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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将跨入21世纪门槛的那段日子，普天下喜气洋洋，围绕中国文学的憧憬也是色彩斑斓，高调频出。最鼓舞士气的，莫过于由若干所谓文界专家评选出的“新世纪中国文学‘梦之队’”，50来名精锐选手蓄势待发，似乎预示着攻克斯德哥尔摩“诺奖”碉堡指日可待。却好景不长，便有“中国文学是垃圾”、“文学死了”的论调甚嚣尘上，不免令人错愕，慨叹世事风云多变。 我最初是不以为然的，既然大家都标榜热爱咱们中国文学，又何必如此疾言厉色，有话好好说难道不会吗？渐渐的，我多少算是看明白了，“疾言厉色”者，至少说明对中国文学还很在乎，多少还是出于爱之深而言之切的朴素情感。倒是某些力挺中国文学的道貌岸然者，看上去义正词严，力挺的却多是自己的既得利益，至于他们自己的身价与尊严，真未必就那么让人高看。 如果这个话题令人沮丧，那我就另说个“有趣”的“段子”吧。据悉，阳光卫视的品牌栏目《杨澜访谈录》最近想了个奇招，替一百年后的人提出一个问题：“一百年前的中国是什么样子？”问题分别寄给一批“重量级”的嘉宾，希望诸位把回答整理成一篇数百字的文章，一律用“有趣的是”开头。编导表示，所有嘉宾的文章会封存于北京大学图书馆，相约百年后开启，成为“2007中国的译码器”，这一过程将被现场直播。一百年后？乖乖，够遥远的。如果人类还是这么豁着命地挥霍、这么加速度地耗能、这么无节制地糟蹋生态、这么水火不容地制造族群仇恨、这么满世界地搞核军备竞争，百年后的地球是啥模样，谁能说得清？有人甚至认为，一百年后，人类不可能有心情来关注一百年前的事，那时他们正在想着怎样逃离地球。但奇招毕竟是奇招。其实，嘉宾们自己也无耐性来遵守游戏规则，已经有人公开了自己的回答，比如一位周姓的哲学家是这样写的： 有趣的是，你们会想象不出，这是一个多么无趣的时代。我朝四周看，看见人人都在忙碌，脸上挂着疲惫、贪婪或无奈，眼中没有兴趣的光芒。我看见老人们一脸天真，聚集在公园里做儿童操和跳集体舞，孩子们却满脸沧桑，从早到黑被关在校内外的教室里做无穷的功课。我看见学者们繁忙地出席各种名目的论坛和会议，在会上互选为大师，使这个没有大师的时代有了空前热闹的学术气氛。我看见出版商和媒体亲密联盟，适时制造出一批又一批畅销书，成功地把阅读由个人的爱好转变为大众的狂欢。我看见开发商和官员紧密合作，果断地将历史悠久的古建筑和老街区夷为平地，随后建造起千篇一律的大广场和高楼群。我看见许多有趣的事物正在毁灭，许多无趣的现象正在蔓延。我不得不说，我生活在一个多么无趣的时代。不过，我相信，对于一百年后的你们来说，凡此种种已变得不可想象。在你们的时代，孩子们会有快乐的童年，大人们会有健全的常识，兴趣而非功利会成为生活的动力。当我在此刻对你们说话时，惟这样的展望使我感到了些微的乐趣。 斯言不能说不精彩，就是有煞风景之嫌。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就好比蒸一锅大白馒头，面粉、起子、筋道都挺讲究，却在不该揭锅时，被性急的人掀盖子看过一眼了，忙活出来的结果可想而知。这且不去说了。就算我们都是乐观派，无须替后人担忧，估计百年后那个开启“2007中国的译码器”的场面也不会多么隆重，大致也只相当于一档智力游戏的谜底揭晓，我们的孙子的孙子们能来参加就很不简单，他们跑来听百年前古人的故作惊人之语，完全为图个乐子，谁会真当回事呢。 言归正传。对所谓的“2007中国的译码器”，我并无多少兴趣，只是我不知道那些嘉宾里有没有文学界人士，有点儿好奇。其实那也不重要。我的意思是，如果借用一下杨澜的游戏规则，瞧瞧当下时段的中国文坛，也应该不失为“有趣”。 对于中国文坛，似乎可以这样回答：“有趣的是，德国汉学家顾彬先生曾语惊四座，断言中国文学是‘垃圾’，可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不过，倘若稍作改动，也仅仅改动一个字，把中国文学的‘学’，换成中国文坛的‘坛’，毫无疑问，就逼近了一种事实真相。” 