，结果是整部《旧唐书》都无这段引文；事实上，唐时监察御史俗称侍御，而非御史，唐赵璘《因话录》卷五：“御史台三院，一曰台院，其僚曰侍御史，众呼为端公。”“二曰殿院，其僚曰殿中侍御史，众呼为侍御。”“三曰察院，其僚曰监察御史，众呼亦曰侍御。”唐人所谓“御史”，是御史台属官(包括侍御史、殿中侍御史、监察御史)的统称，如唐李肇《唐国史补》卷下：“御史故事：大朝会则监察押班，常参则殿中知班，入阁则侍御史监奏。”《因话录》卷五：“凡三院(台、殿、察院)御史初拜，未朝谢，先谒院长。”这两条材料中的“御史”，都兼指侍御史、殿中侍御史、监察御史。唐时选派到岭南或黔中监南选的御史，既有监察御史，也有殿中侍御史，如《新唐书·柳泽传》：“睿宗善之，拜监察御史，开元中，转殿中侍御史，监岭南选。”所以《哭孟浩然》的自注，并没有什么错误，不应轻易怀疑和否定。 拙作《王维年谱》(最初发表于1982年出版的《文史》第16辑，经修改后收入1990年出版的《王维新论》，再经修改后收入1997年出版的《王维集校注》)说过，王维曾于天宝四载在南阳郡临湍驿中与神会和尚晤谈，此说与《求是》的上述新说相左，自然也在被否定之列。先看一下有关的记载，胡适辑《神会和尚遗集·神会语录》第一残卷：“门人刘相倩云，在南阳郡见侍御史王维，在临湍驿中屈和上及同寺慧澄禅师语经数日”“王侍御惊愕曰：‘大奇，曾闻诸大德言说，皆未有作此说法者。’乃谓寇太守、张别驾、袁司马等：‘南阳郡有好大德，有佛法甚不可思议。”’(《王维集校注·附录二》)[4] (p1245)此文称王维之官衔为侍御史，而写于天宝四载的王士源《孟浩然诗集序》中也有“侍御史京兆王维”之称，所以拙谱断王维与神会晤谈在天宝四载，并认为王维到南阳郡的原因，是“受制出使”(唐侍御史“掌纠察内外，受制出使”)。《求是》说：“王维‘知南选’时所官应为监察御史。而《神会语录》中作侍御史者，确属与王维斯时的职官不合，但此一矛盾的出现，实则乃后人所为。即是说，编辑《神会语录》者与王士源撰写《孟浩然集序》的情况大体类似，其所称谓者乃王维后来的官衔，而非能证明王维斯时所官即为侍御史。……王维被擢升为侍御史，乃在天宝元年。至天宝四载，王维仍在侍御史任上，故王士源于是年秋八月所撰《孟浩然集序》乃有‘侍御史王维’云云。”按，前面说王士源在《集序》中所称乃王维后来的官衔，后面又说王维于天宝四载八月撰《集序》，当时王维仍在侍御史任上，则《集序》所称“侍御史”，乃王维当时的官衔，而非后来的官衔，前后所述，自相矛盾；某文中称某人之官衔，若非该文写作之时的官衔，便是其以往的官衔，怎么可能是未知的后来的官衔？《求是》又说：“‘南阳郡’的始名于唐乃在天宝元载以后，但此并不能证实王维的是次南阳之行，即乃在天宝四载。这是因为，《神会和尚遗集》的原刻(或抄本)与胡适所辑之是《集》，均为后人所为，即‘南阳郡’这一地名乃为编辑《神会和尚遗集》者首次使用，而非王维与神会等人在‘语经’时所涉及。”认为王维本于开元二十九年官监察御史时在邓州(天宝元年改为南阳郡)与神会相遇，然而《神会语录》的编辑者，却将当时王维的官衔监察御史更改为侍御史，还将相遇之地点邓州改为南阳郡；在这里，我们不禁要问：有何迹象表明编辑者作了上述更改？他又为什么要作这样的更改？如果回答不了这两个问题，那么所说的更改，不过是主观臆测而已。又，《神会语录》中的资料，是近人从敦煌卷子中发现的，胡适将它们辑为《神会语录》出版，其中根本不存在上述《求是》所说的更改(日本也有同样的辑印本，又敦煌卷子今存，可覆核)。另外，《语录》为神会弟子记录其师言论的资料，有无可能神会与王维晤谈于开元末，而其弟子追记于天宝时，所以改用天宝时的地名、官衔？我认为这种可能性也不存在。上引《语录》中的“寇太守”，即南阳郡太守寇洋。贺兰弼《唐故广平郡太守恒王府长史上谷寇府君墓志铭》：“公讳洋……历吉、舒二州刺史，南阳、广平二郡太守。”