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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在我这里从来不成为“问题”。当罗兰·巴特的“作者之死”传进大陆学界，消解作者是父亲的神话，坚持认为文本的意义源于读者创造的思想开始深入人心，当接受理论把读者奉为上帝般供起来的时候，坦率地讲，我对读者也充满了信心。那时正处在“市场经济”风起云涌的初潮期，由来已久的“精英意识”又不禁使我长生了另一种隐忧：过分抬高读者会不会引出读者中心？而读者在或一意义上是可以转化为“市场”的，这时，又会不会相应地产生市场导向？设想一群作者被“市场”牵着鼻子穿行于都市乡野，高举“票子”往还大街小巷，对于一个民族国家而言，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景象？ 还好，理论的情形并未如想象般发展。一段时间过去了，听到的却是“读者之死”。给我的感觉是，读者被高高地抱起来，然后被狠狠地扔到地上。这个时代真是好玩！不过，我也并未十分在意，权且视为赵师毅衡先生所谓“理论冗余”时代的一种“冗余”。真正第一次接触此一问题的理论阐释要提到我的同事欧震博士，他在2004年召开的全国“消费时代的文学与文化研究”学术会议上提交的论文、所作的大会发言，就叫“读者之死”。核心意思是，读者是消费时代的发明，传统的文艺理论是关于作者的理论；传统的作者理论都隐含了读者理论；传统的写作都有大致明确的预设读者，中世纪有关《圣经》的文本，是写给信徒的，浪漫主义时代是为精英分子写作，如此等等。而进入资本主义时期，尤其是消费社会，这种较为明确的预设读者开始模糊甚至隐退，从而导致“读者之死”。也许欧震的观点并未引起会议的足够重视，但对我却一新耳目，有些触动。第二次是刘朝谦教授一本正经地召集作家何大草、欧震和我在一家茶楼讨论“读者之死”，还请了两名研究生作记录。既然讨论，就必须发言，还要考虑“讨”什么，“论”什么，这让我有些紧张。“讨论”还十分激烈，时间也花得很长，这才使我真正感到关于“读者”确乎出了什么“问题”。 究竟什么问题，实话实说，还没有来得及细细思量就遭遇了高考作文事件。今年全国高考语文试卷的作文题，引用了前不久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组织进行的第四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报告中的一组数据，这组数据显示了六年来我国国民图书阅读率持续走低：1999年为60.4%，2001年为54.2%，2003年为51.7%，而2005年为48.7%，首次低于50%。与图书阅读率走低相反，网上阅读率却迅速增长：1999年为3.7%，2003年为18.3%，2005年为27.8%。试卷要求考生就此构思作文。把如此沉重的问题，在决定人生前程的如此关键的时刻，交给我们那些被高考指挥棒折磨得死去活来，整整苦读了12年的孩子们，真有些惨不忍睹和荒诞滑稽，也显示了大人们的“滑头”，以及面对问题畏葸退让和习惯于推卸的德行。考试结束后，《中华读书报》特邀学者、作家场外答题，又是照片，又是编者按语，差不多整整一版的篇幅。以后还搞了几次，场面热闹壮观。此举的目的或许并不在答案，而是把问题从考场引向社会，引入学界。显然，读者问题到如今已经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如果上述调查数据成立的话，它更是一个现实问题。只是这个问题，既在证明着纸质阅读的渐次“死亡”，又在宣示着网络阅读的“新生”和崛起，既在证实着，同时又在消解着我们“读者之死”的命题。这就使这个话题变得严重而有趣。 的确，作为理论视域的“读者之死”勿需我在这里饶舌。尼采在宣布“上帝之死”，即那个作为终极价值、终极真理被宗教神学、宗教哲学甚至宗教教义所在在建构的上帝谋杀了真正的上帝的时候，就内在地决定了建基其上的作为知识建构的“人之死”、“作者之死”以及“读者之死”了。础基不存，大厦焉在？终极真理观的颠覆之于知识主体、道德主体、伦理主体等等主体的“人”来说，不正如覆巢之于完卵？福柯、罗兰·巴特等人只不过从各自的论域就尼采的学说进行了卓越的再诠释，再推进？ 