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提要 近年来，学者们在构建我们民族文艺学时，普遍陷入了体系迷误，即由于过分注重理论体系的构建，而淡忘了丰富、发展理论的根本任务。因此，我们现在必须走出这一迷误，直面我们民族当前的文学实践。 关键词 民族文艺学；理论建构；体系迷误；文艺实践 一 在全球化语境中该如何来建构我们既具民族特色又能走向世界的文艺学，是一个近年来众多学者一直在思考和探索的问题，也是一个聚讼纷纭的问题。学者们曾经有过的设想，概括起来大致可以归纳为三类：一是立足于西方，通过引进和改造西方的理论来构建；二是立足于传统，通过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来构建；三是立足于中西结合，通过组合西方文论与传统文论的精华来构建。这三种设想，从表面上看似乎已囊括了我们所能有的全部选择，但是，迄今为止它们却都还没有呈现出任何能使人的选择走向成熟的迹象，换句话说，不管我们按照哪一种设想去努力，似乎都会误入歧途。对于这一点，不少敏感的学者其实早已意识到了。表现之一是“失语说”的提出与流行。早在1995年，曹顺庆先生就曾提出，由于西方文论的大量涌入和部分学者对西方文论的亦步亦趋，中国文论界丧失了自己的理论话语权力，患了失语症①。“失语”一词在这里的意义，依据陈红、沈立岩的阐释，就是指“当代的中国文论完全没有自己的范畴、概念、原理和标准，没有自己的体系也没有自己的话语”②。由于这个词切中了话语过分西化这一民族文艺学当代建构中所存在的重大弊端，所以引发了无数学人的赞许与共鸣。十余年来，它一直是文艺界最为流行、最是时髦的理论术语之一，代表了大部分学者对民族文艺学建构现状的基本评价。曹顺庆先生用以救治“失语症”的方法是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这在前些年也曾获得众多学者的赞同，但是近两年来，却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对此提出了质疑。有人认为它是一个误导性的命题③。还有人比喻说，去转换那已被时代和文化淘汰的古代文论，就好比翻弄时代垃圾桶看看有没有能够重新加工入口的美味一样，是令人难以接受的④。由此可见，曹顺庆先生对民族文艺学当代建构所作的批判虽然切中要害，但他为此而重新设计的目标与道路却值得商榷。民族文艺学究竟该往何处去，在他这里，我们找不到想要的答案。 表现之二是“终结论”所产生的巨大反响。2001年，美国学者希里斯·米勒撰文提出：“新的电信时代正在通过改变文学存在的前提和共生因素而把它引向终结。”⑤2003年9月，他来中国时又重申了这一观点。文艺创作与文艺学研究将走向终结并不是希里斯·米勒的独到发现，黑格尔早就阐述过这一问题，罗兰·巴特也曾提出过“作者死了”的命题。但是希里斯·米勒的观点在国内比较文学界和文学理论界还是引起了巨大的喧哗与骚动，反对者有之，赞同者亦有之。我们认为，学者们对这一观点的过度敏感与热切关注，充分暴露出他们在民族文艺学当代建构问题上的迷惑、尴尬与无奈。而无论是赞同者，还是反对者，也都没有为当前我们的民族文艺学的发展探索出一条新的道路。这也就向我们传达出了一个重大而明确的信息，那就是民族文艺学的建构正面临着它有史以来的最大挑战。它究竟该往何处去，不仅是一个宏大的理论问题，更是一个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二 笔者认为，在民族文艺学当代建构的问题上，学者们之所以屡屡误入歧途，迷失方向，是因为在他们的研究中长期存在一个被人忽视而又十分重要的理论问题，那就是一直以来学者们都误将理论体系的构建替代了理论的构建，他们所关注的焦点并不是如何深化和发展理论，而是建构一个什么样的理论体系以及该如何来建构这样的一个体系。换句话说，他们并不是要立足于解决某一个理论问题或现实问题，而是设想先确立一个假想性的理论体系，然后再设法将人类优秀的思想文化都往里面装。由于任何理论都要源自实践，并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而它能否形成某个体系却并不取决于研究者的主观愿望，而要看条件与机遇。因此，以新体系的构建作为全部研究活动的出发点，肯定是值得商榷的。进一步看，历史上任何一种理论体系都有其特定的出发点与立足点，有其特定的适应范围和适应对象，我们想完全移植前人的理论来解决现实问题，存在着难以跨越的鸿沟。而且，我们如果试图将源自不同理论体系的观点、思想机械地组合在一起，往往也只能得到一锅乌七八糟的杂烩。旧学与新学、西体中用与中体西用等争论便由此而引发。在多年的实践中，理论家们最常见的做法是以西切中，将中国传统的东西彻底打散、切碎，简单地塞入西方理论话语的框架中，变成西方理论话语的一堆材料与注脚。其结果是完全失去了中国传统文论的基本精神与独立自足性，彻底违反了理论家们自己建构民族文论的初衷。因此，学者们设想从理论到理论，从体系到体系来建构一个我们民族文艺学的新体系，显然是行不通的。我们可以将这一设想连同学者们为实现这一设想所进行的努力称为体系迷误。