“晚加衰疾，屡表恳辞，由是除恒王府长史。将行，以天宝七载六月十五日薨于外馆，春秋八十有四。”[5] (p1672)唐天宝元年二月，“天下诸州改为郡，刺史改为太守”(《旧唐书·玄宗纪》)，《墓志》记载寇洋之历官，将州刺史与郡太守清楚地分开，则他任南阳郡太守，当在天宝元年改州为郡之后。又《册府元龟》卷四五○：“玄宗天宝元年制曰：田仁琬忝居节度，镇守西陲，不能振举师旅……宜黜远藩，用戒边使，可舒州刺史，即驰驿赴任。”田仁琬盖继寇洋之后为舒州刺史者，其任舒州刺史之时间，在天宝元年二月改州为郡之前，而寇洋自舒州改任南阳郡太守之时间，则在同年二月改州为郡之后，到天宝四载，寇洋当仍在南阳太守任上。神会自“开元八年，敕配住南阳龙兴寺”(《宋高僧传》卷八《神会传》)，当时亦在南阳。从上引《语录》所称地名和王、寇二人之官衔看，断王维、神会相遇在天宝四载，颇为合宜。另外，《语录》写明这条材料由亲见王维、神会相遇晤谈的神会门人刘相倩提供，也说明这条材料是可靠和符合当时实况的。所以，《求是》谓王维、神会相遇在开元二十九年春，不能成立。至于《求是》说王维在天宝元年由监察御史擢升为侍御史，则错误更甚，这问题留待后面再细谈。 《问题》一文认为王维晚年“辞职归隐于终南”，其《终南别业》诗即作于是时。然维此诗又载于《国秀集》，而《国秀集》收诗止于天宝三载，这与《问题》的上述说法明显相左，所以《问题》又说：“王维《终南别业》之入《国秀集》者，当为宋、明人所妄为。”理由呢？其一、今本《国秀集》收入的作家作品，同唐本已有差异；又“唐本《国秀集》在宋代时‘三馆’即无，而刘景文之所得又乃出自坊间”。按，《国秀集》卷首楼颖序渭此集收入“九十人，诗二百二十首”，而今本所收，实际为八十八人(其中有三人有目无诗)，诗二一八首，差异并不大，在古书的流传过程中出现这样的差异，属正常现象，不能因此而否定其可靠性。《国秀集》卷末北宋曾彦和跋云：“此集《唐书·艺文志》洎本朝《崇文总目》，皆阙而不录，殆三馆所无。浚仪刘景文顷岁得之鬻古书者，元祐戊辰孟秋从景文借本录之。”《新唐书·艺文志》等未著录此集，只能说明它流传不广，而不能据以否定它的可靠性，而且到了南宋时，《直斋书录解题》已著录此书。其二、“今本《国秀集》卷中将王维是诗作《初至山中》，显然与诗的内容不符，盖因其中的‘兴来每独往’之‘每’字，已充分表明了王维写这诗时，并非为‘初至山中’，而是往来多次。”按，如此解诗，可谓胶柱鼓瑟，“兴来”句盖谓自己初至终南隐居时，兴致来了，每每独往游赏风景；此诗《河岳英灵集》作《入山寄城中故人》，诗题的不同，或许是因为作者后来又作了修改。《问题》又说：“要之，就必须以确凿的材料，以证实芮挺章的唐本《国秀集》乃收有是诗，而持(作于)天宝三载前说者，却无任何人对此有只字提及，其说之令人不可信从，仅此即可见其一斑。”按，绝大多数古书的唐本今皆不存，谁也无法拿出唐本来证实《国秀集》收有是诗，但以唐本的收诗数同今本相较，差错率很低，而且在今本《国秀集》中，我们尚未发现有可确断为天宝三载以后所作的诗歌，所以说法恰好应反过来：只要今本《国秀集》收有是诗，就应认定它作于天宝三载以前，如果认为唐本《国秀集》未收今本中的某诗，则必须拿出确凿的材料来。 王维《赠祖三咏》：“结交二十载，不得一日展。”诗题下注：“济州官舍作。”余以为此诗开元十二年作于济州，并说：“古代诗文中，有约举成数之例”“如果维八、九岁即与咏相识，则二十四岁时(开元十二年)作诗，便可以说是‘结交二十载’了。”[6] (p62)《探究》一文则认为此诗开元二十二年作于长安，当时王、祖二人第四次相聚(其实诗中只是抒发岁晏思友之情，并无一语言及两人相聚之事)，此说明显与此诗的题下注语相左，所以《探究》又说：“这条‘济州官舍作’的所谓‘自注’，并非出自王维手笔，而是后人妄为。”又是后人妄为！作者真是勇于怀疑。