我面对的是饶有兴趣，复杂幽微而又坚硬如水的“现实”问题，而且是一个大陆“中国”的问题。学者、翻译家蓝英年说，他在俄罗斯地铁里看到，很多俄罗斯人不仅喜欢看书，而且看的是经典名著和严肃作品。著名作家格非谈到，他在法国农村给农民上课时发现，那些农民都读过巴尔扎克，都读过福楼拜。①而在国内，这种情况并不常见。同样的话，我和赵毅衡先生交谈时也听到过，不过赵先生说得更多的是英国人。类似的情景，我也目睹过，那是在奥地利，在维也纳的一家公园内，夕阳西下，我们在忙着拍照，忙着中国式的大声嬉闹，而条丝长椅上的维也纳人却在静静地、如痴如醉地阅读，小孩、老人、妇女，还有青壮年人，我们自讨没趣。据作家何大草在讨论中举例说，去年，即便知识分子簇拥的大都市上海，人均一年才读8本书，而日本人均一年读18本书，美国人均一年读25本书。按上述权威机构的统计及其发展趋势预测，我们读书的数量还在持续下滑。就此而言，我要讨论的是大陆中国的一个紧迫的现实问题：“读者之死。” 一 我想，任何一个稍有见识的人都不会相信，本文所言“读者之死”是指所有人都在历史的某一时刻突然停止了阅读活动。尤其在今天这样一个后现代的文化语境中，人们更愿意相信，阅读是一个普遍的文化现象，而不单单指我们细读书面文本时所投入的一项活动。“事实上，一旦我们置身于这个世界，并试图去理解或解读周围的符号，阅读便成为我们自始自终参与其间的一个过程了。从这个意义上说，阅读是我们的社会存在枢轴上最重要的机制之一。”②人们也不会相信，我之谓“读者之死”是流行文学与文化的读者消亡，更不可能是畅销书读者、网络读者的死亡。事实上，金庸小说以亿计算的发行量，木子美“身体写作”文本《遗情书》日增长6000次以上的点击率，以及被“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所操纵的那些政治读物的销售量及其所拥有的读者之多，都不能不让人瞠目结舌。很显然，我所说的依然是关于文化经典且更侧重于文学经典的阅读。即，当下阅读文学经典的人正在锐减，几至于消亡。 这样，我绕了一圈仍然回到一个“老”问题上：关于文学经典的阅读问题。只是我的意见有所不同罢了。 文学经典的阅读问题不仅“老”而且正“热”着呢。今年7月，也就是一个月以前，北京市文联、《北京文学》还联合在云南昆明召开了“图像时代与文学经典阅读”研讨会，一批活跃的作家、评论家、资深学者和编辑在会上对当下文学经典阅读的现状深表忧虑，纷纷呼吁人们回到文学经典的阅读上来。在某种意义上，这可看做是文学界、知识界对今年高考作文题的一种回应，抑或是答案。让我感兴趣的是他们关于“文学经典”的认识和叙述。注意，我用了“叙述”这个字眼。 《北京文学》杂志社社长章德宁认为，“文学经典是人类的基本价值和精神追求的体现，代表着人类的精神高度、审美高度和人文高度。”青年学者陈福民认为，“文学经典是一种经久不衰的有长久艺术生命力的作品”，不单纯具有文学意义，还凝聚着一种生命的伦理价值。北京大学教授谢冕认为，阅读文学经典能“培养人们感受美、欣赏美的能力”。格非强调经典之作承载着整个民族的记忆和传统，在今天这样一个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的时代，尤其需要阅读文学经典，尤其是中国自己的经典，以增强民族文化的认同感。评论家李洁非认为，“文学经典是民族语言运用的典范，而语言正是民族文化、历史、思维（更不用说文学）的容器”，他希望“对文学经典的占有和熟知将重新令人尊敬，不读书会重新变得丢人并遭到鄙夷”。作家钟晶晶、程青等人还就文学经典对作家创作的意义给予了“高度”的评价。③ 这些“叙述”在笼统和抽象的意义上讲，并没有什么问题。问题出在“谁的经典”？或者我们究竟有过什么样的经典？这些“经典”都扛得住上面那些“荣誉”吗？作文最忌空谈，让我们返回历史现场，稍稍清点一下“我们的经典”；再看看这些“经典”是如何被建构，怎样被“阅读”；然后，再看看我们有没有能力回到原来的论题上。 我们今天的读者面对的文学经典并不是自动生成的，也不是靠所谓的“历史”沉积下来的，它是文学史学科建构的一种“知识”。“文学史的意义在于确立经典，通过把好的文学作品写入文学史来确立文学的标准。”④作为学科意义的文学史的产生是一个现代性事件，对于汉语学界，它还很年轻，由中国人自己编写的最早的中国文学史，从学界公认的林传甲和黄人的《中国文学史》算起到如今才正好100年。