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家李浩将当前文学创作中“简单化、窄化、意识形态化、道德伦理化”等“单一化倾向”归结为作家对名利的迎合和自身的惰性，反映了作家清醒的自我反省意识。不过，当前文学创作中的单一化倾向除了作家需要负责外，作为文学生态重要组成部分的文学批评，也需要进行深刻的检省。 1.文学的“花样”年华与批评权力的滥用 上个世纪，法国学者蒂博代归纳了三种主要的批评形态:媒体的批评、学者的批评和作家的批评。他认为各种批评各有其优长，亦各有其弱点，而理想的文学批评应当是三者并存，彼此独立，又互相补充。然而，中国目前的批评格局却并没有达到这位批评家所憧憬的“批评共和国”的理想状态:媒体的批评渐难信任，他们的观点究竟代表商人还是大众已很难分辨；作家的批评几乎湮没无闻；学者的批评则主宰了半壁江山。学院批评比之其他批评更为专业、客观、冷静，它担负着鉴赏、鉴定、将文学历史化与条理化的职责，作为权威未尝不可。但是，学院批评知识的体系化与理论的高蹈化也极易走入另一种极端——以科学的、理性的方法去解剖非科学的、感性的文学，难免削足适履。譬如，当下许多学院批评热衷于为各种文学现象贴标签，扣帽子，为文学史的繁荣制造概念。毕飞宇曾说:“我们的文学进入了‘花样’年华。在我们阅读西方小说的时候，我们可以发现，文学的进程、流派的衍变其实是缓慢的，而我们的文学呢？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我们的文学是多么地‘迅速’，几乎每一年都有花样。过几天就是‘新新新’，过几天就是‘后后后’，真的是‘花样’年华。……这里头有太多的市侩气。”的确，今天，恐怕连当代文学研究者也不太清楚曾经流行一时的“新状态”小说究竟是指什么了。“新都市”小说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即有提起，当我们的都市题材进步到如今的地步时，我们还能用什么名词呢？“新新都市”？“后新新都市”？这种忙于给文学现象“贴标签”的做法，是否在滥用批评的权力？ 2.文化批评挤占文学批评 批评格局的失衡已是有目共睹的事实，而这一格局中的学院批评本身也严重失衡。学院批评本应包括文学批评、文化批评等多种范式，而现在文化批评不仅成为主流，还大有挤占、侵蚀甚至取消前者的态势。国内某著名大学中文系当代文学专业半数以上的教师声称已有多年不读当代文学作品了。文学研究者不关注具体的文学作品，并且可以堂而皇之、毫无愧色地说出来，足见文学批评在学院批评中地位的式微。这些人的批评兴趣已经大举转移到了文化批评之上，无心对文学艺术问题进行鉴赏、判断，而倾心于运用社会学、历史学、心理学、政治学等其他学科的理论来分析、阐释文本。在这种批评中，文学作品已被挤出了批评的核心位置，仅为证明这些学科理论而服务。 3.审美标准旁落与文学新闻化 以文化批评解读作品，艺术、审美的价值标准自然就被放置一旁，作品内容的可阐释度才是第一要务。于是，内容超越了形式，成为最受瞩目的对象。是否“当下”、是否“热点”练就了许多学者敏锐的嗅觉，是否“新鲜”、是否“重大”成了人人趋之若鹜的风向标。文学批评杂志中策划出来的各色“话题”，多围绕“主题”、“题材”而来，却鲜有来自艺术角度的批评。以前的作家可以从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中领略到史诗的规范，从莱辛的《拉奥孔》中悟出“最具包孕性的时刻”，从康德那里懂得艺术应该是“理性的感性显现”。如今，批评家很少对艺术问题发表意见，不说作品好不好，好在哪里；而是说作品写了什么，写的真不真实。