《探究》此说的理由是：“当时只有八、九岁的王维，是根本不可能从其乡(今山西永济)远渡黄河到洛阳或者长安与祖咏相识的”。按，八、九岁的王维，自然不可能独自远游，但跟随父母或其他亲友到洛阳或长安去，还是完全有可能的。《探究》还有另外两条理由，俟后再谈。 综上所述，考证古代作家生平事迹时，如遇古人的记载与自己原先的设想相左，该首先怀疑的，应是自己的设想，而不是古人的记载。这样，才能不犯或少犯主观臆测的错误。 二、因不明古代制度而误 《求是》一文说：“考《全唐文》卷三十九唐玄宗《改元大赦文》有云：‘改开元三十年为天宝元年。’‘内外文武官九品已上，各赐勋两转。’所谓‘赐勋两转’，其实就是连升两级。王维开元二十九年春以正八品下的监察御史‘知南选’还京，至翌年改元天宝‘赐勋两转’，正为从六品下的侍御史。”按，这是典型的因不明唐代官制而误。唐代的官制很复杂，岑仲勉《金石论丛》说：“说其大概，可分为职事官、散官、爵、勋四项，五品以上的官员，往往各项兼备，最低限度也有职事官和散官两项。”[7] (p461—466)这四项中，只有职事官是有必须执行之政务的实职，其余都是无必须执行之政务的虚衔；这四项各具独立性质，不一定随他项的变动而变动。监察御史、侍御史都是职事官职，和“赐勋两转”之“勋”绝不能混同。唐代之勋，计有十二转，《新唐书·百官志》：“凡十有二转为上柱国，视正二品；十有一转为柱国，视从二品；……二转为云骑尉，视正七品；一转为武骑尉，视从七品。”唐代皇帝遇即位、改元等事时，对九品以上官员的普遍颁赐，都是在散官、爵、勋上给予升迁，从未有过在职事官职上给予升迁的，原因很简单：其一、职事官都有具体职事，必须“随才录用”(《旧唐书·职官志》一)，如果不分青红皂白一律“连升两级”，势必造成滥竽充数、官非其人的混乱现象。其二、《唐六典》卷二：“凡天下官吏各有常员。”即每一个职事官职的品级、员数是固定的，也即职事官有固定编制，唐律禁止超编授官，《唐律疏议》卷九：“诸官有员数，而署置过限及不应置而置，一人杖一百，三人加一等，十人徒二年。”又，自古至今的官制，都是官员品级越高，员数越少，因此如果职事官九品以上都“连升两级”，势必出现严重的超编现象。例如监察御史定员十人，侍御史定员四人，如果监察御史都“连升两级”成为侍御史，那么侍御史就要超编一倍半，这岂不乱了套？另外，唐代流内职事官分为九品三十等，监察御史同侍御史之间相差六等(正八品上、从七品下、从七品上、正七品下、正七品上、从六品下)，而不是《求是》所说的“两级”，可见《求是》的作者对唐代职事官的品级，也很生疏。 拙作《王维年谱》断王维寓离济州司仓参军任的时间为开元十四年暮春，《探究》认为此说误，理由是：“没有对唐玄宗在王维仕鲁期间所颁布的全部赦令予以考察。——开元十三年有两次大赦——先看第一次：‘正月……戊子，降死罪从流，流已下罪悉原之。’——王维的被贬济州非为‘流罪’，而是‘左降官’之属，而‘左降官’正为‘流已下’，且赦令又明文规定‘悉原之’，故王维的被赦即应在这‘悉原之’之列。”并认为十三年王维被赦后即离开济州。按，这条是因不明唐代的律法制度而误。何谓“流已下罪”？我国自古就有五刑的刑法制度，唐时亦“立刑名之制五焉：一曰笞，二曰杖，三曰徒，四曰流，五曰死。”(《唐六典》卷六)这五刑由轻至重又分为二十等：笞刑五(自笞十至五十共五等)、杖刑五(自杖六十至于一百)、徒刑五(自徒一年起，以半年为差，至于三年)、流刑三(二千里、二千五百里、三千里)、死刑二(绞、斩)。参见《唐律疏议》卷一。据《唐律疏议》，唐时一个平民所能犯的罪，皆包括在这五刑二十等罪之中，而所谓流以下罪，即指除死刑二等之外的其他十八等罪。例如《疏议》卷二云：“诸七品以上之官……犯流罪已下，各从减一等之例。”又云：“诸五品以上妾，犯非十恶者，流罪以下，听以赎论。”