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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夏志清,他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的勒口上写着:夏志清是西方汉学界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先行者和权威。英文代表作《中国现代小说史》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作者以融贯中西的学识,宽广深邃的批评视野,探讨中国新文学小说创作的发展路向,尤其致力于“优美作品之发现和评审”,发掘并论证了张爱玲、张天翼、钱钟书、沈从文等重要作家的文学史地位,使此书成为西方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经典之作,影响深远。 这基本上就是我以前对他的了解,可能也是大多数知道夏志清这个名字的中国人对他的了解。对于这个名字,我一直是带着崇敬的,甚至将其视为普罗米修斯一般的人物,因为他把现代文学研究的解放的火种带到了中国。2007年1月11日的《南方周末》上有篇夏志清的访谈,我拿到便看,看了便想:为保留对夏先生的尊崇计,真希望我没有看到这篇访谈。这是一个典型的“见光死”,或曰“口开神气破”。 从这篇访谈中可以知道,夏志清是一个说话经常需要问号和惊叹号的人:“哎哟!你的个子真高!以前只是外国人高,现在中国人也这样高了,真是了不起!”“你的头发这么长多久了?现在允许的吗?”“南京大戏院还有吗?”“国泰、大光明、大华、美琪大戏院还在吗?”“这个相机要多少钱?这么贵!要小心,纽约会有人抢的。”“不用闪光灯吗?还可以拍得这么清楚,真是了不起!” 这些问句和惊叹句可以反映出,夏志清对于当下中国极端无知,他似乎把国人依然想象成东亚病夫,把中国依然想象成东北的邻邦,把上海依然想象成半个世纪前的冒险家的乐园,那么,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更不要谈“与时俱进”了。对于全球化,人们似乎存在着一个认识的误区:全球化就是西方化,就是中国要去了解世界,而世界不需要了解中国,所以,中国对西方的无知是保守和闭塞,而西方对中国的无知则恰恰相反;中国对西方的无知很丢人,西方对中国的无知不仅不丢人,反而很长脸。对于夏志清这样一个老者,所有的落伍我们当然都可以当“不知者不怪罪”来加以原谅,可是,这样一来,他的学术判断的准确性,就不能不让人产生怀疑了。夏志清是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刚刚完成,尚未走远,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反思,还需要在历史的延伸中深化。可是,这么多年来,他根本就没有好好了解过中国,对于中国现代文学还有什么发言权?断裂的文学研究只能导致片面的判断。 这些问句和感叹句还可以反映出,夏志清对于当今世界极其隔膜,一个数码相机,居然导致他那样的好奇,还赶快招呼夫人来看。连张艺谋电影里的中国山里娃都已经知道的东西,置身纽约的夏志清竟然不知道,实在匪夷所思!还有一个可能,就是夏志清本来知道,但他愿意模仿一种年少无知、好奇心重的样子,因为他觉得这样可爱。如果是这样的话,更不能不让人对他的学术判断的严肃性产生怀疑了。 夏志清可爱处还不仅如此,他对记者说:“夏济安死了以后,我给他的信都保存好了,一封都没有少。不像张爱玲把我的信丢了一大半。他的日记生意好得一塌糊涂,9个月的日记写的是他如何爱女学生的事情。鲁迅、郁达夫的日记都很差,都是空的。《夏济安日记》重版以后,销路很好。