这样的“趋时就势”与“主题先行”，都以能阐释出更多更具吸引力的社会思想内容为价值判断标准。这不能不导致一种危险:平庸的作品只要包含丰富的时代内容和切合热点问题，便可能坐上经典的宝座。在这些批评者眼中，“文革”文学的价值不会亚于莎士比亚的价值；文学作品不过是人类学、心理学、社会学或者文化学的研究资料，作家的艺术劳动与其他劳动没有更大差别。在如此单一的批评导向下，文学创作的新闻性与日俱增，时效性受到追捧；而对于那些隐蔽在日常生活深处不易被人发现的微妙褶皱之处——这些恰恰应该文学来表现与解决的问题，却无暇理会、无心观察与思考。 4.创作界对批评界的敌意是公开的秘密 批评对艺术维度的舍弃，令批评者与创作者之间良好的“知音”关系遭到破坏。许多作者抱怨，看不懂那些文学批评，都是些理论术语和概念的“空对空”，对写作没有实际帮助。游离于创作之外的批评所能提供给文学创作的养分大不如前。许多批评者只是利用作品为自己的理论服务，丝毫不关心作品本身艺术性的成败。批评家正在失去文学家的虔敬。谁能想象19世纪圣伯夫的容光——无数的优秀作家包括波德莱尔都恭敬地聚集在他周围希望得到他一两句好评！谁能想象别林斯基的荣耀——果戈里甚至因为他的评论而放弃了《死魂灵》第二部的写作！创作界对批评界的冷淡和敌意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了。许多作家毫不讳言自己对文学批评的轻蔑，索尔·贝娄在诺贝尔获奖演说里说:“我们没有理由让那些知识分子们去支配一切，我们听任他们去支配艺术，对他们也是没有好处的。他们读小说的时候，除了和自己的观点一致的东西以外，就什么别的也看不到了吗？” 5.意识形态批评抑制艺术创新 批评角度的单一化自然导致了文学创作的单一化。翻开各种文学批评杂志，内容的批评俯拾皆是，形式(艺术)的批评却寥若晨星。原本应该各有关注、各有看点的文学批评而今几乎只剩得一种——意识形态批评。一谈“底层文学”，必是“文学是现实的反映”、“文学干预现实”、“阶级矛盾”；一谈“城市小说”，必有“都市想象”、“现代性”。批评语言的高度集中反映了批评视角的极度贫乏，“官场小说”、“历史小说”、“底层文学”总因为内容的现实性而备受关注，其类型化的重复与艺术上的惰性却无人指摘。批评总是将注意力集中于“热点话题”上，集中于内容上，集中于社会生活表象的反映上。“是否真实地反映了生活”，“是否表现出了真实的时代”便成为一条套在创作身上的缰绳，那些喜欢冒险的、不驯于此道的艺术创新与探索则乏人问津，无人喝彩。 6.“诗艺”型批评匮乏导致创作水平下降 艺术创作依赖于深厚的艺术修养，而艺术修养的养成需要一个良好的批评环境。缺乏有针对性的文学批评、缺乏“诗艺”型的艺术批评，是导致当代文学创作水平下降的重要原因。对于当前创作中普遍存在着内容重复、技术陈旧、认识肤浅、语言粗糙的问题，大部分批评却视而不见，避而不谈。艺术标准的旁落与缺失，使大量在社会意义上有影响但艺术上未必成功的作品获得了过分的荣誉。这一后果又导致了更深层的恶性循环:“成功”的案例提供了“导向”，引起更多的效仿和追摩，最终导致整个文学创作的单一化。 贫瘠的批评土壤不可能结出丰富的创作之果。没有批评驱策的文学，极易陷入不思进取的套路中去；以平庸的批评为准绳的创作，自然也不会走向经典的圣坛。文学固然应当面向世界，但也应该有勇气背对世界。也许，只有当我们背对世界的时候，才能保持个性化的思考，不在举世的喧嚣中人云亦云；才能保持自身的独立性，不在时髦的话题中追波逐浪。 原载：《北京日报》2008/03/03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