文学与文坛，或者确切说，中国文学与中国文坛是不难区分的两个概念，这属于常识范围，本用不着我来罗嗦。问题是，稍一疏忽，错觉也有可能发生，容易被人钻空子，中国文学就会很无辜，不知不觉地替中国文坛背了黑锅，这很不公平。关于文学与文坛的区别，我有个很简单的划分：文学的家族成员，通常是指小说、诗歌、散文、戏剧、评论和翻译等，属于“文本系列”；文坛的家族成员，则是由五花八门的文学从业者构成，属于“人本系列”。由此，从属关系产生了。既然人是无所不能的“万物之灵长”，既然人都能够胜天，“文本系列”就更不在话下。“文本系列”臣服于“人本系列”，天经地义，无话可讲。至于文坛的“人本系列”，应该是以文学创作者为主，还是以文坛从业者为主，这很有讲究，也大致决定了文坛的基本走向。 文坛的意义，至少对于咱们中国可是非同小可的。文坛既然是个“坛”，盟主、盟员就少不了，帮派、随从也少不了，诸如登坛拜将，聚首点兵，命名封号，排行座次，誓师剪彩，挂牌揭幕，提拔任免，奖优罚劣，理应无微不至，面面俱到，哪一项都不能省。 最近我读《王蒙自传》，不由得感触颇深。历经半个多世纪风云变幻的王蒙，已积累了足够的智慧与胆识的王蒙，应该更有资格也更有责任对文坛“说三道四”：“除了社会主义国家，再没有这样的作协，（给作家）发工资，定级别，发奖金，分房子，报销旅差、医药、困难补助各色费用，组织评奖，组织出国对外交流，同时，作协机关也给自己带来了好处，多少人在这里获功名，得升迁，享受了套改成政府官员的待遇，不但有科级处级，而且有局级正副部级。这样，作协也就可能成为一个名利场，竞技场，争斗场，晴雨表，也可能变成一个自我周转自给自足的机关小衙门，这个协会可能今天掌握在这几个同志手里，明天又是另外的同志，可能与某些作家特别亲近而与另外一些作家疏远。……负责文学的作协的存在，会成为吸引众位作家更加关注地位的升降、权力与资源的分配，而不是关注文学的根由。”可谓语重心长，良药苦口，我忽然对王蒙多了一些理解和敬重。 有人说，上世纪初“上帝死了”，还有人说，本世纪初“文学死了”。我进一步设想，假如都是“死了”，结果会怎样？“上帝”之“死”，换来的是“人”的解放，“文学”之“死”又换来什么？难道就是中国文坛这种非文学的假面狂欢吗？时下，呼朋引类、呼风唤雨的伪文学、非文学、秀文学、玩文学成了最大赢家。怀敬畏之心对待文学的人，已不合时宜，“文学叶公”如过江之鲫，比比皆是。各种名目的学会、协会、研究会、创作基地、文学馆如雨后菌类不断繁殖，越来越多的人跟着起哄架秧子，文坛也被成功地打造成“锣鼓喧天，红旗招展”的闹剧舞台。只要能夺人眼球吸引看客，闹剧也是剧，“皇帝的新衣”也是剧。文坛需要忽悠，需要作秀，需要造势，需要碰头彩，需要花拳绣腿，需要旁门左道，需要“政绩工程”，需要“惊骇俗世”……明明面子活儿，明明过眼烟云，明明纸糊的灯笼草扎的船，明明“驴粪蛋表层光，里面一包糠”，若能邀功领赏，名利双收，也在所不惜，决不彷徨。 欲望的时代只能产生欲望的文坛。这里可以没有辛勤笔耕的小说家，可以没有忧患家园的诗人，可以没有追问存在的学者，却不能没有形形色色的文坛能人。他们经多年历练，早已身手不凡。文坛的繁华与文学的繁荣本不是一回事，他们却可以移花接木，怪招迭出，硬把文坛与文学的区别抹平，在繁华与繁荣之间划上耀眼的等号，且堂而皇之，轻车熟路。如果说能人们对文学从无兴趣，恐也不是事实。级别和头衔先放在一边，有些人确实与文学创作若即若离过，与“作家梦”千丝万缕过。他们不少曾是文学票友，出于各自原因，也多少写过些东西，如今激流勇退，金盆洗手，除了对文学写作难有作为，其余的皆不在话下，日子也越来越体面。他们有个共同特点，就是折腾的水平大大超过了写作的水平。他们明白，若在文坛吃得开，场面上的造势能力必须要强于案前的写作能力。君若不信，稍留意一下就可知，时下在各种喧哗的场面中如鱼得水者，没几个是正儿八经写作品的人。以至于热闹的文坛日趋热闹，寂寞的文学日渐寂寞，这种离奇的“马太效应”，已经成了中国文坛之怪现状。 非文学的反客为主，必然加剧文坛泡沫的四处飞溅，躲都躲不开。