大陆也出过了,你去买两本。帮我捧捧场。” 这话实在太孩子气。孔子说:“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关于八十如何,孔子没有说,因为他没活到那么大岁数。从八十有六的夏老先生的表现来看,八十似乎可以说是:“仿童言无忌,当可爱。”老人家的放纵和撒娇,诸如跟儿孙打牌时耍耍赖什么的,都是无伤大雅的,模仿一下童言无忌,小辈们当然也不会觉得有什么。只是那末两句,委实让人替他难为情,“大陆也出过了,你去买两本。帮我捧捧场”。您以为这话从您老人家嘴里出来,就不是庸俗了吗?一样。原来他贬低鲁迅和郁达夫的日记,都是为了帮乃兄的“生意”捧场。谈论中国文学时,夏先生那么高蹈,可是,高蹈了一番,落到私事上,却恁般低俗,落差恁般大,自己不怕跌坏吗? 记者问张爱玲晚年不再写作是不是跟创造能力衰退有关系,夏回答:“……她一方面身体不好,没有钱,靠稿费,靠版税,而且她不肯写,名气太大了——我的身价不同。普通的人写一篇小文章没有关系的嘛,有的人名气大了以后,会觉得这些文章用不着我写的。……她其实可以找一份稍微清闲一点的工作,做设计师她也可以的。这个事情她真的喜欢做的,那时美国还没有很流行中国人做的衣服,做起来不得了。”对于张爱玲的不肯从俗和随喜,夏先生是颇有些不以为然的,因为他本人非常乐于从俗和随喜,他把“普通的人写一篇小文章没有关系的嘛”贯彻到自己身上,就成了随便说说话给老兄捧捧场,“没有关系的嘛”。 对于张爱玲把他的信丢了大半,夏老先生似乎也有点孩子似的懊恼,懊恼的原因,当然是书信集出不全了。只是不知张爱玲对此是否感到遗憾,因为到底怎么丢的并不清楚。在后面的访谈中,夏志清自己倒是说道:“她没什么朋友,她只感激胡适,别的人她不提的。我和宋淇这样的朋友,她都不大提的。”“我请她吃饭,她不来。” 有个作家曾经在一篇文章中提到,最恶心张爱玲晚年写封信还要煞有介事地保留底稿,处心积虑地为书信集的身后出版做准备。说得真是痛快。张爱玲那些信件,除了证明她生命的枯槁之外,实在并没什么价值。偶尔有一两句对某人某事的小牢骚小刻薄,因为写时就想着要留给后世去出版的,想也是对着历史而发的了,那尖刻便近乎发嗲,想想不免令人发笑。不过,张爱玲的聪明,的确是预支到死后了,今人不是果然把那些书信捧得跟什么似的了吗?今天这里“出土”了一批,明天那里又“出土”了一批,一有动静就是一个整版的大事件。 对于流芳千古,夏先生是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的,访谈所配的照片上,夏先生笑容可掬,把“集夏志清学术成果大成的英文版《中国文学论集》”双手捧在前面,俨然劳模的大红花或“文革”时的“红宝书”。夏先生似乎设计好了要以这样的pose在历史中定格,照片上夏先生那煞是自得的意态,实在让人忍俊不禁:这老小孩,倒也蛮可爱的。 夏老先生流芳千古的意识似乎特别强烈,后面的访谈中,他说:“最好像乔伊斯一样一生只有几本书,最占便宜呀。”“一本书主义”在中国一点都不新鲜,早就提过又批过,然后不了了之了。夏先生这一观点,对于作家实在是一个误导。“十年磨一剑”应该是一个有益的创作态度,而不是具体的做法,写作是一个自然的进程,作家如果刻意去追求“十年磨一剑”,恰恰是削足适履。夏先生所说的“占便宜”指的是什么呢?当然是流芳千古了。可是,作家若是老想着流芳千古,就难免会举轻若重,乃至于把自己压死了。 谈了这么多,最终当然还是要归入学术的正题。在学术问题上,夏先生访谈中令人生疑处有三:一是对于中国现代文学乃至整个中国文学的评价,二是对于鲁迅的评价,三是对于自身的评价。 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评价,夏先生说:“中国的白话诗,中国人都不承认。这个最吃亏了。小说我捧了以后,大家承认了一点。中国的戏剧只有曹禺出名,别的人都没有啊。