我要说，我们今天的读者阅读的或者不愿意阅读的，正是这100年间由我们的古今中外的文学史所遴选的“文学经典”。而且，读者关于这些文学经典的接受，以及阅读的方式，无不受到文学史的规训。何况，文学史的历史几乎和大学的历史一样长，从最初的文学史开始，它的编写就是作为教材，就是为适应中国大学教学的需要，就此而言，中国文学史的写作，尤其是文学经典的遴选必然受到大学体制、教育制度的规约。而大学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样，我们的问题就变得异常复杂。不过，无论怎样，它也是我们在清理“文学经典”时要考虑的因素。 盘点“文学经典”将涉及100年汉语学界的古今中外文学史，单是“中国文学史”，到上个世纪90年代中叶就超过1100部。工程如此浩大，知识面太过宽阔，肯定不是我能完全承担，也不是一篇小文章能完成的。我这里一方面只求窥豹一斑，得其概貌而已；另一方面，换个角度审理一下我们关于文学经典的遴选原则是怎样的，是否具有合法性？这个问题清楚了，我们有什么样的文学经典的问题也就不言自明了。 百年来，中国古代文学经典的遴选与确立是可以粗略地分为几个时期的。⑤ 20世纪前20年可算一个时期。这一时期具有现代学科意义的、代表性的文学史，除上面提到的林传甲和黄人的《中国文学史》外，还有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和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林传甲的文学史，是应京师大学堂国文课程之需于仓促之间编就的教材，有模仿日本人笹川种朗的《支那历朝文学史》的痕迹，同时受到清廷颁布的《奏定优级师范学堂章程》中“讲历代文章源流义法，间亦练习各体文”的要求的限制，不仅“文学观”混乱，“文学史观”更是守旧、正统，视古文为正宗，诗歌随其后，小说戏曲是淫辞邪说，在文学经典的遴选上，并未对后世产生多大影响。黄人、王国维、鲁迅在经典的遴选和确立上却开始显示出这样的原则：思想立场上的反专制，历史观念上的进化论。基于此，戏曲作品、近世小说的经典性地位在他们的文学史中占有足够地位。 20年代初到40年代末是第二个时期。本期出版了约300种中国文学史著作，其中最具影响力的三部，即胡适的《白话文学史》、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奠定了以后整个中国古代文学经典的基本格局，以及经典遴选的一些主要规则。这些规则中，进化论的历史观越来越占据主导地位，民粹主义的价值观成为衡量文学经典的重要尺度。当然，从王国维开始践行的“审美”的尺度，在刘大杰那里演化为对“唯美主义文学”经典的重视，虽然位居边缘，昙花一现，但仍然弥足珍贵。还值得一提的是，谭丕模的《中国文学史纲》开始运用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研究中国文学史发展的规律，在文学经典的遴选中引入了“阶级论”，这成为以后几十年中国文学经典遴选的首要原则。“进化论”和“民粹主义”的取向，使胡适不仅认定“白话文学史就是中国文学史的中心部分”，去掉了白话文学的进化史，就不成其为中国文学史，⑥而且，他尤其重视民间文学和平民文学经典，甚至断言，“一切新文学的来源都在民间。民间的小儿女，村夫农妇，痴男怨女，歌童舞妓，弹唱的，说书的，都是文学上的新形式与新风格的创造者。”⑦这样，汉代的乐府，南北朝的民歌，唐代的新乐府，以及陶渊明、白居易、元稹的诗歌，王梵志、寒山、拾得的白话诗，乃至一些意义不大的打油诗都被赋予了经典性的叙述。而《诗经》、《楚辞》、韩柳古文却被一笔勾销，与经典无缘。《白话文学史》起于汉代，终于唐代，不是一部通史。胡适对唐代以后文学经典的遴选情况，可以从他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窥其大概。他以为“中国白话文学的发展史，汉、魏、六朝的乐府是第一个时期，唐代的白话诗和禅宗的白话散文是第二个时期，五代及北宋柳永、欧阳修、黄庭坚、南宋的辛弃疾的白话词，杨万里、范成大、陆游的白话诗为第三个时期，金元的散曲和杂剧为第四个时期，明清五百多年的白话小说为第五个时期。这五个时期的白话文学一代代发展进化，到了明清小说达到极盛。”