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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敏先生在和吴思敬先生的《新诗究竟有没有传统？》的对话中，除了认为“新诗到现在还没有形成自己的传统”，还表达了她对这一问题的系列意见；此外，她在今年1月号的《诗刊》发表的《郑敏访谈录》中，也直率地说：“我们今天的新诗的问题，就像一个孩子长大了，但还是半诗盲。因此，我一直认为新诗到现在没有自己的传统。” 郑敏先生是我尊敬的诗平家，她批评“后新诗潮”诗人“跟在西方后面作简单的模仿”；批评当下年轻人“自由化”思想，以及强调“语言文学的审美”要求等等，曾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但她认为新诗“没有形成自己的传统”，而且“还是半诗盲”，却不能苟同。 什么是传统？1995年版的《现代汉语辞典》说：“世代相传，具有特点的社会因素。”1979年的《辞海》对“传统”的释义是：“由历史沿传而来的”社会因素。说到诗的传统，可以说，是前人运用诗这一种文学样式，反映当时的客观社会、反映人们的精神世界的经验积淀，它包括精神与艺术，即内容与形式两个方面。精神传统，诗歌与其他文学样式基本一致，但诗的艺术传统，却显得十分特别，因为诗的艺术形式，较之任何文学样式都特别重要，几乎是具有“标志性”的。所以我们一谈到诗的传统，往往首先或者侧重艺术形式问题。但是现在“无传统派”只是以“虚无的立场”否定新诗传统，而且他们谈新诗的传统，甩开了新诗的精神传统，而只谈新诗的艺术传统，当然显得偏颇。因为，新诗的传统精神是“五四”的新文化精神，包括民主和科学精神，这种精神传统，不但是新诗产生的根源，更是新诗最深刻、最富革命内涵、且一直传承下来的内在精髓，这也是新诗自觉的价值观，它是客观存在，是谁也否定不了的。 讨论新诗的艺术传统，它的前提仍然是：必须考虑“由历史沿传而来”的因素。现在，“无传统派”却离开了“历史”，走进了一种误区： 一是完全离开了“历史沿传”，从现在某一些“年轻诗人放弃了诗的形式”或从某一首非诗、怪诗出发，简单否定新诗传统。郑敏说，“我所感叹的是，现在很多人，特别是年轻人，完全把诗的形式放弃了，诗写得越来越自由，越来越散文化”。也许郑敏先生恰恰只锁定了当下那些“放弃了诗的形式”、“写得越来越自由”的非诗、庸诗、伪诗的层面，为此“感叹”新诗“还是半诗盲”等等，这种“感叹”事出有因，可以理解，但以此否定新诗传统，就大错特错了。应该指出，所谓新诗传统，它面对的是现当代的、80多年来的、整整一个时代新诗的实践。谁也不能说“怪诗”“就成了传统”。同时，谁也不能拿现在的一首怪诗、非诗，就否定新诗传统。 二是新诗的“无传统派”认为“新诗没有定型”、“没有规范”，因而要求新诗回到“格律诗”的时代，用一种“格律”（不管是什么格律）来规范新诗，郑敏先生说“关于格律的要求，我认为不可能由谁来立个法，也绝对做不到一朝一夕就能成功。我感到欠缺，但我没有办法提出来到底怎办”。 我国的新诗是自由体诗，它是同格律诗相对立而建构而发展的。不能设想，时光倒流，新诗能回到某种单一固定的格式，或者期望以一种“格律”来规范新诗，构成新诗传统，这无疑是一种梦呓。我认为，任何艺术形式都是为表现时代现实的需要和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要求而确立而发展，而不可能只是凭某些人的主观愿望，或是为艺术而艺术（即使他们拥有什么“话语霸权”）。当代许多诗词造旨很深的诗家，就纷纷要求和尝试打破旧律，换上新韵。如诗人丁芒的“自由曲”，就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尝试。同时，在唐朝之前或在“声律说大盛”的南齐永明（齐武帝年号）之前，根本就不存在什么格律。当然，我们那曾为之骄傲的中国诗歌辉煌的经典《诗经》《楚辞》等等，也没有什么格律。当时它只是由于适应制礼作乐的需要而产生的一种有音乐性的、由民间歌谣整理而成的“乐调”。诗论家王瑶认为：“当我们谈到中国古典文学的优秀传统的时候，那源头是极其久远的，我们首先就一定得谈到2500多年以前的《诗经》。”由此说明，没有“格律”的《诗经》，诗论家王瑶是如此自豪地称它为我国诗歌“首先”的“优秀传统”，这就为我们扩展了视野，并打破了某些人为的“迷信”，用一种格律来规范新诗才有可能形成传统是一种“梦呓”，这是违反历史和现实的。记得1962年郭沫若来到了广州，我请他同广州的诗人们谈诗，并以《郭老谈诗》为题，整理发表了他的意见，他就说过：对于格律问题，“李白、杜甫若果生在今天，也要变的。”