中国电影大家捧场,给大家一点希望。但是像张艺谋这种人捧的人太多了,美国人的批评不严的,所以很难讲,美国人讲的生意好的不一定是好片子。所以最后讲好坏,还是要我们中国人自己决定的,自己的良心决定的,中国文学只有中国人自己讲。……现在要讲研究世界文学,只讲中国就没有意思。” 此话漏洞百出。 “中国的白话诗,中国人都不承认”——这一判断是根据什么做出的? “这个最吃亏了”——谁或者什么吃亏? “中国的戏剧只有曹禺出名,别的人都没有啊”——不多说,单说一个老舍的《茶馆》,您读过吗? “小说我捧了以后,大家承认了一点”——您以为您是谁啊?敢情中国文学全靠您罩着呀! 关于中国电影,夏先生总算给了中国人一点希望,但接着又说:“像张艺谋这种人捧的人太多了,美国人的批评不严的,所以很难讲,美国人讲的生意好的不一定是好片子。”中国戏剧他以“出名”来论,否定;中国电影算是出名了,他又说很难讲,还是否定。总之,就是他夏志清说了算:“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既然夏先生对捧场持如此保留的态度,为什么还要替乃兄的一本小日记集捧场呢?难道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美国人捧场的不作数,我夏志清捧场的才作数吗?那么,中国人能做的便只有像乞雨一样眼巴巴地仰头向天等待夏先生的垂青或垂怜了,别无他法。 后面那些“中国文学好坏只有中国人自己决定,中国文学只有中国人自己讲,不讲世界文学只讲中国文学没意思”之类的话,则直接使夏志清自己几无立锥之地。既然“中国文学好坏只有中国人自己决定”,夏先生还何必在这里妄下断语呢?既然“中国文学只有中国人自己讲”,夏先生还在这里讲什么呢?不仅讲了,而且还成为安身立命的根本。夏先生认为“不讲世界文学只讲中国文学没意思”,那么,反过来,只讲世界文学不讲中国文学就有意思了吗?只讲外国文学不讲中国文学就有意思了吗?夏先生会不会去对英国人美国人说“只讲世界文学不讲英(美)国文学没意思”呢?难道惟独中国文学不配置身世界文学之列吗?如果每一个国家所讲的世界文学都抽去了本国文学,那世界文学还由什么构成呢? 对于中国文学的评价,夏先生说:“洋人看中国书看得少的时候,兴趣很大;看得多了,反而没有兴趣了。……《西游记》翻译一点点,大家觉得很好,后来多了以后,就看得很烦,中国人不觉得什么,洋人就觉得长,而且人名又都差不多,看不下去。所以,中国文学弄不大,弄了很多年弄不起来,要起来早就起来了。法国的《包法利夫人》大家都在看,中国的《红楼梦》你不看也没有关系,中国没有一本书大家必须看。” 横竖都是他的理,中国文学洋人看得少,他说不出名;看得多了,他又嫌滥,令人厌烦。厌烦的理由也很简单,首先是长,其次是人名差不多。据此,又得出了中国文学弄不起来、要起来早起来了的丧气结论。 要说长,难道西方作品不长吗?要说人名差不多,西方译作中那些冗长复杂且面目相似的人名难道不一样折磨着中国人吗?难道只许洋人烦我们,不许我们烦洋人吗?这有点类似于鸦片战争时代的论调:洋人不高兴了,因此,问题很严重。原来夏先生还在替西方对中国实施着文学殖民主义呢。作品不被接受,可能是作品本身的问题,可能是文化差异的问题,也可能是读者的问题。洋人不喜欢,就一定说明我们的作品不好吗?因为名字的麻烦就不去看,这只能说明读者有问题,那么,我们有什么必要唯洋人是举呢?在对待文化差异方面,科学的态度是双方求同存异,而不是一方对另一方的全面趋同。 夏先生为中国文学“弄不起来”所找到的症结也太简单,如果真如夏先生所言,那中国文学要“弄起来”就太容易了:一是往短里写,二是模仿张资平,用英文字母为人物命名。两样都很简单易行。只是夏先生在访谈中就中国唐诗的短也发过话的:“唐诗也不好的,诗太短了。”中国文学,你到底该长还是该短?夏先生是长了挑长、短了挑短,长短都不行,总之,没有他所认可的长短适度的作品。