用不着隔三差五，便会有佳音速递。昨天某家“学会”敲锣打鼓，宣布某地区为中国“散文之乡”；今天便有另一家“学会”另辟蹊径，新鲜出炉了某项“终身成就奖”，其余音绕梁数日。不经意间，今夏西部诗歌节又唱响“诗歌宣言”，其声部之庄严整齐，使人唏嘘。记得两年前，韩石山曾呼吁“粉碎中国作家的‘军事建制’”，终因其意图凶险而未能得逞，却反而招致各路文学诸侯旌旗飘飘，风云滚滚，还不时有“文学××兵团”、“文学×军五少将”、“××三棵树”、“××四剑客”之类的后生啸聚一方，大有壮我文坛军威，舍我其谁的架势。 这是一个没有文学偶像、只有文坛明星的时代。“出名”与“出色”本是两回事，搅进文坛就说不清了。文学“大师”很难显形，潜心写作的作家如濒危动物，更多的作家军心涣散，在那里左顾右盼，心猿意马，写作几乎成了点缀。一旦有作品出来，就开始忙于竣工典礼般的名为研讨、实则炒作的造势。最见功力的还要算某些摇唇鼓舌、见风使舵的评论家。利益的驱使他们永远疲于奔命，煞有介事，其“敬业精神”令人动容。他们与传媒联姻，被各种红包喂得油光满面，其表演功力早已炉火纯青，足以笑傲江湖，说他们不是公众人物，恐怕连自己都会喊冤叫屈。 传媒时代的文坛当然可以有公众人物，但文坛的公众人物一旦沦为非文学的牵线木偶，味道就全变了。倒是望百老人季羡林和80后小生韩寒很有些卓然不群。季羡林老人曾多次表示，要摘掉 “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三顶桂冠，此举意义何在？要知道这三顶桂冠中任何一顶都是多少人的梦寐以求，而三顶桂冠既不是老人自封，也非媒体炒作，而是为今日学术界所基本认可的，但老人很固执，用他自己的话：“三顶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欢喜。”在这个文化泡沫日益泛滥的时代，老人用一种朴实无华的方式，拷问了真正文化人的操守和气节。韩寒小生多次表现出拒绝文坛招安的狂气，我曾怀疑这是媒体的操弄而从未当真，但他在自己博客首页的那则《我的公告》，却使我汗颜了一把：“不参加研讨会，交流会，笔会，不签售、不参加颁奖典礼，不参加演出，12月前接受少量专访，不写约稿，不写剧本，不演电视剧，不给别人写序。”不用说，不仅我做不到，在整个文坛也属于空谷足音。“公告”同样朴实无华，却展示了与韩寒年龄不相称的一种稀缺的本真、品格与气度，韩寒博客在“新浪”网的点击率长期居首，显然绝非浪得虚名。相比之下，文坛的反面事例就太多，也太烂了，且居多冠冕堂皇而大行其道。 一个作家，如果使人感觉不出他有多少文学气质，或者说，他身上散发出的多是官气、商气、江湖气和文痞气，不用说他的文学气数已尽，即使还拖着唬人的光环，也不过是个泡沫。但文坛的情形千奇百怪。有些作家多年拿不出像样的东西，却练就了一身“诗外”功夫，照样欺世盗名，并能在文学与非文学领域占尽风流。他们的基本状态是，名头虽响，壳子虽大，作为作家的能量已是强弩之末，但作为社会公众人物的“泡沫指数”却居高不下，而恰恰是文坛为之提供了最适宜的生长环境。按说，文学界人士一旦变成哗众取宠的公众人物，评论界就应该忽略他，读者就有理由唾弃他。文学史是最不讲情面的，优胜劣汰的法则永远成立，从此意义上，这类人倒也无损于文学。堪忧的是，一些本来极有天分和潜力的作家，竟也东摇西晃地找不着北了，致使写作质量直线下降；更令人扼腕的是，有的作家本有大家的写作气象，却也心浮气燥，逐渐丧失了经典写作的能力。我甚至想，即使清醒笃定、洁身自傲如王小波者，像文坛这么个折腾法，还会不会被人们视为“高手在文坛之外”，真的很难说。 但我相信，孙犁先生若活在今日，仍会恪守“文学乃寂寞之道”的信条和文人“宜散不宜聚”的主张，而孙犁之耐得寂寞，之深居简出，之不愿抛头露面，在中国文学界更是有口皆碑，堪称异数。他从不把自己当官员，他很少出席各种会议，即使去了也不愿坐主席台，只有回到自己那间堆满各类书籍的简朴小屋，他才感到踏实。孙犁曾把《敬斋泛说》中的一句话贴于座右，引以为鉴：“吾闻文章有不当者五：苟作一也，徇物二也，欺心三也，蛊俗四也，不可以示子孙五也。”