⑧30年代中期，回首往事，胡适还不无得意地将自己运用进化史观所作的上述文学史叙述以及经典的颠覆活动，称其为“哥白尼革命”。在他看来，正是因为戴上了进化论这副“新的眼镜”去重看中国文学史，《水浒传》、《金瓶梅》、《儒林外史》、《红楼梦》之价值才高出了那些“正统文学”，才使“宇宙古今之至美”从那七层宝座上倒撞下来，变成了“选学妖孽，桐城谬种”⑨，经典的位置才被颠倒，经典的知识谱系才被重构，即“乐府”、“民歌”、“水浒”、“红楼”、“三国”、“西游”的经典性质才由此被彰显出来，被建构起来。郑振铎秉承与胡适大致相同的文学史观，并更加重视“民间文学的发展”在文学史进化中的动力作用，把经典的地盘让渡给了上古歌谣、汉魏六朝民歌、唐代变文、宋金杂剧与诸宫调、元代散曲、明清宝卷、弹词、鼓子词等所谓“俗文学”，称《金瓶梅》是“伟大的充满了近代性的小说”，他的出现“可谓中国小说发展的极峰”。 50年代初期到80年代初期是第三个时期。这个时期文学经典的遴选原则越来越窄化，也越来越走向一体化。说到底主要有三条，即“人民性”、“现实性”、“阶级性”，凡是符合或者很好地体现了这“三性”的作品，就可以成为经典，文学史成了阶级斗争、意识形态争夺的话语场，对作品的价值判断坚持“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在两部把这些原则推向极致的《红色文学史》⑩中，中国古代文学的经典几乎全部成了政治经典。这期间，游国恩等人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集体编著的《中国文学史》，作为高校文科教材，一直占领着文学史教学的阵地，影响巨大，至今还一版再版，不断被高校使用，建构着几代人关于中国古代文学经典的知识。这两部文学史无疑达到了那个时代应有的高度，但它们对文学经典的遴选坚守的依然是政治的、阶级的立场，除了对个别经典个别地方的阐释超越了那个时代之外，文学经典的总体格局与那个时代其它的文学史并无根本性的区别。有趣的是，在这两本文学史中形成的关于文学经典的阐释模式和阅读方式，即由“时代背景→作者生平→思想内容→艺术特色”构成的四大板块，若干年以后直到今天还在“沿用”。 进入80年代，“拨乱反正”和新一轮启蒙运动渐次展开，“重写文学史”的声浪一波又一波地掀起，“文学是人学”再度被作为“真理”并深入人心，“人本主义”的文学史观很快成为主流。其主要成就体现在章培恒、骆玉明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以及郭预衡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史长编》等文学史著述中。但细心地翻阅就会发现，除增加了一些被以前的文学史观遮蔽的作家作品，阐释的内容更为丰富，以“个性”、“人性”、“人道主义”、“自由”等“人道”话语取代那些阶级话语、政治话语外，其由胡适等人所奠定，中经刘大杰等人的不断完善，到游国恩们那里成形的中国古代文学经典的面貌，乃至经典的阐释和阅读方式，在这些著书中都没有得到彻底的改变。 二 上面关于中国古代文学经典遴选的历史“梳理”似乎并不能解决多少问题，它或许只能说明，百年来中国古代文学经典遴选的原则大致经历了从进化论、民粹主义到人民性、现实性、阶级性，再到“人本主义”或者“人性”的过程。我的问题是，为什么恰恰是这些原则？为何恰恰是这些原则如此这般地运演，建构起中国古代文学的经典，以及关于经典的知识、阐释和阅读方式？ 回答可以很复杂，也可以一言以蔽之：是意识形态，是权力等等交互运作的结果。9 胡适是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他所处的是“铲孔孟，覆伦常”、传统文化在总体上有被连根拔掉之势的时代，也是高倡“科学”和“民主”的时代。科学精神在这时落实到人文科学上，尤其是落实到历史学科中，往往体现为一种进化论的世界观，而民主在社会运动和思想现实中又往往体现为一种民粹主义的价值取向，所以李大钊的“劳工神圣”在那个时代特别激动人心，而响应者众。换言之，进化论和民粹主义已成为那个时代的主流意识形态而获得了至高无上的话语权力，这才使胡适的那半本明显极其偏颇，远离“科学性”的《白话文学史》在摧毁传统的过程中具有了催枯拉朽、横扫一切的“哥白尼革命”般的巨大威力。