这是说，一个六、七品官犯死罪之外的其他罪，可减一等处罚(例如依律应徒二年，可减为一年半)；又五品以上官员的妾，犯流、徒、杖、笞之罪(罪的性质属十恶的不包括在内)，允许以铜赎罪(如杖一百，纳铜十斤)。唐时一个官员所能犯的罪，除五刑二十等罪之外，还有除名、免官、免所居官三种罪，它们也都属于流以下罪(参见《疏议》卷二、三)。唐律规定，犯罪人“议、请、减以下人，身有官者，自从官当、除、免，不合留官取荫收赎”(《疏议》卷二)。官当即以官抵罪，如六品以下、九品以上，“一官当徒一年”等等，所以犯徒、流罪的官员，大抵都要解职抵罪；另外唐律还特别规定，官员犯某几种罪，必须除名(官爵悉除)、免官(职事官、散官、勋官俱免)、免所居官(免所居之一官；职事、散官为一官，勋官为一官；带勋官者，免其职事官)，例如犯受财而枉法等罪除名，犯受财而不枉法等罪免官等等。由此可见，犯流以下罪的官员，实际上解官者居多，而左降官则仍居官，也就是说左降官中的许多人，并非因犯流以下罪而左降，不过因工作的失误而贬官；“流已下罪”涵盖不了所有甚至是多数的左降官。正因此，朝廷发布的赦令中，如果涉及左降官，都要另作交代。如《册府元龟》卷八五：“(开元十七年十一月)戊申，谒诸陵还，大赦天下，制曰：‘……自开元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昧爽已前，大辟罪已下，罪无轻重……常赦所不免者，咸赦除之。……左降官量移近处。”’此次大赦是所有的五刑之罪皆赦免，但仍涵盖不了左降官，所以又对左降官的赦免问题另作交代。开元十三年正月的赦令未提及左降官，当然同王维的被贬济州无关。又《探究》所引的这条赦令，系据《旧唐书·玄宗纪》，而《纪》引录此赦令时，经大加删改，已有违原意，《册府元龟》卷八五：“(开元)十三年正月戊子制曰：‘……其天下见禁囚徒，死罪宜降至流，流已下罪悉原之。’”则赦免的对象是被拘禁的囚犯，同王维更无关系。另外，《探究》误以为拙谱认为《赠祖三咏》作于开元十三年冬王维与祖咏在济州相会时，又认为这年春维已离济州，不可能与咏在济州相会，因此以王维十三年春已离济州作为《赠祖三咏》题下自注“是后人妄为”的一条理由，其实这个自注与王维何时离济州并无关系(拙谱认为《赠祖三咏》作于十二年秋)，《探究》作者误会了拙谱之意。 《问题》说：“王维开元十八年因妻丧而去职闲居于家。”又说：“李白一生凡两入长安，第一次在开元十八年夏——在李白到达长安之际时，王维于此前已因妻丧而去职且‘杜门’家中。”按，唐人居官时丧妻，并不去职。《问题》所述是因不明唐代丧制而误。《通典》卷一○八：“居官遭丧：凡斩衰三年、齐衰三年者，并解官。……父为长子、夫为妻，并不解官，假同齐衰周也。”“给假：凡齐衰周，给假三十日，葬五日，除服三日。”齐衰周，服齐衰(丧服名)一周年，古时夫为妻服齐衰一年；则唐时居官遭妻丧，并不去职，总共给假三十八日。 《求是》说：“据《唐会要》卷八十二‘休假’可知，唐玄宗时期实行的是‘旬假制’……唐代对各种假日在时限上乃有极其严格的规定，即除特殊情况如丧假可‘给二十日’外，其余最多只三天。如果请一般性事假，则只有‘三品以上长官’可‘请假满日’(一天)。由是以观，可知当时仅任从六品下侍御史的王维，是尚不具备请假的资格的。”按，这条是因不明唐代的休假制度而误。据《唐六典》卷二等载，唐代官员除旬假外，还有不少假期，如每年有两次长假(田假、授衣假)，各十五日；全年的节日假(如元正、冬至各给假七日等)合计达五十三日；又私家有婚、冠、丧、祭、拜扫、省亲等事，皆给假(如私家袝庙，给假五日；四时祭，各四日等)，以上情况拙作《也谈王维与唐人之“亦官亦隐”》(待刊)有详细论述，此不重复。至于说只有三品以上长官才能请一般性事假满一天，则是因误解原文之意而致误。《会要》原文云：“(贞元)二十一年五月御史台奏：‘伏准承前旧例，诸司三品以上长官请假满日，正衙参见，其余品秩卑，自有本司官长，不曾于正衙参假；去年六月侍御史窦群奏，令尚书省四品、中书门下御史台五品同三品例，正衙参假讫，既失旧章，又烦圣听，今请准例三品以上假满日，正衙见……。’