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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诗歌的异在表现 当下的诗歌存在诸多问题。 这些问题首先从诗歌的接受范围以及社会效应表现出来。随着社会重心的转移，人们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已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向外，他们不再关注社会生活里出现的重大问题和发生的重大事件，以经济利益为原则，并把生活的富裕视为生活的主要目标和人生的最佳状态；向内，他们不再关注自己的心灵世界，不再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不再在意自己的文化品格，也不再进行自我反思，越来越向世俗滑落，成了身体忙碌而心灵苍白的单面人，心理结构严重失衡。诗歌越来越受公众冷落、鄙视，越来越边缘化，诗歌只是作为诗人们的情绪性依赖而存在，只是诗人们赖以立足人世而自我认定的一丝荣光。于公众而言，诗只是一个怪物，不合时宜，他们要么漠然视之，要么像管闲事似的进行冷嘲热讽，要么超然诗外任其自生自灭。问题的关键在于人们没有太多闲暇沉进悠然超然的形而上审美境界，只好趋向实在的审美境地。这就是所谓的“日常生活审美化”。日常生活中的审美吞没了人们的诗性思维和诗性诉求，使人们远离了对诗的阅读、领略和向往。总之，诗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和生活，淡出了社会的关注和激励，其处境显得艰难而惨淡。 同时，诗歌不被社会认同，异在于社会的实际状况和人们的实际生活，不对社会的发展和人们的生活产生影响，这与诗歌本身的现实性强度和艺术化程度相关联。诗歌的现实性能贴近读者，诗歌的艺术化能提升读者，从而让读者感觉到实在的现实因素，又最终实现对现实的超越，从中获得心灵的慰藉，流连澄明的境界。目前的诗歌不但未产生这种效果，而且处境每况愈下，诗歌内部存在的种种问题也是导致诗歌异在于社会和人群的重要原因。问题主要在于诗人对诗歌根本属性的认识出现了偏差。这偏差主要体现在认为诗歌惟一的、本质的属性是审美，并在此基础上一意孤行追求所谓“纯诗”。诚然，诗歌在已往高度政治化语境中迷失了自己的审美属性，丧失了自己的独立品格和地位，出现了无论是思维方式还是表现方法的非诗性化局面，但这并不意味着诗歌就应该完全拒绝和远离社会。而源于历史的教训，基于审美主义的神话，诗人们相信“纯诗”是诗的最高境界，过分强调诗歌的独立自主性，把审美属性当作诗歌惟一的、本质的属性而排斥其他因素的加入和参与，甚至极端地把审美当作人全部的感觉并一心一意加以挖掘、表现、渲染，以致诗歌越来越内在化、心灵化，最终成为一个封闭体。于此就出现了这样的怪事，一边是诗人自以为是、故弄玄虚，一边是世人对诗歌嗤之以鼻。诗人与世人彼此对垒，诗歌与现实相互疏离，诗歌在没有读者没有共鸣的境地中独自空转。 诗歌的异在还表现于它在某些诗人那里受到了非诗的对待，亦即诗异在于诗人自己。社会转型的影响无处不在，经济利益的驱动无所不能。但如果不是苦心追求诗歌的质量而只把写诗当作沽名钓誉、谋取利益的工具，也就偏离了诗歌的根本精神，违背了为诗的根本原则。诗是文化的发源地之一，代表着人类最高最美的精神境界，是一个国家民族的精神形象，它源于现实又引领人们超越现实，是人间理想的栖息之所。它的超越性质和慰藉作用要求诗人必须站在一定的时代高度和人类高度融通世象、俯仰天地，从而明辨是非、烛照心灵并加以诗性表现，以此维系、捍卫人间的希望。但自新时期以来，诗人们似乎不再那么神圣地看待诗歌了，他们一边写诗，一边奢望诗给自己带来最大的名利，把诗歌写作事件化，把诗歌评判名利化。如此，诗歌的标准和原则遭到了严重践踏，诗歌的精神极度萎缩。在经济利益和策略操作的双重挤压下，诗歌的真相严重变形，诗歌的价值标准严重混乱，而诗歌的精神也极度涣散。诗歌，只是名利的手段和话语霸权的工具。 二、诗歌的现实性要求 诗歌的异在局面已很严峻，令人忧心，诗歌何去何从，已是必须思考的问题。诗歌的异在局面既与社会形态有关，诗人自己也有责任，那么在我们无力改变社会形态的情况下，就只能从诗人的诗歌态度和诗歌观念着手进行调整和转变。诗毕竟是诗人写作的结果，诗人的诗歌态度和诗歌观念直接决定着诗歌的形态特征和价值取向。诗歌出了问题，实则是诗人的诗歌态度和诗歌观念出了问题。而我们的诗人却于此无察，于此不醒，依旧汲汲于心，愈演愈烈，实在有失诗人之良知和诗歌之法度。诗人自古受人景仰，是崇高理想的化身，是社会道德的坚守者，是社会批判的急先锋，是人间诗意栖居的营建者，是引领世人向澄明境界飞升的天使。