胡适经由“进化论”的历史观和“民粹主义”的价值观所建构的文学经典，不能仅仅视为迎合时代，或者时代使然，而更应该看成是他通过这些文学经典的建构印证了当时的“白话文运动”、“文学革命”乃至新的历史主体——民众的合法性。在这个意义上，文学经典的“生产”，不是单单出于某种抽象的“文学性”或者单纯的“文学”的原因，而是时代、意识形态和遴选主体互动合谋的结果。 人民性、现实性、阶级性成为文学经典的遴选原则，更是出于建设一个新的民族国家，论证一个新的执政党的合法性，巩固其政权的需要。中国现当代文学经典的遴选和确立更能说明这个问题。被视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奠基之作，写于50年代初的王瑶的《新文学史稿》，在“绪论”里就开宗明义地说，新文学“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三十年来在文学领域中的斗争和表现，用艺术的武器来展开了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教育了广大的人民；因此它必然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一部分”。如此的文学史定性，实际上就划定了文学史的对象，也确定了文学经典的范围和条件，即只有赞成、拥护、反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文学作品才有被遴选为文学经典的最起码的资格。而通过这样遴选出的文学经典所构成的中国新文学史，又反过来从“历史”的角度论证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及其合法性，并成为被历史反复证明了的、被实践充分检验了的“真理性”的知识，被人们不容置疑地接受。对特定历史时期文学经典的遴选更是如此。与50、60年代的《红旗谱》、《红岩》、《红日》等“革命历史小说”被经典化相对应的，是这些红色经典小说“承担了将刚刚过去的‘革命历史’经典化的功能。它们讲述革命的起源神话、英雄传奇和终极承诺，以此维系当代国人的大希望与大恐惧，证明当代现实的合理性，通过全国范围内的讲述与阅读实践，建构国人在这革命所建立的新秩序中的主体意识。可以说，对‘革命历史’的经典化讲述构成了这些作品进入当代文学正典的基本途径……”[11]当然，这更是它们进入当代文学经典的主要途径。众所周知，在大陆中国，文学史主要是作为大学的教材，阅读的主体是大学生，大学又是除军队之外国家培养干部的重要基地，因此，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写作或编写就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文学问题或文化问题，它的目的正如1980年出版的一本《中国当代文学史》所指出的那样，是为了对“三十年来的社会主义文学运动作出科学的总结”，“为了深刻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促进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的繁荣发展，使文学更好地为实现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服务”[12]。这就决定了文学作品经典化及其文学经典遴选的过程，是“在国家意识形态、教育体制、文化机构”等等相互作用下错综演进的过程。在一个特殊的时期，哪怕是沈从文的《边城》、张爱玲的《金锁记》那样的作品，不仅不可能成为经典，而且根本挤不进文学史。 至于80年中期，当“人性”、“人道主义”或者说“人本主义”成为文学经典遴选的基本原则以后，不少人愿意说这是历史的进步。我当然不会去否认这一点，但我更情愿相信，它依然是主流意识形态的需要，或者是一种意识形态向另一种意识形态的转化，内容是发生了变化，但作为文学经典遴选的最内在的结构并未根本变动。由“文革”进入“新时期”，是新的历史的开始，其得以可能的条件是迅速建构新的历史主体，即被“文革”赶下历史舞台的人，甚至被“专政”的人，要重新做历史的主人。