所谓“迷”，是指学者们沉迷于此道，缺乏应有的反省，整天陷入其中，忙忙碌碌，不能自拔。所谓“误”，是指这种研究思路从根本上讲是错误的，沿着它的指引，研究者必然会走向成功的反面。对于这里所提到的“误”，我们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补充说明： 首先，我们民族缺乏就文艺学构建宏大理论体系的文化积淀。西方人观察、研究对象时，与绘画中的焦点透视相似，往往有固定的立足点与焦距，就文艺美学来说，就出现了所谓作者理论、文本理论、读者理论等，不同的理论都自成体系。中国人观察、研究对象时，与绘画中的散点透视相似，往往要前后俯仰，不断变换焦距和立足点，因而，中国古代的文论范畴，像“味”“悟”“志”“趣”“妙”等，大都既可以用于创作者，也可以用于鉴赏者，还可以用于文本，范围是宽泛而模糊的，因而，中国传统文化关于文艺学的研究很难形成西方那样的理论体系。事实上，中国古代的文艺学思想大都是感悟性的，三言两语，毫无体系可言，像《文心雕龙》这样体大思精的著作可以说是凤毛麟角。而且，即使是《文心雕龙》，其理论建构也与西方式的理论体系有着根本性的区别。因此，当学者们试图建构一个西方式的理论体系时，也就必然要面临一个思维方式的根本转换问题。 其次，学者们全力进行文艺学理论体系的构建，在当前情况下也显得有些不合时宜。建构一个能包容万象的庞大理论体系，本是以黑格尔为代表的西方古代哲学、美学的基本特征。当今的世界随着全球化浪潮的不断推进，已进入到政治多极化与文化多元化的时代，任何一个民族都或多或少面临着文化转型与文化解构的问题，处于后殖民主义思潮强力冲击与倾轧下的弱势文化更是如此。因此，世界文化发展大的时代趋势并不是体系的建构，反而是体系的解构。可见，学者们建构民族文艺学理论体系的努力，很有一些悖逆潮流而动的意味。进一步看，学者们关于民族文艺学的研究，迄今为止既没有找到一个新的理论支点，也没有针对具体的文艺实践进行深入而独特的研究，可以说，兴建一座理论大厦的基础和材料都还不具备。因此，将其作为一项预期要完成的工作，无疑也是不现实的。 再次，沉迷于理论体系的建构，也有碍于理论本身的发展。尽管当今世界纷繁多样的新理论与人类原有的一些理论可能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逻辑关联，但是它们却都不是由原有理论或理论体系直接推演出来的，而是理论家对人类社会最新实践的独到发现。这些独到发现虽然各具理论价值，但并不是都形成了完整的理论体系。而且，同一民族的不同理论家就某一领域中的问题所建构的理论体系往往也很不一样。因此，我们如果执意要从理论本身出发，在民族文艺学领域构建一个宏大的理论体系，甚至是要求所有人都采用同一种模式来建构这一体系，肯定有碍于理论本身的发展。事实也是如此。近年来由于过分沉迷于体系的构建，学者们都不同程度地淡忘与远离了我们民族当下的文学实践，这使得他们的研究不仅越来越缺乏实践性的品格，逐渐蜕变成了他们自己自言自语、自我陶醉的一种私人游戏；而且也越来越缺乏原创性思维与创新精神，完全满足于介绍、组装他人现成的思想与方法，而缺乏独到的自我发现，因而也就无从获得与世界各民族文论平等对话的资格。 三 学者们建构民族文艺学新体系的构想虽然无法转换成现实，但是这种设想的出现却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并不是偶然的。有理论家曾指出：“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人们总是面临着双重的困境。”⑥随着全球化的浪潮的到来，学者们真切地感受到了我们民族文化弱势地位，在民族文化身份的自我认同上充满了痛苦与焦虑，在如何发展民族文化的问题上面临着到底是走向西方还是立足民族的两难处境，这也就激发了他们内心深处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构建一个能与西方媲美甚至是超过西方的民族文艺学体系，便是这种情绪的自然流露与集中表现。换句话说，学者们对民族文艺学体系建构的痴迷，源自于他们极度自尊而又极度自卑的民族心理。立志走向世界、超越西方这本是值得称颂的，但问题在于，由于民族文化心态的失衡，学者们往往以直接的现实功利代替了深邃的理论思考，让强烈的民族情绪淹没了客观冷静的观察分析，因而无形之间也就背离了理论发展的基本规律。 笔者认为，要想成功走出体系建构的误区，促进我们民族文艺学的发展与繁荣，当下我们最重要最紧迫的工作就是平衡研究心态，转变研究思路，直面我们民族当前的文艺实践。对此，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认识： 首先，我们只有从本民族当前的文艺实践活动出发，才能更好地促进传统文艺学的现代转换。希尔斯指出：“那些对传统视而不见的人实际上正生活在传统的掌心之中，正如同当他们自认为是真正理性的和科学的时候，并没有逃出传统的掌心一样。”⑦事实也是如此，我们认为，传统之所以成为传统，就在于它不是化石，也不是木乃伊，而是一种活生生的生命，时刻影响着我们的生活。