依奏。”奏文的意思是，三品以上长官请假期满之时，在正衙(朝会之所，指宣政殿)参见天子销假；而按《求是》对“请假满日”的解释，上引这段文字明显无法讲通。《会要》八二又云：“大和八年九月御史台奏：文班常参官旧例，每月得请两日事故假，今许请三日。……敕旨：依奏。”则所谓任侍御史的王维，尚不具备请事假的资格，可谓无中生有。另外，笼统地说丧假给二十日，也不正确，《会要》说的是：阎立德妹丧，给假二十日。唐时是根据亲属关系的远近，来定丧假的长短的，并非一律给二十日，详情可参阅《通典》卷一○八“给假”。 上述三文的作者，结合唐代制度来考证王维事迹的努力是应该肯定的；所可惜的是，对唐代的制度了解不多，因而造成不少错误。 三、因不明或误解原文之意而误 不明或误解原文之意，是考证常犯的错误，上文已涉及这个问题，下面再举几个例子加以说明。关于王维《谒璇上人》一诗的系年，《求是》说：“其一是据《景德传灯录》卷四，要知璇禅师乃为嵩山高僧普寂的四十六位法嗣之一……且《宋高僧传·普寂传》又载普寂开元二十七年终于洛阳兴唐寺。……作为普寂的弟子璇禅师以及王维母子，都应是普寂葬礼的当然参与者。如此，则王维在开元二十七年的洛阳谒见璇禅师并写《谒璇上人》，也就自在情理之中。其二是《宋高僧传·元崇传》中的一段文字：‘释元崇……以开元末年，因从瓦官寺璇禅师谘受心要……至德初，并谢绝人事，杖锡去郡，历于上京……下蓝田，于辋川得右丞王公维之别业。’其中的‘至德初，并谢绝人事’云云，颇可注意，因为其所表明的是璇禅师与元崇在至德初年，均离瓦官寺而‘历于上京’。而赵殿成《王右丞集笺注》卷三于‘璇上人’的笺注，又可对此佐证：‘璇公乃因授深法，与崇历上京，遂入终南，至白鹿，下蓝田。’此则表明，王维拜谒璇禅师及写《谒璇上人》一诗，又可能是在‘至德初’……的长安一带。”按，要弄清《谒》诗的系年，首先必须对诗意有一个正确的理解。诗云：“夙承大导师，焚香此瞻仰。颓然居一室，覆载纷万象。高柳早莺啼，长廊春雨响。床下阮家屐，窗前筇竹杖。……一心在法要，愿以无生奖。”“夙承”二句说，上人自己早已承奉，现在在这里焚香瞻仰；“颓然”句写上人在居室中坐禅入定的情状；“高柳”二句写上人所居寺院的景物和节候；“床下”二句细述上人居室中摆放的物品。因此，此诗应是王维至上人所居寺院瞻仰上人时所作。据《景德传灯录》卷四，普寂的法嗣中有“瓦棺寺璇禅师”，《元崇传》也说开元末年禅师居瓦官寺(在江宁)，可见瓦官寺是璇禅师的长期居住地(目前尚不清楚禅师是否住过别的寺院)，所以拙谱断此诗作于开元二十九年春王维自桂州北归途经江宁时。《求是》认为拙说“错误更甚”，于是提出上面引述的两项新说。现在先剖析第一项：首先，普寂的卒地是长安而非洛阳。《宋高僧传·普寂传》：“开元二十三年，敕普寂于都城居止。……二十七年，终于上都兴唐寺，年八十九。”都城，国都，唐时一般指长安(如与“京城”对举，则指东都洛阳)；上都，首都，明显指长安，如《元和郡县图志》卷五河南府(东都)：“西至上都八百五十里。”又兴唐寺在长安，《长安志》卷八、《唐两京城坊考》卷三都有明确记载；《求是》的这个错误，是由于误解都城、上都之意造成的。其次，古代交通不便，居于江宁的璇禅师，能否按期赶往长安参加普寂葬礼，颇成问题，况且说两人在参加葬礼时相会，也不符合上述《谒》诗之诗意。接下剖析第二项，先引录《元崇传》的有关文字：“释元崇……以开元末年，因从瓦官寺璇禅师谘受心要……璇公乃揣骨千里骏足可知，因授深法。崇灵台虚彻，可舍百神……金陵诸德请移所配栖霞寺。春秋逾纪，服勤道务……时众是瞻。至德初，并谢绝人事，杖锡去郡，历于上京，遍奉明师……遂入终南……下蓝田，于辋川得右丞王公维之别业。……正公焚香静室，与崇相遇，神交中断。