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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华在沉寂十年之后，推出了50多万字的小说《兄弟》全集，可谓重拳出击，倾力打造，而关于《兄弟》的优劣是非被读者和批评家炒得沸沸扬扬，褒贬不一。批评界不同的呼声对于促进作家的成长和读者对作品的认识都是有益的，然而貌似激烈的批评声音掩饰不住部分批评家傲慢的姿态，难以掩饰其批评话语中的“隐在成规”和对某些作家作品的“隐形偏爱”。对于一些超出日常审美理念的新作，“他们经常会对这类作品的偏离成规感到不满”，他们感到，“作者并不是简单地犯了个错误，而是背叛了我们的信任” ①。邵燕君的《“先锋余华”的顺势之作由〈兄弟〉反思“纯文学”的“先天不足”》②，是一篇借《兄弟》反思所谓“纯文学”之“先天不足”的论文，姚晓雷的《余华：离大师的距离有多远》③也是一篇批评和挑剔的文章。这两篇文章有些精彩的论述或许戳到了余华创作的要害之处，但其批评话语中的“隐在成规和偏见”无疑也反映出了批评界在观念上滞后于创作界的现实。本文欲以这两篇论文为例，反思批评家的批评声音和姿态。 一 一个作家的创作如果形成一种模式，应该说是一种悲哀。一个真正富有创造精神的作家，必将不断探求新的叙述方式，尝试各种不同的写作风格，既写可能世界中的故事，又写想象世界中的故事，并敢于向人们习以为常的审美经验挑战，敢于向自己的写作惯性挑战。作家，像流水那样，只有在叙述的流动变化中，才能保持创作的年轻状态，才能产生源源不断的创造力。余华深信作家的不稳定性，他认为：“一成不变的作家只会快速奔向坟墓，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捉摸不定与喜新厌旧的时代，事实让我们看到一个严格遵循自己理论写作的作家是那么可怕，而作家源源不断的生命力在于经常的朝三暮四。”④如其所言，他是一个不断探索、不断更新创作理念的作家。他在不断的创作转变历程中走向成熟，但从未放弃过怀疑精神，从未放弃对文坛固有经验的挑战。在他眼中，“任何新的经验一旦时过境迁就将衰老，而这衰老的经验却成了真理，并且被严格地保存起来。”⑤因此，他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进行的是先锋写作，到90年代创作向民间叙事转变，而到了21世纪初，他抛出的却是不为批评家所容的《兄弟》。 由于《兄弟》既不像其以前的先锋小说文本，也不像其以前的长篇小说，很多批评家纷纷给余华“拔牙”。邵燕君由于无法理解和接受余华的“强度叙述”和风格转变，批评《兄弟》的强度叙述中“显示出一种别扭的杂糅状态，叙述的架子是传统写实的，而细节描写的偏执极端又像‘先锋小说’”。从这些批评话语里，我们可以看出其批评视野中所具有的“传统写实主义”成规，她套用“先锋小说”的标准来衡量《兄弟》这部新作，因此她得出结论，这样的作品“属于经典现实主义范畴之内”，“《兄弟》肯定不是先锋，但按传统要求也不达标”。显而易见，她的批评经验拒绝新的冒险。这就像当年的苏联评论家无法用已有的文学经验给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定位一样：“他创作出一种全新的小说体裁。因此他的创作难以纳入某种框子，并且，不服从于我们从文学史方面习惯加给欧洲小说各种现象上的任何模式。”⑥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出一种全新的小说体裁复调小说，而在其以前的小说（如托尔斯泰的小说）是独白型的小说。如果当时批评家不改变以往的批评经验和认同模式，就很难得出客观公正的结论。如巴赫金所说：“如果着眼于独白型的结构小说的传统程式，从这样的观点来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可能像是一片混乱的世界；而他的小说的结构方法，好像用水火不相容的不同组织原则，把驳杂不一的材料凑到一起。”⑦由此来反观邵燕君的评价出现的情况，殊途同归。 一个作家不臣服于以往的写作惯性和文学经验，对现有的文学秩序进行颠覆，是先锋性和创造性的表现之一。在文学创作的园地里，没有叛逆和创新，文学就不会发展。姚晓雷深信“叙述归根结底是为主题服务的”，认为余华对叙述方式的追求就“显得有些无病呻吟或投机取巧”，这是其心中固有的“主题中心论”传统在兴风作怪。