近代以来，在外来文化的强力冲击下，我们民族传统文艺学中那些没有生命力的、无法融入现代文明的东西，变成了历史的尘埃。而那些尚有生命力且与现代文明并无冲突的东西，却留存下来了，仍然顽强地扎根在民族精神生活的深处。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像“神”“妙”“韵”“味”“悟”“品”等审美范畴，虽然在理论家的话语体系中暂时失去了主体位置，但却一直活跃在普通文艺爱好者的唇吻间。它们的留存清楚地表明我们不能不加分析地认为优秀的传统文化都离现代社会远去了。我们只要走出体系构建的误区，也就能挖掘出我们民族活的审美文化传统，促进古今的融通，促进我们民族文艺理论的建构与发展。 其次，我们只有从本民族当前的文艺实践活动出发，才能更好地吸收西方文艺学的精华。任何一个民族当前的文艺实践都不仅要与本民族特殊的审美文化和社会生活联系在一起，具有民族性与地域性；而且也与世界各民族的文艺实践存有相通之处，具有世界性与当代性。因此，我们在坚持弘扬民族审美文化传统的同时，还应该广泛借鉴其他民族的理论成果来研究民族文艺实践活动的一般规律。西方的文艺理论因其科学的态度和严谨的分析，对这一规律的把握往往更为深刻、更为客观，所以，也就更值得我们认真地借鉴和学习。立足于实践的需要来进行学习与借鉴也就避免了照搬照抄与盲目引进的弊端，能够更好地将外来的营养溶进民族文化的血液，变成民族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在这一问题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无疑已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和有益的启示，兹不赘述。 再次，我们只有从本民族当前的文艺实践活动出发，才能更好地追随世界文艺学发展的最新潮流。在全球化浪潮中，世界各民族的文艺实践都在发生重大转变。文艺作品逐渐从奢侈品转化成了日用品，有越来越多的人将文艺创作当成了日常消遣的一种重要方式，有越来越多的人成了文艺作品的鉴赏者，有越来越多的文艺作品等待着人们去消费与鉴赏。这就使得以往的文艺理论都受到了冲击。因此，无论我们因袭什么样的理论体系，也会被这快速发展的文艺实践抛在脑后。相反，学者们关于后殖民主义的问题、消费文化的问题、读图的问题、网络阅读的问题、互文性的问题等这些互有牵连的新问题的新思考，却往往能给我们的文艺实践带来更直接的启发与帮助。因此，我们的理论探讨也必须直面当下现实，参与最新思考。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占领理论研究的前沿阵地，赶超世界文艺学发展的最新潮流。 最后，我们只有从本民族当前的文艺实践活动出发，才能更好地发挥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面对日新月异、纷繁复杂的文学现状，当今的文艺爱好者在感到兴奋与激动的同时，往往也感到茫然与无奈。究竟该如何来适应这陌生的文艺生态环境，理解这全新的文艺发展，把握这纷繁多样的文艺创造，往往成了他们最为关切的问题。因而他们的内心深处也一直涌动着一种对文艺理论的急切需求。关注他们的这种需求，我们的研究也就有了充足的动力和永远做不完的课题。而要满足这种需求，我们的方法和材料就既可以源于西方，也可以源于传统。这也就是说，无论是西方的东西，还是传统的东西，都可以拿来为我们所用。我们的目的不是为了移植、改造、嫁接某一理论体系，而是为了实践活动的直接需要。也只有如此，我们所建构的文艺理论才不仅具有民族特色，而且也是世界性的；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更具有实践意义。 注释： ①曹顺庆：“21世纪中国文论发展战略与重建中国文论话语”，载《东方丛刊》1995年第3辑。 ②陈洪、沈立岩：“也谈中国文论的‘失语’与‘话语重建’”，载《文学评论》1997年第3期。 ③赵玉：“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一个误导性命题——对十年来‘转换’讨论的冷思考”，载《求索》2005年第12期。 ④梁光焰：“再也回住不了的家园——正确定位文化转型后的中国古代文论”，载《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 ⑤希里斯·米勒：“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会继续存在吗”，载《文学评论》2001年第1期。 ⑥华勒斯坦：《开放社会科学》第8～9页，刘 锋译，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 ⑦[美]E.希尔斯：《论传统》第9页，傅 铿、吕 乐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原载：《社会科学论坛》 2007年第14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