这让我想起某医院的某医生,如果你生了小病,他说不治也会好,治和不治都一样;假如你生了大病,他又说治也治不好,治和不治还是一样。总之,你永远没生着正好适合他治的病。 夏志清的横竖有理,还体现在对傅雷评价张爱玲的看法上。他说:“张爱玲在1943、1944年实在太红了,左派派人让他(指傅雷)用笔名写一篇文章来骂她。他喜欢翻译巴尔扎克,巴尔扎克的作品讲女性坏的很多的,他发现《金锁记》实在是好,和巴尔扎克的作品一样的。我们写文章,会这样说,早期作品不好,到了《金锁记》好。他倒过来,《金锁记》最好,《倾城之恋》差一点,最后发现《连环套》一塌糊涂。完全是听从上面的,这种最讨厌。” 夏志清认为傅雷批评张爱玲是听左派的、听上面的,可以讨论,没准儿他掌握着什么确凿的史料也未可知。夏志清认为傅雷喜欢《金锁记》是受巴尔扎克的影响,就很值得商榷,因为这个推论过于简单和片面。夏志清苛责傅雷对于张爱玲作品的评价与别人不一样,可就滑稽了。“我们写文章,会这样说,早期作品不好,到了《金锁记》好。他倒过来,《金锁记》最好,《倾城之恋》差一点,最后发现《连环套》一塌糊涂。”“我们”和“他”的区别在哪里呢?双方的判断都是《金锁记》比《倾城之恋》好,这不是一样吗?哪里倒过来了呢?惟一的不一样,就是傅雷“发现《连环套》一塌糊涂”,那么,夏先生是认为《连环套》好得一塌糊涂了?可是,1976年,张爱玲为《张看》写序,谈及校《连环套》清样的情形时说:“30年不见,尽管自以为坏,也没有想到这样恶劣,通篇胡扯,不禁骇笑。”后又说:“连牙齿都寒飕飕起来,这才尝到‘齿冷’的滋味。”并且表示,“这些年来没写出更多的《连环套》,始终视为消极的成绩”。这样看来,张爱玲岂不辜负了夏先生的推崇,并缺乏清醒的自我肯定吗?而对于作家本人如此缺乏自我肯定的一部作品的肯定,岂不反过来又说明了夏先生的有眼无珠? 夏先生对于中国文学的评价最可笑的是这一句:“法国的《包法利夫人》大家都在看,中国的《红楼梦》你不看也没有关系,中国没有一本书大家必须看。”“法国的《包法利夫人》大家都在看”吗?中国的《红楼梦》“你不看”吗?“不看也没有关系,”因为,“中国没有一本书大家必须看”,可是,世界上有哪一本书是大家必须看的呢?有哪一本书不看“有关系”呢?有哪一本书不看会死人呢?《包法利夫人》是这样一本书吗?但我还没听说过谁因为不看《包法利夫人》就丢了性命的。 对于鲁迅的评价,夏志清说:“鲁迅还是很低。鲁迅学问并不好,兄弟两个人,他弟弟的学问比他好。说起来最可怜,他是洋文没有学好。”夏志清为鲁迅“学问并不好”所给出的理由是“洋文没有学好”,国内现在考研考博实际上就等于考外语的白痴做法,倒是可以从夏先生这里获得舆论支持了。这个推论实在低级而又武断,如果夏先生前番是倚老卖老,此处就是倚洋卖洋了,因为很显然,夏先生洋文是很好的,那么,思维稍微延伸一点,他关于自身学问的暗示我们就不难领会得到了。 但那夏先生的学问,我看是完全不必如此自信的。比如,他在论述《祝福》时,直接把“我”说成鲁迅,就很不妥当。现在有这么一批人——或身在国外但根是中国的,或乃地道的外国人但懂得中文——在进行中国文学方面的研究,不知道该如何称谓他们,从前有人用“二鬼子”来区别洋鬼子,说他们是文学研究领域的“二鬼子”?似乎也不合适,总之,就是具有跨文化的两栖性吧。这批人的学问和人格,有的委实可敬,有的不过是墙上芦苇而已。而后者的优越之处,也就在这个“墙上”。站在世界的墙上,比站在中国的地上似乎要高得多。但他们的问题,也就出在这个“高”上。高屋建瓴的另一面,就是大而化之,这个大而化之,既可以说是宏阔,也可以说是空泛。无非就是他们在栏外,可以放开来说,没墙而已。这些人在国外恐怕连物以稀为贵都算不上,无非为了证明自己的五脏俱全,国外有些大学必须设这么一个专业,必须要这么一个人,于是就有了这么边缘的一个角色。但这些人在国人眼中可是不得了,他们可以邀请国内同行专家放洋数日,相应地,自己到了国内自然也前呼后拥,因此就变得煞有介事起来,举手投足免不了要顾盼,说话免不了要等掌声。