所以那些在“文革”中遭受非“人”待遇的人，那些“人性”受到戕害的“右派”或其他的“牛鬼蛇神”，都迫切需要恢复其作为“人”的地位，恢复作为“人”的尊严，得到作为“人”的幸福。应运而生的伤痕、反思文学不仅充溢着人道主义，而且将这些作品正典化、经典化更是确立了那些“倒苦水”、“表忠心”的“老右派”、“反革命”等担当新的历史主体的合法性。 外国文学作品在中国经典化的过程与上述情况类似，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里，诚如一位诗人写道：“中文系也学外国文学/重点学鲍狄埃学高尔基”[13]。由于篇幅所限，进一步的论述，就不在这里展开了。 到此，你或许会问：难道在文学经典的遴选历史上，就没有人像王国维那样将“美”作为一个尺度吗？当然有，刘大杰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在初版中“对唯美主义文学给予了特别的关注”，第十章专论南朝文学，以“唯美主义的兴起”为首节的标题；第十五章论晚唐文学，以“社会诗的兴衰与唯美诗的复活”为全章标题；并将南朝文学、晚唐的文学、五代的词中的一些作品予以经典化，比如将香艳词人温庭筠列为“当代词家的代表”，对其作品的审美性给予了恰如其分的评价。但是，在1957再版的时候，刘大杰将标以“唯美”字眼的标题悉数去掉，将“唯美”换成了“形式主义”。注意，在中国“形式主义”一向臭名昭著。无奈的是，刘大杰这样做仍然没有躲过1958年的大批判，还有人专门写讨伐文章，题目就叫《批判刘大杰先生〈中国文学发展史〉的唯美主义观点》[14]。面对如此情景，他只好在1962年再版时加以彻底删改，使之不留痕迹。此后，当然就再也找不到那些“唯美主义”作品的经典位置了。 三 上面冗长的讨论，也许可以说明这样一个问题：关于文学经典的遴选没有一个客观公正、价值中立、确定无疑、普遍永恒的原则。如果套用伊格尔顿的“一切文学批评都是政治批评”，那么我可以说“一切文学经典的建构都是政治建构”。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讲，也就没有一个立足于“文学性”的关于文学经典的确定不移的知识谱系，也不可能有一份固定不变的文学经典的名单。文学经典是意识形态和权力话语运作的结果，其合法性并不源于“文学性”，更不源于文学的“经典性”。诚如詹姆逊所言，“一切事物都是社会的、历史的，事实上，一切事物‘说到底’都是政治的”[15]，“文学”、“文学性”、“文学经典”概莫能外。我们只有具体的、因时因地而变的文学经典，没有抽象的、一在永在的文学经典，变动不居才是文学经典应有的面貌。就此而言，前面那些关于“文学经典是人类的基本价值和精神追求的体现，代表着人类的精神高度、审美高度和人文高度”的陈述，其真实性就是可疑的，而由此展开的推论，即有关文学经典那些巨大的文化功能，是不是也可以打上问号？ 既然文学经典本身是不确定的，变动不居的，我们也就不可能有一个阅读确定不变的文学经典的读者群，事实上，这样一个读者群从来就没有存在过。远的不说，近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阅读文学经典的实际情况就是这样的。今天我们可以阅读的一些文学经典，在20世纪50、60年代是不被当成经典，不可以阅读的，那时可以读的主要是那些“红色经典”，到后来能够当做经典阅读的只有“鲁迅走在《金光大道》上”，“文革”时期，就只剩8个样板戏。即便是进入“新时期”，随着西方文化浪潮一茬一茬地涌入，被当做文学经典阅读的文学作品也在不断更换。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如何去判断阅读文学经典读者的多寡和有无，甚至断言死亡呢？ 更有意思的是，文学经典不仅是文学史“建构”的，同时也是读者“读出来”的。科举制度的废除，西学东渐的日盛，社会文化的巨大转型等等新的因素的发生，使我们有了不同于以住的读者群体、读者意识和读者的阅读期待，于是“读出来”不同于以住的文学经典。[16]其实，以上关于王国维、鲁迅、胡适、郑振铎、刘大杰，甚至谭丕模这样一些“特殊读者”的有关叙述，从另一个角度已经证明了这个问题。