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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搞文艺评论，只是喜欢阅读评论文章，在创作之余，也涂抹一点类似批评的文字。这点兴趣，来自一个叫别林斯基的人，他的文艺批评，本身就是一种文艺作品，有思想，有文采，有趣味，有法眼，很是吸引人，甚至让人着迷。所以，我一直不把他当批评家看，而是把他看作是一个很有个人特点的创作家。由于对批评作品的阅读兴趣，我对中国的文艺批评的状况，多少有些了解，直接的感觉是，在我们这个国度，像别林斯基这样的人物一直还没有出现。 因为没有这样的人物，中国的文艺批评，话语的重量很轻，在作家那里，甚至在普通读者那里，买账的人很少。只记住了那些频频出现在各种专业、或半专业、或非专业报刊上的批评家的名字，至于他们说了什么，或有什么建树，就不知道了。 稍稍梳理了一下，根本的原因，我认为有两个，一个是，我们的批评家太功利主义；另一个是，我们的批评家太高蹈（高贵的“高”，手舞足蹈的“蹈”）。 说到功利，思想解放之前，是政治功利主义。把文艺创作，置于政治、或主流意识形态的依附地位，用政治尺度评判创作，写出的批评文章，成色不同地类似大批判文章。代表人物有姚文元。至于其他人物，我就不列举了。一是我心不毒，二是他们也身不由己。大家如果有兴趣做一下回顾，可参看一下李洁非先生发表在2007年《长城》第六期上的一篇长文，题目叫《姚文元：其人其文》，可见一斑。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降，是经济功利主义，或市场功利主义。文艺批评跟着时尚、潮流和市场取向走，批评为出版和流行捧场。写出的文章，本质上不过是成色不同的广告文字而已。孰不知，市场趣味，或市民趣味，或流行趣味，呈现的是作品的市场价值，是物质属性，跟“纯粹的精神品质”无关。近年来，只见热闹非凡的出版和铺天盖地的读物，而不见“精品”，却跟这种批评有关。这种现象的形成，或许是因为我们的批评家心理素质太脆弱——他们怕“失语”，怕不能占领话语的“制高点”，怕卖不上市价，非得借势，非得“傍”点什么才好（这里的“傍”字，就是小女生“傍大款”的那个傍字）。所谓文格渐低庸福近，批评文字不值钱，出场费却多了起来。批评家也是人，我们有足够的理解，所以我们不去指责，真诚地说一声，恭喜发财。 但是，这两种功利主义，使我们的文艺批评，丧失了独立人格和文格，对文艺创作的推动力就弱了。政治功利主义，由于历史的沉重、人心的疼痛和人文环境的宽松，使人们普遍形成了一种自警与自省，有了一种本能的提防；但市场经济与人们的现实利益紧紧相连，是一种甜蜜的的蒙汗药，人们往往身不由己。所以，经济功利主义，对文艺批评的在客观上的伤害，或者陷害，往往会转化成一种内在的迷醉，这是我们最大的担忧。 说到批评家的高蹈，简单地说，也是有两种：一种是俯身向下，一种是仰身向上。 所谓“俯身向下”，是身份姿态。自认为批评高于创作，批评家是创作家的导师，因而以权威为护符，企图左右创作。这类批评家，趸来了一些西方或东方的所谓“先锋”理论“硬通”理论，从概念出发，对作家的创作指手画脚，一旦不从，便不给你叫好，不给你评奖，颇有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气概。批评界虽然没有出现真正的大家，一些批评家却率先成了文坛新贵，或许就是这样形成的。在上个世纪初，梁实秋和周作人等人就指出，文艺批评的功用，在于客观地研究文艺作品的整个创作过程，分析总结得失，给创作提供借鉴和新的起点，而不是做高高在上的裁判员和司令员。我的理解是，评论于创作，是相互涵养，共同成长的关系——创作给批评提供素材，批评给创作贡献经验，共同构建完美的作品，而绝不是对抗的紧张关系。对抗一经形成，自然就是逆反与疏离，影响就被抵消了。许多作家说我不读评论，其实是出于一种被动的无奈。 所谓“仰身向上”，是批评状态。我们的批评家一般都是躲在书斋里，从文本到文本，从观念到观念搞评论，信奉技术至上主义。历来有个提法，叫做“作品要上去，作家要下去”，要求作家要注意体验生活，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而从来没人明确地提出批评家也要体验生活的问题。这就产生了偏差。作家的创作，是来源于生活的，是鲜活的，是呈现丰富的社会情绪的；而批评家的评论，却是出自概念的，是陈旧的，是表现狭隘的个人情趣的。在作家的眼里，那些咄咄逼人的批评与现实极其隔膜，便很是可笑，近乎文字游戏。道理很简单，批评家长期远离现实生活，时代的脉搏，生活的变化和当下民间的情感便也远离批评家，便形不成他的价值判断和批评观照，即便是宏篇大论，也是“小”，形不成大的批评气象。 还有一种“仰身向上”，是批评家不贴近作家的文本，不做潜心的研究，甚至连通读的功夫都懒得下，草草看几眼，就用固有的理念去衡量，稍有不合，就指责“异端”、“变态”，甚至邀众“围剿”。散文批评界对近年来崛起的“新散文”创作的态度便是一证。“新散文”在文本上，所呈现出的最核心的特点，是它文本的“融通性”——它打通了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的界限，在创作者那里同构成自己的个体经验；打通了现实世界与想象世界（包括下意识及梦幻）的界限，在创作者那里同构成自己的心灵世界。它打通了情感语言、抽象语言、机械语言、声像语言等各类语言的界限，在创作者那里都转化成感性语言。具体地，它不仅打通了与小说、诗歌、戏剧、美术、舞蹈和声像等各类艺术品类之间的界限，也打通了文史哲和自然学科的界限，一切都可以成为主观表达的感性材料和心灵语言。“新散文”写作是“无界限”的写作，一切都是为了表达自己的主观体验或生命体验，努力考量出，精神达到的极限高度，人的感受所能承受的极限空间。可以说，这是文体的进步，是对汉语文学的一种贡献。但观照文坛，常常被隆重推出的，差不多都是“匍匐于乡土，醉倒于村俗”的作品。给人的影响，是宁可文体退步，也绝不鼓励积极探索。对此，轻者说，是批评的滞后，严重一点，是抱残守缺，甚至是迂腐愚昧。 总的来说，我们的文艺批评，要想有效地推动文艺创作，应该注意“两个之外”——一是功利之外。既要警惕政治功利主义，更要警惕经济功利主义，摆脱依附，形成独立的批评人格。二是身份之外。要放弃自我优越的评论地位，也要走出去，走下去，读进去，即：要贴近现实，贴近创作者，更要贴近创作文本，建立一种关注社会，尊重创作，与创作相互涵养、共同成长的批评生态。 这样的主张，其实是很小儿科的说法，居然还言之凿凿，旁人尚未理会，说者自己先就惭愧了。所以，不妥之处，请大家包容并指正！ 2007年12月10——12日于北京石板宅 原载：《文学自由谈》2008/01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