……及言旋河洛，登陟嵩少……声价渐高，衣冠羡仰。……遂东适吴越天台、四明，清心养素。数年后，遐想钟山，飞锡旧居……。”《求是》将“并谢绝人事”理解为元崇、璇禅师一起辞绝世事，其实从上下文看，此传除“以开元”句以下数句交代传主的师承外，自“崇灵台”句以下至传文结束，所记皆传主之事迹，如说他移居栖霞寺，“服勤道务”超过一纪(十二年)，至德初离栖霞云游四方，“遍奉明师”，先至京、洛，后适吴越，数年后，方复返栖霞等等，这中间当不会忽然夹入璇禅师之事。若以为“历于上京”、在辋川遇王维等，是元崇、璇公的共同行为，恐怕于理不顺，于义未安，因为至德元年元崇已四十四岁(据此传所载元崇卒年和享年推算)，而作为普寂之法嗣和元崇之师的璇公，应早已过了云游四方、“遍奉明师”的年龄，况且此传明言王维“与崇相遇”，而不提璇公。这问题的关键在于对”并”字的解释，“并”有全部、完全之义，如《后汉书·董卓传》云：“卓所亲爱，并不处显职，但将校而已。”又云：“(韩)遂等……更相杀害，其诸部曲，并各分乖。”盖出家为僧已是辞绝世事，如今乃连寺院“道务”也辞却，所以说完全辞绝世事。又，《求是》引赵殿成注以为己说的佐证，亦难以成立。赵注云：“《续高僧传》：元崇以开元末年，因从璇禅师谘受心要……璇公乃因授深法，与崇历上京，遂入终南……王公焚香静室，与崇相遇神交。”这段注文错误不少，首先，它本引自《宋高僧传》，却误作《续高僧传》(此书所载止于初唐高宗麟德二年，不可能有元崇传)；其次，它作了有违原意的删削，如删掉“至德初”三字，结果使至德初发生的事变成开元末发生的事；复次，断句有误(在交字下点断)。至于作“与崇历上京”，则和《求是》一样，是因不明“并”字之意而误。综上所述，在辋川与王维相遇的，应只有元崇一人。 王维《淇上即事田园》，“屏居淇水上，东野旷无山。静者亦何事，荆扉乘昼关。”拙谱说：“据此诗，知维尝隐居淇上。”《问题》说：“诗中所写，仅为王维‘屏居淇水上’之所见，而不能表明他斯时乃在淇上隐居。”按，隐居系作者自道；屏居者，隐居也。王维《酬诸公见过》：“屏居蓝田，薄地躬耕。岁晏输税，以奉粢盛。”耿湋《春日即事二首》其二：“数亩东皋宅，青春独屏居。家贫僮仆慢，官罢友朋疏。”皆可证。由于《求是》作者不明屏居之意，所以未能看出此首为写隐居之诗。 《旧唐书·王翰传》：“(张)说既罢相，出翰为汝州长史，改仙州别驾。至郡，日聚英豪，从禽击鼓……文士祖咏、杜华常在座。”《探究》说：“张说罢相在开元十四年四月，则王翰出为汝州长史即应在是年四月或稍后。而《全唐诗》祖咏集中有《汝坟同仙州王长史翰闻百舌鸟》、《寄王长史》二诗——这说明，开元十四年四月及其后的祖咏乃是在汝坟与仙州一带的。若如《王维年谱》所言，祖咏及第后即被授官齐州，(今山东济南)以东——那么，开元十四年前后的祖咏就不当以一‘文士’的身份，‘常在座’于王翰的仙州长史府。”按，陶敏说：“张说开元十四年四月罢相后，翰未即遭贬逐。其被贬当在十五年或稍后。”[8] (p22)又，据祖咏诗，知咏从王翰游，在翰改仙州长史之后；翰贬汝州长史既在十五年，则改仙州应更在其后，傅璇琮说：“其时或在开元二十年前后。”[9] (p209)所以，拙谱说祖咏开元十三年登第后，即在齐州以东为官，与《王翰传》的记载并不矛盾。祖咏《汝坟别业》：“失路农为业，移家到汝坟。”谓已因仕途失意而去职，遂移家汝坟；汝坟在今河南襄城，当时属仙州，故得以与仙州长史王翰往还。由于《探究》作者对《王翰传》原文的理解存在偏差，所以便有了《探究》的上述错误推论。另外，《探究》还以此作为《赠祖三咏》题下自注“是后人妄为”的一条理由，其实这也是个误解，限于篇幅，就不细说了。 四、资料掌握未全面而遽下结论 《问题》说：“事实上，王维天宝九载在其母卒后上表所‘施’之‘庄’，非为宋之问的蓝田别墅，而是其于蓝田所自营的一座别业。