践行这五条，对于孙犁不过寻常事，而对于相当多的中国作家，哪一项都成了难以逾越的标高。 文学写作永远是一种个体生命的劳作，如同十月怀胎一朝分娩，谁也无法越俎代庖。文坛活动和作家聚会当然可以存在，但应该围绕着文学的本义展开，应该充满了真理般朴素、赤子般诚恳、阳光般透亮和宗教般情怀。前苏联作家帕乌斯托夫斯基在《金玫瑰》中多次提到，他和盖达尔、罗斯基、格罗斯曼等作家每年夏天都在索罗特恰地区过集体生活，文学成了他们相聚时的一切，文学也净化了他们的精神和情操。类似的记载在19世纪的法国文学史中亦不乏其例，作家常常是以民间沙龙的方式保持彼此的交流风气和畅言氛围，至今为人乐道。《金玫瑰》这本关于作家的“劳作”札记，就讲述了巴黎文学沙龙中的一些逸事，有一次左拉指出，作家写作只应当根据精确的观察，想象力无关紧要，他左拉就是这样做的。当时莫泊桑也在场，他当即问左拉，那么您常常根据报上的一条简讯就写出一大部长篇小说，而且一连好几个月足不出户，又该如何解释？左拉没有作声。莫泊桑拿起帽子就走了。莫泊桑不是故意轻慢左拉，而是他不允许任何人对文学想象力如此漠视。这种敬畏文学、热爱文学的直言场面，在歌舞升平的中国文坛真的是久违了。 而一旦文坛折腾惯了，是很容易上瘾的，如果一天没闹出点儿动静，有人就会若有所失，无精打采，骨头缝儿里奇痒，浑身不舒服，像是白活了24小时。我有时想，中国文学真是多灾多难啊！十几年前，大家还在为文学边缘化的暗淡命运而焦虑不堪，却仿佛转瞬之间，文坛就成了居高临下、春光拂面的巍峨新贵，而文学却沦落风尘，不仅低眉顺眼，还在被迫卖笑、卖艺，甚至卖身，卖春。血气尚存的文化批评家朱大可先生对此似乎忍无可忍了，他痛斥“当下的文学生态，就像一个‘工业化’的垃圾生产系统，跟用激素、化肥、杀虫剂弄出来的农作物一样”。他同时表示了一种决绝的姿态：“与上世纪８０年代不同，中国文坛现在是个庞大的垃圾站，被各种骗子和庸人所把持，我正在考虑再次退出江湖。如果我沉默，那不是因为我被骂走了，而是我找不到令人钦佩的对手。”所有的孤独者中，这是我所见到的最为痛彻肺腑的一位。但我也有隐忧，随着具有良知、血性的思想斗士因激愤因失望而撤离现场，中国文坛的种种怪现状将更加肆无忌惮，这是所有牵挂中国文学命运的人不愿意看到的。 不过，已经有人在为文坛的喧闹寻找理论依据。一种时尚的观点指出，由艾布拉姆斯草创、经由刘若愚改造的文学活动四要素（世界、作家、作品、读者）已经过时，因为“它忽略了当下的现代传媒文化语境对文学现实生成所起到的建构作用，更没有看到文学活动领域中传媒因素的制导力量和现代传媒在当下文学存在方式中应有的构成意义”，因此，“现代传媒是现代传媒文化语境中除了世界、作家、作品、读者‘四要素’之外文学活动的‘第五要素’，这是现代传媒文化语境中文学存在的实际状况对修改文学活动‘四要素’说的现实要求”。其言之凿凿，似无可置疑，并且，我也相信热热闹闹的中国文坛绝对能提供出大量佐证，我只是担心，文学会不会随着类似“第五要素”的东西源源加入，而流失掉自己更本义的质素？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难道中国文坛还不够令人忧心忡忡吗？ 80年前的鲁迅先生，曾对中国现状说过一句话：“中国现在是一个进向大时代的时代。但这所谓大，并不一定指可以由此得生，而也可能由此得死。”今天读来，仿佛那个振聋发聩的预言仍在耳畔回响。此刻，我在尽量提醒自己，不，不是的，中国文坛并不是这样，中国文坛不可能是这样。然而很遗憾，我无法欺骗自己。但我不认为中国文坛从此无可救药，就像我不会认同“文学死了”的过激之论，因为我对中国文学还抱有无限期待。中国文学不会“死”，也不可能“死”。化蛹为蝶，向死而生，中国文学地平线一定会被旭日的光芒而覆盖！我还想说，若真热爱中国文学，就应该多付出一些敬畏、呵护和培植，而不要消耗她，折腾她，糟蹋她，异化她，任由假面狂欢的文坛“公害”如此招摇惑众。 原载：《文学自由谈》2007/05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