既如是，我就可以问一句了，你怎么知道现在那些没有阅读所谓的文学经典的人，甚至不是阅读纸质文本的人，甚至可能是那些“不屑一顾”的读者，他们不会“读出”新的文学经典来？为什么不可以有网络时代的经典、图像时代的经典、消费时代的经典？如果没有，我们新的精神体验、新的阅读经验又如何承载？我们的文学、我们的文学经典又如何走向“新时代”？ 因此，即便从文学经典阅读的角度，在我看来“读者之死”根本不是问题。问题出在汉语知识分子亘古怀抱的“精英焦虑”。这种“焦虑病”常常在历史、社会的转型时期全面“发作”，隐藏其后的不仅仅是“理想主义”。精英意识、理想主义没有什么不对，关键在于其建构理想的资源不在现在，也不在未来，而是在过往，把过往，而且常常是把一个抽象化、纯净化、审美化的过住作为理想来审视、来批判、来期盼、来规划、来改造当下的现实。我并不反对文化守成，在或一意义上，我自以为我就是一个文化守成主义者，但是，“守”的是具体的文化现象背后的精神的东西。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今天我们不缺乏理想主义者，缺乏的是真正的历史主义者、现实主义者，即那些能够立于批判立场，给正在不断变化着的现实世界立法的拥有政治、文化、知识关怀的人。 注释： ①③参见石一宁《“图像时代与文学经典阅读”研讨会与会人士呼吁：阅读文学经典，继承优秀文化，创作传世精品》，《文艺报》2006年7月22日。 ② 丹尼·卡瓦拉罗：《文化理论关键词》，第53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E ④李杨：《文学史写作中的现代性问题》，第22页，山西教育出版社，2006年。 ⑤以下分期和有关叙述采用了魏崇新、王同坤合著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观：观念的演进》一书中的有关研究成果，在此对他们深表谢忱。 ⑥参见胡适《白话文学史·引子》，《胡适文集》第8卷，第15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⑦胡适：《胡适文集》第8卷，第16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⑧转引自魏崇新、王同坤《20世纪中国文学史观：观念的演进》，第87页，西苑出版社，2000；同时请参阅《胡适文集》第3卷，第250-25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⑨胡适：《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第21-22页，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 ⑩即1958年出版的北京大学中文系专门化55级集体编写的《中国文学史》，复旦大学中文系三年级古典文学专门化同学集体编写的《中国文学史》。 [11]黄子平：《“灰阑”中的叙述》，第4页，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 [12]二十二院校编写组：《中国当代文学史》，第1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80年。 [13]李亚伟：《中文系》，《豪猪的诗篇》，第10页，花城出版社，2006年。 [14]参见《〈中国文学发展史〉批判》一书，中华书局，1959年。 [15]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政治无意识》，第1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 [16]参见栾梅健《科举制度的废除与读者群体的转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6年第2期；王姗萍《西学东渐与晚清小说读者的变化》，《西安外事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 原载：《当代文坛》2006年第6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