……《请施庄为寺表》一文有云：‘臣亡母故博陵县君崔氏……乐在山林，志求寂静，臣遂于蓝田县营山居一所，草堂精舍，竹林果园，并是亡亲宴坐之余，经行之所。’其中的‘遂于蓝田县营山居一所’云云，说得极清楚，二者岂可相混？若王维母亲生前所居之‘庄’，确系宋之问的蓝田别墅，且其又在天宝九载为王维所‘施’，那么，王维晚年又何来‘家南山陲’的‘终南别业’呢？”按，此说可谓道他人所未道，但错误明显。《旧唐书·王维传》：“得宋之问蓝田别墅，在辋口，辋水周于舍下……与道友裴迪浮舟往来，弹琴赋诗，啸咏终日。尝聚其田园所为诗，号《辋川集》。”王维《辋川集》序曰：“余别业在辋川山谷，其游止有孟城坳……与裴迪闲暇各赋绝句云耳。”知王维所得宋之问别墅，即其诗中常说的辋川别业、辋川庄，详情可参阅拙作《辋川别业遗址与王维辋川诗》[10]。唐耿湋《题清源寺》：“孟城今寂寞，辋水自纡余。”诗题下注：“即王右丞故宅。”唐李肇《唐国史补》卷上：“王维……得宋之问辋川别业，山水胜绝，今清源寺是也。”《新唐书·王维传》：“别墅在辋川，地奇胜……母亡，表辋川第为寺，终葬其西。”宋宋敏求《长安志》卷一六：“清源寺，在(蓝田)县南辋谷内，唐王维母奉佛山居，营草堂精舍，维表乞施为寺焉。”宋陈振孙《直斋书录题解》卷一六：“辋川在蓝田县西南二十里，本宋之问别圃。维后表为清源寺，终墓其西。”以上唐宋人的记载，皆谓王维为母奉佛所营之山居，即辋川庄，它本是宋之问别墅，母亡后，维上表求施为清源寺。因辋川庄在山谷中，其地属蓝田县，所以又可称为蓝田山庄，宋之问《蓝田山庄》：“辋川朝伐木，蓝水暮浇田。”也称自己在辋川的别墅为蓝田山庄，可证。王维所施之“庄”即辋川庄，也即宋之问别墅，这一点不少记载都已指明，而《问题》作者似乎不知，他完全撇开这些记载而按主观认定遽下结论，自然不能免于错误。又，《问题》谓王维施庄为寺在天宝九载，亦误。《请施庄为寺表》：“臣遂于蓝田县营山居一所……臣往丁凶衅(指遭母丧)，当即发心，愿为伽蓝，永劫追福，比(先)虽未敢陈请，终日常积恳诚。又属元圣中兴(指肃宗收复两京)，群生受福，臣至庸朽，得备周行(得充朝廷之臣)，无以谢生(酬谢活命之恩)，将何答施？……伏乞施此庄为一小寺……上报圣恩，下酬慈爱，无任恳款之至。”表文说，天宝九载遭母丧时，自己即有施庄为寺之心，但未敢陈请，则不在天宝九载明矣，又说自己请施庄为寺的动机之一，是报答皇上的不杀之恩，则施庄为寺，当在王维因陷贼入狱，又被宥罪复官之后，即乾元元年(758)。拙谱已系此事于乾元元年，不知《问题》为何没注意到？ 《问题》又说：“王维一生共隐居四次——第三次系丁母忧而再隐终南山，晚年则辞职归隐于终南。”“王维丁母忧在天宝九载——他二十七个月的守丧期，乃在终南山的辋川别业度过(陈允吉考证王维的‘终南别业’即‘辋川别业’，甚是，本文此处特从之)，是可肯定的。”“王维晚年隐终南山，《旧唐书·王维传》乃有载：‘晚年长斋，不衣文采，得宋之问蓝田别墅。’又《新唐书·王维传》云：‘缙为蜀州刺史未还，维自表已有五短，缙有五长，臣在省户，缙远方，愿归所任官，放田里，使缙得还京师。’《旧唐书》所谓‘晚年隐终南山’者，所指即为王维上表以己官换王缙‘还京师’后‘放田里’事。而王维集中的《责躬荐弟表》有云：‘臣之五短，弟之五长……顾臣谬官华省，而弟远守方州……伏乞尽削臣官，放归田里，赐弟散职，令在朝廷。’由是而观，可知王维晚年的‘晚家南山陲’，乃系其上表‘伏乞尽削臣官’所致。而其‘得宋之问蓝田别墅’，亦在是时。或以王维‘得宋之问蓝田别墅’，乃在天宝三载……其说乃属不的之辞。”按，《旧唐书·王维传》根本没说过王维“晚年隐终南山”，请看传文：“维弟兄俱奉佛，居常蔬食，不茹荤血，晚年长斋，不衣文采。得宋之问蓝田别墅，在辋口……。”文中“维弟”以下五句，述维奉献佛事，谓其平时食粗粝之食，晚年更终年吃素；而“得宋”以下数句，则述维得宋之问别墅，与裴迪游其中，并赋诗事，前后所述为两事，故“采”字下应加句号。