国人的确也给了他们不少的掌声,因为他们置身于非中文环境,却在致力于中文研究,如同票友支持某项事业一样,首先精神可嘉,国人对他们的要求当然不自觉地就放低了,如同对待小孩子说话,说好了大人掌声鼓励,说不好,大人也觉得情有可原,本来就是小孩子嘛。实际上,他们的研究远远没有国内精到,他们所占的就是一个地利而已。所以,迷信他们的“国际水准”是愚蠢的,如果他们要自我迷信,徒留笑柄而已。 这个“说起来最可怜”,尤让人听着刺耳。怜悯别人需要先衡量一下自己,夏志清有余裕去可怜鲁迅吗?夏志清是非常注重流芳千古的问题的,那么,就按他的价值标准来看,在名扬四海流芳千古方面,99个夏志清叠罗汉都无法望鲁迅项背,所以,鲁迅用不着夏先生可怜。而得不到夏先生的垂青,鲁迅也没有丝毫的不幸。 记者问:“身在海外,对左派作家都比较反感,这是不是一种逆反心理?”夏志清又回答:“没有,我觉得鲁迅很好,茅盾也很好。他不好,我不会讲他这么高嘛。”又不惜自相矛盾,乖觉地兜回来了,好像要救鲁迅一命的样子。放心,鲁迅没那么脆弱,没夏志清捧着,也不会掉地上摔碎,所以,夏老人家尽管放手去吧。 鲁迅的缺陷和他的优点一样明显,这都是应该直面的,但无论如何,鲁迅是伟大的,没有人可以对一个伟大的作家如此轻慢和不在话下,包括86岁的夏志清先生。这种不负责任的言论,对于信奉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一些中国文人会造成什么样的负面影响,可想而知。 夏志清在访谈中还说:“《伤逝》写的是许广平之外的另外一个女朋友,没有人提过。这是真事情,大家不敢讲。他们研究了半天,不敢去问他,真是的。没什么难为情,他又没有太太,不出名以前也有女朋友。没有人提,真是奇怪。开始看《伤逝》,就觉得很有真实性,你感觉到了吗?他的经验就是靠自己嘛,《肥皂》里的老头就是他自己。他作为一个小说家的虚构能力和创造能力是没有的。” 夏志清断定“《伤逝》写的是许广平之外的另外一个女朋友”,并“奇怪”没人敢说实话,意思是只有他夏志清敢说实话。可是,您既然敢说,何不把那个人的名字直接说出来呢?这不还是等于没说吗?这不还是让人“奇怪”吗?所谓“奇怪”,实际上是夏志清自己在装怪象而已。 夏志清认定四铭就是鲁迅自己。照这么说,只要字是作家写的,那就是作家写自己了?每一个男人都有可能是高四铭,每一个男人的大脑一生中都有可能被四铭式的走火入魔占有过。夏志清能够如此准确地判断出鲁迅就是四铭,不正说明他也有过四铭式的敏锐体验吗?因此,才能够便利地推己及人。关于艺术构思,鲁迅自己就有过“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的说法,而夏志清则直接把《祝福》当中的“我”当成鲁迅,把《伤逝》当中的子君当成鲁迅的女朋友,把《肥皂》当中的四铭当成鲁迅了,这是对于文艺创作规律的基本的无知。夏志清说话如此不当心,既不像一个有阅历的老人,也不像一个严谨的学者,实在应该感到羞惭。难道上了年纪的人就可以信口雌黄了吗?难道被奉为“国际权威”就可以信口雌黄了吗? 对于自己的评价,体现在夏志清对于记者的一些回答之中。记者问夏当年对作家的评价现在有没有改动,夏回答:“没有改变。人家跟我走的,我自己不改。”如此自负! 记者指出夏对一些作家的评价和正统的评价总是有很大出入,夏说:“学问方面讲起来有很多,自己要有主见,要有智商,不要跟着人家走。所以你要学我的话就要这样。”夏老还真拿自个当回事了。既然号召“不要跟着人家走”,干吗还希望别人学您呢?记者王寅当时的心情,大概也如我差不多吧?他说了一句:“学是学不像的,学就是听别人的。”出于一个访谈者的分寸,王寅这话回得已经不能再好了。夏志清只好含糊应对:“好坏自己决定。” 