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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广茂事件”缘于钟华发表在《文艺研究》2007年第11期的文章——《文化研究与文学理论的迷失——评季广茂〈意识形态视域中的现代话语转型与文学观念嬗变〉》的书评。钟华在文章中尖锐地批评了季广茂书中存在的问题，文章有翔实的材料和观点，因此这是一篇严肃的学术批评文章。这是批评者的权力，也是对学术负责的态度。不要说季著是一本普通的学术著作，就是经典文献，批评者也有批评的权力——没有任何人有批评的豁免权。这是一个常识，也是学术能够健康发展的前提。至于钟华的批评是否成立、是否有道理，不仅季广茂有反批评的权力，而且学界自然也会主持学术公道。但季广茂却勃然大怒以至于大庭广众之下公然骂街。 值得谈论的不是这个事件本身，而是与这个事件相关的学术批评的尊严和伦理底线的问题。维护正当的学术批评，理性地接受批评和进行反批评，是学界普遍遵循的规则，也是一个学者应该具备的品质和素质。遗憾的，季广茂教授粗暴地践踏了这个规则。这是引起学界震惊的根本原因。 表面看，这是一场个人的“意气之争”。但背后隐含的问题远远超过了事件本身。学界早已不是净土已不是秘密。社会上各种不良风气，大学几乎一样都不少，有的甚至比社会上还要糟糕。首先是名校教授身份的优越感。当下的情况是，名校与一般性学校构成了等级或权力关系。只要是名校教授，在心理上就有一种无意识的优越感。因为名校的专家掌控着诸如学科评议、硕士、博士点评审、博士研究生答辩、课题评审、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讲学等各种特权。这种资格和身份，滋长或膨胀了某些教授的身份感或“霸权”心态。他们认为有了这些机会，就等同于自己在学问上也高人一筹，身份上也高人一等。因此也就可以专横跋扈为所欲为，听不得不同意见，尤其是来自一般院校同行的意见。 其次是利害关系。所谓利害关系，就是与课题、研究基地、研究中心等相关的利益和荣誉。这是学界都清楚的事情。每个大学几乎都在忙于“跑点”、“跑课题”、“跑基地”或“中心”。这里当然有学术上的抱负或雄心，但其中的利益是一个重要的驱动力。如果一个人的成果出了问题，就会影响整体，这个责任是不敢马虎的；但最重要、也是最本质的，是学界正在形成的“潜规则”。在文学研究界，自1993年“人文精神大讨论”之后，文学界讨论的话题极少进入社会公共论域。2005年之后的“底层写作”是一个例外，而且仅限于文学批评界。但在思想界、社会学界、法学界、经济学界等领域，他们对重大问题的讨论远远走在了文学界的前面。与社会公共论域相关的文学研究领域的问题不是不存在，比如学术体制、权力关系、学术生产、评价机制等，但这些问题一直没有浮出水面。文学界表面的风平浪静遮蔽了真正的危险，遮蔽的越久，危险度就越高。真正具有质量的学术批评和论争，在文学界已尘封经年。“和平共处”、“相安无事”已经成了学界的“潜规则”，这个“潜规则”似乎成了“高压线”触摸不得。当批评成为“零”的时候，批评的底线自然彻底崩溃；批评出现的时候，一定会有人视为洪水猛兽暴跳如雷惊恐万状。 因此，这个事件背后隐含的真问题，才是值得我们关注和检讨的。如果仅仅做一个“麻木”的看客，看一个教授撒泼骂街，就没有比这更无聊的事情了。在不同的场合和文章中，我多次强调文艺批评要有是非观、价值观和立场。这个是非观不仅对文艺创作出现的问题要坚持，对学术批评出现的问题也要坚持。如果不是这样，学界“和平共处”、“相安无事”的“潜规则”就会真的形成并大行其道，正当的学术批评就没有正常的环境，学术批评的尊严就一文不值，学术批评的伦理底线就会彻底崩溃。 今日学术界充斥着如此之多的低劣著作，根本的原因在于学术生产方式、学术管理体制和学术评价体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