而今天的诗人们却不以为然，除了为着名利还是为着名利。这与诗人的人格修养、道德情怀和审美天性以及诗歌的精神品格是极不相称的。诗坏得不能再坏了，诗人也不能更坏了。我们必须挽救诗歌，而首先该挽救的就是诗人。诗人恢复尊严，诗歌重归神圣，这是救治当下诗歌的首要之途。 诗人对待诗歌的态度问题解决好了，诗人的诗歌观念也就相应成为殛待解决的问题。这是一个众声喧哗、多元并存的诗歌时代。粗略分析，我们大致可以把当下诗歌分为三种走向：一是基于急功近利、不择手段，不把诗当诗来对待的“恶搞”；二是甘于寂寞、淡泊，贴近现实、反映民生，对诗艺孜孜以求的严谨写作；三是追随时代风潮，把审美作为诗歌惟一、最高本质不及其余的时尚写作。第三种走向自新时期起可谓所向披靡、一路凯歌。它之所以能成为诗歌主流，不单因为它对传统诗歌的反叛让人看到了诗歌发展的希望，更有强大的时代思潮为其摇旗呐喊，甚至有世界范围内审美主义理论的坚强后盾。在国外，自现代主义诗歌产生之日起，诗歌的独立地位和本位观念日益被看重和强调，并在实际的诗歌创作中得到了鲜明的体现，诗人的主体意识雄居作品核心，淡化了与外界的关联，把心灵世界当作最重要的表现对象，所谓“纯诗”，所谓“唯美”，所谓“为艺术而艺术”，皆是这方面的代表。在这种理论中，审美不仅成为了人生的终极指向，也成为了作品的最高价值。“艺术创造变成人们据以达到自我定义的典型方式。艺术家，作为原创的自我定义的行动者，某种程度上成了人类的典范。”在国内，自反对文学政治工具论和阶级性开始，审美主义文艺思潮就成为了文艺理论的主要表达。而最先体现这种主张的就是在“朦胧诗”之争中崛起的“三个崛起”。“朦胧诗”被公认为中国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现代主义诗歌断裂后的接续，其现代意识中的审美倾向已然明显表现出来。“第三代”诗歌更是推进一步，在暴力般的诗歌实验中沉迷于玄想、内心体验和智力竞赛。到了“知识分子”写作，诗人们借靠知识的优势，讲究灵魂的高蹈、抽象的玄思，追求陌生的冲突、曲折的勾连，意在建立一个纯粹审美的“理想国”。但反观新时期以来的诗歌历程，我们不难发现诗歌真正的主体(读者)被驱逐了、被遗忘了。新时期以来以审美主义为主导的中国诗歌已然因为诗歌观念的狭隘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一是失去了读者基础，二是诗歌本身面临着山穷水尽、穷途末路。“所谓文艺审美本性论，仍然是预设主义和本质主义的，它既不能解释文艺的历史发展，更无法回应当今时代文艺发展的要求。”②因此，我们应对审美主义诗歌进行深刻反省，重新思考诗与现实的关系。诗人，应该重返人间。 由是观之，前述新时期以来贴近现实、反映民生而又富有诗性特质的第二种走向的诗歌就显得弥足珍贵。诗歌不仅重现生活，而且也造就生活，这是现实性诗歌背负的使命，亦是它的荣光。从诗歌发展史角度看，这种诗歌的可贵之处还在于它对此前传统现实主义诗歌的革新和创生。当代以来至新时期以前的诗歌虽然表面上被赋予了现实主义的品质，但由于时代过度膨胀的热情以及政治意识形态的强力覆盖，诗人们实际上看不到真正的现实或者不敢表现所看到的现实本质，骨子里激荡着的是丧失了现实基础的浪漫主义情怀，或者是基于政治恐惧而违心的逢迎式的表达，真正的现实被抽空了。其弊端有二，一是帮助时代制造了现实的假象，二是牺牲了诗歌的自我品格。新时期以来的现实性诗歌则不同。诗人们摆脱了非诗因素的干扰，专注于对现实的深入感受、体验，努力求得对现实的深度认识和真相揭示，并加以诗性表达。诗歌既有坚实的现实基础，贴近人心，又具备了较高的诗学价值，即，向现实的掘进与向诗境的提升构成了这类诗歌的现实品性和审美属性。较之新时期之前的诗歌，这类诗歌更像诗，更具审美价值，而较之单纯审美主义的诗歌，这类诗歌具有开放性，向现实敞开，向读者敞开，是现实真切的回音，是读者迫切的心声。不是现实不需要诗歌，而是现实中难觅理想诗歌的踪影，不是读者拒绝诗歌，而是多数诗歌本身就不是为读者而写。这是—个消费主义盛行的时代，是一个价值观念极度混乱的时代，但并不等于人们不再期待积极价值的重建，不再向往深层审美的重临。正是在这样的社会中，诗歌更应发挥其诗性作用，更应承担起价值重建、心灵净化的历史使命。 于此，我们应旗帜鲜明地反对肆意践踏诗歌法则和精神的做法，对审美主义的诗歌也应持审慎态度。优秀诗歌从来就是摆脱生理和私心向人类高度进发的产物。没有了现实的润泽，个性和独创性只是虚假的概念。愿诗人们静下心来，愿诗意与现实同在。 原载：《文艺理论与批评》 2007年第6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