他由此无法理解《在细雨中呼喊》“把不同的生活场景和人物片断穿插组织起来”所达到的文本风格。由于没能发现并理解反讽手法在《兄弟》中的运用，也就无法理解该作品的“怪诞风格”和“粗鄙修辞”⑧的运用，也就只能得出《兄弟》大都是一些“常识的、世俗的、甚至是庸常的观念元素的杂糅”的结论，只能根据“主题中心论”的批评传统草率地得出“这部书在主题的建构以及演绎过程中没有体现出多少原创价值”的结论。由于无法理解《兄弟》对以往文学规范和审美经验造成的巨大冲击，该批评家甚至认为小说中“处美人大赛”及相关的卖处女膜的情节，是“当今没有处女”这带有明显侮辱性质的俗语的演绎，并由此发出了所谓抗议性的“呐喊”，甚至由此得出余华已江郎才尽的结论。该批评家之所以感到自己的尊严被亵渎，是因为他内心固有的美学趣味和文学经验遭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其实这样的文学事例在当年拉伯雷发表《巨人传》后也出现过。也许正如陈思和所说：“《兄弟》成为当代美学主流趣味的另类，我们无论是把握这个人物（指李光头）还是这部小说，都有一种自我摆脱的过程，即从我们既有的文学标准和审美习惯中摆脱出来，从我们自以为是的文学传统中摆脱出来。”⑨如果能从自以为是的文学传统中摆脱出来，邵燕君也就不会得出《兄弟》之所以令人失望，余华之所以被认为“不是余华”，“这是因为这部作品从艺术形式上到主导观念上都放弃了怀疑挑战性，放弃了自我特性，顺流而下”的结论。 二 福斯特说：“一个从事创作的作家常常允许存有偏见，而批评家则无此权力。”⑩很多批评家所认可的往往不是作品的意见，而是他所说的东西的意思，甚至是他由作品中援引出来的问题，往往对其说法和其心中固有的文学经验、文学传统存在某种偏爱。这样的批评家往往不够冷静，感情用事，而不是客观地进行价值判断。“在批评方面，只有当‘解说者’对于作品的责任心等同于批评者对其言语的责任心时，正确的言语才是可能的。”(11) 姚晓雷怀着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玛佐夫兄弟》的隐形偏爱并以该小说的人性标准来衡量余华《活着》，得出的是“余华所体现的人性深度与其相比显得何等苍白”的结论。他以鲁迅的作品为标尺，把《阿Q正传》中的阿Q与福贵相比，得出余华在叙述福贵每一次遭受和接纳苦难打击时“大都是短暂的痛苦后迅速地遗忘和自得其乐”的结论，甚至指出余华对鲁迅所言的“精神奴役的创伤”，“表现的是无条件的认同甚至极端推崇”。殊不知，不同时代的作家不仅经历不同，而且要面临不同的时代变化和写作惯性，一个真正敏感的作家往往要警惕、反抗任何一种文学惯性和写作成规。 邵燕君女士的批评套路大同小异。她觉得宋纲才是福贵和许三观的“精神兄弟”也许没错，但她根据余华以前的创作经验，认为作者应对宋纲投之以“深切的同情和深层的敬意”，这无疑是欲以“福贵和许三观”的形象来规约宋纲形象的创造。当发现作者没有像以前那样塑造人物时，她不得不失望地指出作者对宋钢“无法掩盖无奈叹息之下的轻蔑”。细读文本，无奈也许是有的，而对宋纲的轻蔑也许乃批评者受写作惯性影响而做的妄断。在“亿万富翁求真爱不得”的情节上，她甚至认为在李光头身上体现了“作者对有钱人的体贴”，体现了全书对“强力的崇拜”。这些评价反映出其受以前小说人物形象和人物模式的影响，显然没有理解作者的反讽意图。其实，该批评者在文中有句话说得很对，“问题不在于群众认同什么，而在于作者站在哪一边，他想让读者认同什么”，也就是作者的真正意图是什么。重要的不仅要看作者写了什么，而且要看他想表达什么。 三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文化市场开始形成，正统文化一统天下的局面日益被打破，大众文学迅速兴起，纯文学迅速边缘化，这些引起了研究者和批评家的焦虑与深思。怎样给“纯文学”定位，如何理解“纯文学”，无疑已成为批评家反思的热点问题。余华被普遍公认为是“中国当代最优秀纯文学作家”之一，邵燕君对其十年磨一剑的《兄弟》“竟是一部不折不扣的畅销书”感到惊诧莫名，无法理解。也许在她的潜意识中，“纯文学”是不能畅销的，畅销的就不会是“纯文学”，偏见显而易见。纯文学就不能畅销吗？我们能以畅销与否来判断是不是纯文学吗？当年《百年孤独》一上市，“两个月内只有1000万人口的哥伦比亚就卖了100万册”(12)，难道我们可以就此否认《百年孤独》是纯文学作品吗？