既然李白、杜甫也“要变”，我们又怎么能回到格律的模式中去呢？这显然是一种倒退！ 艾青在50多年前说过：有人想建立一种共同所遵奉的形式，以代替多种多样的格式，这是天真的想法（见1954年3月号《人民文学》）。可以肯定，当下新诗多种形式的共存，就有它各自的一定程度的诗之为诗的“独特的艺术‘操守’”。说什么新诗在艺术上仅仅是“习惯法的分行排列”，是对新诗十分刻薄的说法。事实上，多种形式的新诗，在艺术上都是有形式可以规范的，有的甚至是比较成熟、成型的；当然也有还在逐步完善的。但是，我们决不能拿从《诗经》开始在2500多年中逐步成熟的古典诗歌传统，来要求新诗，并贬低、否定只有80多年历史的新诗。 新诗的艺术传统，它既不同程度承接了我国古典诗歌艺术的血脉，又体现了自由诗的艺术特点。它在艺术上的“操守”，包括“形”和“音”两个方面。所谓“形”，即诗的体式建构，如自由体、新格律体、十四行诗、楼梯体、散文诗、民歌体，等等，它和古典诗歌一样，都是多元的格局。所谓“音”，也就是诗的音乐美，音乐性形态，主要是节奏和韵律。“五四”，以后自由诗的发展，派系林立，有如狂潮，席卷了整个中国诗坛。中国诗坛的先驱者对诗歌作为一种独特的语言艺术，确乎有一个“约定”，这就是：精练、押韵，大体整齐。对于精练，诗是一切文学中的文学，是金字塔顶尖的文学，毋须多赘。为了新诗具有音乐美，闻一多主张“韵脚”，康白清主张“切自然的音节”，郭沫若只说“内在律”（这也许是胡适说的：“新诗的声调在骨子里”，“没有韵也不妨”）等等。这一切“约定”，都不同程度体现在众多的现当代诗人的诗作中；即使是“楼梯体”，郭小川等也“尽量注意到了中国语言的习惯。”（注意押韵、节奏和间歇等）；还有“大体整齐”，则是对诗句长短的规范，多是每节四行，每句数字不会参差得过于离谱，或者大体上还是比较整齐。现代新诗坛的大师们当时就以睿智、严峻、远大的目光，穿透新诗坛84年漫天的雨雪云雾，提出了今天仍然具有现实意义的忠告，说：“白话诗的难处，正在他的自由上面。如果当真随意乱来，还成什么东西呢”，这样新诗的“前途就很难乐观了！”（见俞平伯1919年10月《新潮》3卷1号《社会上对于新诗的种种心理观》）。我认为，这就是新诗宝贵的传统精神！ 不错，新诗从“五四”开始，接受西方的影响，从诗体解放进行了一场革命，格律诗成了自由成章的新诗，也就是自由诗。正如闻一多说的，它“可以由我们自己的意志来随时构造。”同时提出要“创格”，说它的“格式是层出不穷的。”刘半农也提出要“破坏旧韵，重造新韵”和“增多诗体”。因此，“五四”后的10年间，就涌现了众多诗派。新诗多元化发展的路向，导致多种流派、多种诗体的发展，这不能小看。我也是一个“效应论者”，新诗传统的存在，决不仅仅是“存在”二字，它是具有巨大的审美内涵的。80多年来，中国诗坛先驱者为中国新诗的建立，勇敢创造催生了多种诗体，有的还在不断持续发展和完善。胡适第一个对新诗的“尝试”，郭沫若浪漫主义的诗作，都为新诗的建立和发展开辟了道路；艾青开创的自然、明朗、朴实的自由诗，不只影响了“七月诗派”，还孕育了几代人的创作；臧克家革命现实主义诗歌以及诗的形式和语言的民族化、群众化，也影响了现当代的诗作；闻一多、何其芳等倡导的现代格律诗，对中国新诗如何同传统诗歌接轨也作出了可喜的努力。现在有不少诗人，仍然为它在进行热烈的探索；李季、阮章竞的民歌体也一直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田间于30年代开始的马雅可夫斯基的“楼梯体”，以及五六十年代贺敬之、郭小川的长篇政治抒情诗，对“楼梯体”进一步的创造性运用，都同样呼应了人民群众的要求和传达了时代的最强音，直到今天，这些诗还以其强大的生命力，在广大的人民群众中呼啸激荡；还有不少诗人如王怀让、桂兴华等，仍然热情地以“楼梯体”的形式创作政治抒情诗，受到了广大群众的欢迎。 以上自由诗的多元发展，就是诗人们顺应表现时代现实的需要和人民群众的喜爱，不断“创格”、“增多诗体”的结果。80多年来，这些诗体可以说是跨越了历史的，经过几代诗人的长期创作实践和诗学的审美检验，已发展成为新诗一种宝贵的传统，这一传统，或者干脆就说是自由诗传统、现代格律诗传统、政治抒情诗传统、民歌体传统，等等，统而言之为新诗传统，而决不至“没有形成自己的传统”、“无效的传统”，甚至“还是半文盲”！倘若真的全盘否定新诗传统，那么，我国以及国际华文诗坛众多的大师、巨匠和众多辉煌的、曾经震撼了几代人心灵的诗歌经典，将置于何地？！ 原载：文艺报20030826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