再联系到前面提到的“小说我捧了以后,大家承认了一点”一句,夏志清的自我评价就非常明白了:我就是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火车头,我是不可逾越的,中国文学要获得世界的承认就靠我夏志清了。 是的,夏志清的确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做出过贡献,是他最先给了几位作家以重新评价,但是因此,他就成了祖师爷了吗?头几声蝉鸣可能预示着夏天的来临,但没有这几声蝉鸣,夏天还是一样要到来,这是毋庸置疑的。 夏志清的研究在领域内的确具有一定的历史性意义,值得肯定,如同文物具有文物的价值,值得保存一样,但是,一辆文物车如果非要从博物馆里爬出来,代替汽车到大街上去行驶,那也太有点装先进了吧?国内的现代文学研究,早已经超越了夏志清的层次,夏志清如果曾经是火车头,那也是蒸汽机时代的火车头,早就进历史博物馆了,他的固步自封,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他对国内现代文学研究状况的无知。 夏先生的学问,说无独到之处是冤枉他,但也实在没有达到如此自诩的程度。那么,他哪来这份自信呢?答案是:给国人惯的。 近几年,一些国人心目中,刮起一阵“入世”风。什么都要全球化,经济“入世”了,足球冲击世界杯了,文学当然也要冲击世界杯,可是,诺奖迟迟不颁给中国,使一些人嘴上总短了点什么,文坛内外都有了妄自菲薄的充分的理由。如经济“入世”要搞定关贸委员会的委员一样,文学“入世”当然要巴结诺奖的委员及周边委员。于是,每一个从国外来的与华文圈有关的会说话会写字的人都成了全球化的代表,都成了虚拟的“世界文学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国内不时掀起“某委员回来了”的亢奋。中国文学走向世界似乎就靠这几个人了,所以,他们一到中国,都能代表世界,都是站在全球化的舞台上,都特敢说话。 惯于对内妄自尊大对外谦恭有加的一些中国人,一向是越敢藐视自己的人,他们越买账的。偏有那会长眼的,“有智商”的,中国人给个鼻子,他就真的蹬着上脸了,越发要以自己的巍峨,来衬出中国人的渺小。奴性的形成不仅在于奴隶主培养了奴隶,而且在于奴隶培养了奴隶主。汉学家打个喷嚏,中国文坛就要感冒一阵子。这一阵感冒刚好,又一个喷嚏来了,于是再度感冒。重复感冒,顽固难治。其实那些国人紧贴慢贴生怕贴不上的人,演的不过就是“皇帝的新装”的把戏,大不了是个果戈理的“钦差大臣”,最终救不了中国文学。有句俗语说,有人走路老低着头,以为能捡到金子。结果呢?不言而喻,金子不是凭低头走路得来的。托缪斯保佑,早点把诺奖颁给中国作家吧,别再让人这么神经兮兮怪可怜见的了。 最坏的打算,中国文学不走向世界,又怎么样呢?一颗心回落到肚子里,或许还能写出点好东西。中国作家就是太入世了,作品都巴不得为汉学家、翻译家量身订做了。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一个搞音乐的中国人想要在西洋音乐上超越西方人,那谈何容易!先写得中国人自己爱看了再说吧。中国读者不是读者吗?母语的同胞都不爱看,外语的人就爱看了吗?中文作家写出来的作品希望非中文的人首先爱看,这不是把自己异化了吗?中国作家总觉得仅有中国读者是不够的,充其量只是个窝里横,逞强一定要到外面去才行,于是才来了这些吊胃口的人。欲速则不达,超越一点,悠远一点,结果可能还好一些。中国作家要警惕所谓汉学家,不听他们的,或许还能有点长进,越听他们的,反倒不知道怎么写了。 夏志清的谈话,为中国文学全面鸣响了一次丧钟,可是,我学习了夏志清谈话之后的感受却是:中国文学依然是中国文学,夏志清令人大失所望。那么,夏志清的丧钟究竟为谁而鸣呢?不得而知了。 原载：《文学自由谈》 2007年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