显然，她没有理解余华进入文化市场的作家特点和心态，因此只能用所谓“纯文学”圈子里的陈旧概念、话语来解说、评价新的作品和文学现象。事实上，“所谓‘取悦读者’，必须具体分析。作家不考虑读者，作家没有读者，还有什么意义？”(13)虽然纯文学可能不畅销，但畅销的未必就不是纯文学。事实上，“纯文学决不能脱离现世，而大众文学绝不能离不开文学。”(14)按现代的定义来看，“文学的‘纯’是指它没有实用的（宣传、有目的的煽动和直接的行动等），也没有科学的目的（提供情报、事实、积累知识等）。”(15) 今日的批评家要警惕起来，不要躲在批评惯性和成规里享清福，否则，不经意的带有偏见的批评就会无视作家给文坛提供的新鲜经验，扼杀作家的创造力。笔者希望今日的批评家不要认为自己能比一个普通读者高明多少，精英批评和大众批评相比，并没有多少优越之处，并不像邵燕君意识中“精英批评和大众批评的区别”那么大。如果大众批评是对的，以“群众意见”对抗她所说的“专家评价”也未尝不可。一个批评家不可能在其专业的所有领域都成为专家，也不可能对所有的作家作品都能理解到位和见解正确。其实，川端康成说得很对，他说：“永远正确的批评家多为已故之人。如果自始至终总能准确地把握作品，那么不出所料，这位批评家恐亦行将入木。只有在说不尽的意味中，才包含着明日之希望。”(16)不同文学见解的对立，主要是来自美学观念不同，而不是思想意识的先进与否和社会身份的高低。“一切作品都是无羁野马，疏忽大意不得。”(17)我们的批评家必须降低，不断的自我降低，才能不断突破固有的文学经验和文学成规，放眼看世界。 批评界充满不同的声音自然是好事。唯有百家争鸣，方能百花齐放。批评的声音对于作家无疑是最好的促醒和激励方式，然而，作为批评家，亦应为引导读者负责，亦应以公正的意见给予那些值得称道的作品，方显批评之公正。“贬时容易，褒之却难。褒扬之时，批评家必须亮出自己的家底。”(18)在其言外，如果批评家能以客观公正之心，剔除成规和偏见，在适当的时机，把批评和褒扬并举，则作家幸甚，读者幸甚！ 注释： ①〔美〕华莱士•马丁：《当代叙事学》，伍晓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版，第48页。 ②《当代文坛》2007年第1期。 ③《南方文坛》2007年第1期。 ④ 余华：《 温暖和百感交集的旅程》，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2版，第158页。 ⑤ 余华：《没有一条道路是重复的》，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3版，第178页。 ⑥⑦ 〔苏联〕M•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白春仁、顾亚铃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1988年版，第29页，第31页。 ⑧⑨ 陈思和：《 我对〈兄弟〉的解读》，《文艺争鸣》2007年第2期。 ⑩〔英〕爱•摩•福斯特：《小说面面观》，苏炳文译，花城出版社1984年版，第5页。 (11)〔法〕罗兰•巴特：《罗兰•巴特随笔集》，怀宇译，百花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145页。 (12)余华：《文学不是空中楼阁在复旦大学演讲》，《文艺争鸣》2007年第2期。 (13)彭荆风：《令人焦虑的文风》，《文学自由谈》2007年第2期。 (14)(16)(17)(18)〔日〕川端康成著《川端康城十卷集》（第10卷），高慧勤主编，魏大海、侯为等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98页，第435页，第436页，第436页。 (15)〔美〕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文学理论（修订版）》，刘象愚等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85页。 原载：《当代文坛》 2008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