这段话显然不能理解成王维晚年得宋之问别墅，更不能理解成王维晚年隐终南山，实际上“晚年隐终南山”是《问题》自己的看法。《问题》称王维晚年隐终南，系其上表求“尽削臣官，放归田里”所致，也完全不能成立。理由是：首先，只有王维的自请，而没有天子的批准，“放归田里”无法实现；其次，放归田里相当于前面谈到的“除名”，在唐代是朝廷对犯罪或有过错官员的一种处罚，如《通典》卷一—五：“臣请都督、刺史……等，……政绩无闻，抵犯贪暴者，放归田里，以明赏罚。”《旧唐书·代宗纪》：“太常博士柳伉上疏，以蕃寇犯京师，罪由程元振，请斩之以谢天下，上甚嘉纳，以元振有保护之功，削在身官爵，放归田里。”《新唐书》本传在记述王维自请“放田里”一事后说：“议者不之罪。”既然廷议不认为王维有过错，他自然不会受到放归田里的处罚。又《问题》将放归田里与“辞职归隐”等同，也不正确，因为去职的官员仍有一定的政治经济特权和待遇，而受到放归田里处罚的官员，其地位则同于庶人。复次，据笔者考证，《责躬荐弟表》作于上元二年(761)春，时王维官尚书右丞，说见拙谱[4] (p1373-1375)；维上《荐弟表》后不久，肃宗即召王缙入朝为左散骑常侍，维于是进上《谢弟缙新授左散骑常侍状》，状文末署“上元二年五月四日通议大夫守尚书右丞臣王维状进”，则直至上元二年五月，王维仍在朝任职，而再过两月，维即辞世，哪有可能辞职隐于终南？ 王维《终南别业》：“中岁颇好道，晚家南山陲。”《问题》即据此认为王维晚年隐终南山，并认为终南别业即王维所得之宋之问蓝田别墅，又说终南别业即辋川别业；“晚年”不是一个确切的时间概念，故《问题》又将王维得终南别业的时间落实为在上《荐弟表》后，即上元二年春；既然王维直到上元二年春才得到终南别业，那么他天宝九载守母丧时所居之辋川(终南)别业，又是从哪儿冒出来的？“母丧，毁几不生”(《新唐书·王维传》)的王维，显然不可能在守丧期间大兴土木，营建别业，而且据王维《辋川图》(明刻石本)，别业的规模不小，也不是短期内可以营建的，这恰好说明拙谱断王维始营辋川别业在天宝三载近于实情，何“不的”之有！《问题》前后所述，自相矛盾，甚为混乱，这主要是资料掌握未全遽下结论，加上误解原文之意造成的。看来，误解原文之意是考证最易犯的错误，它常与其他错误交织在一起，值得我们注意。 【参考文献】 [1]王辉斌. 王维早期行事探究[J]. 王维研究第三辑. 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 [2]王辉斌. 王维开元行踪求是[J]. 山西大学学报，2003(4) [3]王辉斌. 关于王维的隐居问题[J]. 周口师范学院学报，2003(6) [4]陈铁民. 王维集校注[M]. 北京：中华书局，1997. [5]周绍良，赵超. 唐代墓志汇编[M].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6]陈铁民. 王维新论[M]. 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0. [7]岑仲勉. 金石论丛[M].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8]傅璇琮主编. 唐才子传校笺第五册[M]. 北京：中华书局，1995. [9]傅璇琮主编. 唐才子传校笺第一册[M]. 北京：中华书局，1987. [10]陈铁民. 辋川别业遗址与王维辋川诗[J]. 中国典籍与文化，1997(4) 原载：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61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