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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学史”最大的困难，在于它承担了过于沉重的历史叙述的使命，混淆了文学史和大历史的界线，找不到文学史最佳切入点与应有侧重，因而也就找不到文学史适当的讲述方式。 迄今为止，“中国现代文学史”最权威的讲述方法还是“大而全”的“做总账”，即力求展示与文学史相关的全部历史真相，兼顾社会历史背景、文化精神背景、文学生产方式、单个作家及作家群活动、各种身份的读者反应、重要作品的形式、内容与审美效果等，唯恐失落一角一隅。犹嫌不足，在细大不捐的总结账和流水账中还要提炼出文学史演进的阶段、脉络和规律，并要概括和阐发某一阶段或整部文学史的性质。 从中国的修史传统看，大而全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或许最为理想。传统上最伟大的历史著作《史记》就是部大书。但文学史和一般社会史毕竟不同，无所不包的“大历史”只是名义上以文学为中心。“中国现代文学史”最大的困难，在于它承担了过于沉重的历史叙述的使命，混淆了文学史和大历史的界线，找不到文学史最佳切入点与应有侧重，因而也就找不到文学史适当的讲述方式。 实际上，目前判断一部现代文学史成败的唯一可用的标准，还是具体史料是否丰富与准确。读史者一旦陷入这种既过度装载又分崩离析的历史迷宫，总结账、流水账就很容易变成糊涂账。 大而全的文学史模糊了大历史和文学史的界限，发展到极端，必然导致自身的瘫痪和崩溃。 忽略文学和社会的发展不平衡 大而全的文学史讲述，习惯于“自上而下”、“由大到小”，即从整体社会史到具体文学史的逐级下降逐步收缩，把文学史的线索编织在社会史脉络中。结果社会史线索过于粗壮，文学成了先验的社会史的逻辑推演，社会史到文学史几乎是一一对应的因果关系，这就容易忽略两者之间的不平衡。 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发展与现代社会的进步趋向在具体细节和不同的时间段落并不简单地一致，往往呈现不平衡和不同步的现象。如1937——1949，国共两党都积极介入文化与文学。但无论官方继续维持的“民族主义文学”，还是延安及各解放区推行的大众化和民族化，包括大后方两党共管的抗战宣传品，都不足以标志这时期文学的成就，而基本独立于政治文化的路翎的《财主底儿女们》，萧红的《马伯乐》，冯至与穆旦的诗，张爱玲、钱钟书、巴金的小说，才真正显示了这时期文学创作的实绩。 失落的自然时间主线 文学史须有自身的自然时间主线。但“大而全”的文学史要照顾的话题太多，文体、重要作家、重大历史事件等都要求文学史讲述暂时停下来。这些存在横向扩张，许多共时态现象只好被拆裂，被处理成历时现象，与此同时，许多历时现象又被压缩为共时态。“文学史发展的自然时间主线”因此失落。 所谓“文学史发展的自然时间主线”，指文学现象和作家活动在纯客观的自然时间上先后出现的顺序。但中国现代文学史很大程度上是依据各种宏大叙述的“大时间”和“主观时间”，难建立自己的时间坐标。 文学史发展的自然时间主线的模糊，意味着文学史“讲述”被偷换了概念，变成文学史“论述”。读者只能看到被切割、中断、接续然后加以分析评价的文学史不同板块间微弱的时间联系(也许仅仅保留在“大事年表”中)，无法看到这些板块在切割、中断和接续之前本来的时间关系。文学史因此缺乏强有力的统一的客观时间，作为历史讲述依靠的唯一动力机制。 恢复“文学史发展的自然时间主线”，必须把文学史真正当作有时间性的历史来讲，严格区分共时和历时现象，把文学史现象还原为在先后发生的一个又一个“故事”。不同文体、不同重量级作家只要同一时间点或时间段产生，就必须严格放在同一时间来讲述。这样文学史的讲述才有历史的流动性与现场感。 没有故事的文学史 依靠大事件作为历史讲述的时间坐标，避免更具文学性的细节，这几乎成为现代文学史的潜规则。结果文学史现象的产生完全成为社会大背景、大事件的逻辑推导，缺少个体生命的偶然性和神秘性。 比如，“五四运动”本是讲述“文学革命”前后到上世纪20年代中期一个自然的时间标志，但抽象的“五四”笼罩着现代文学史的开端，是学生记忆“中国现代文学史”开端的唯一坐标。别的如鸳鸯蝴蝶派的“时间”，非新文学亦非“鸳蝴”文学的其他更多的“时间”(如青年徐志摩的“康桥记忆”、青年瞿秋白的“饿乡经历”、青年李劼人的蜀中时间、青年沈从文的湘西时间等)都让位、取消了，进入统一的“五四”时间。 突出细节并非炫耀文坛掌故而无视和文学有关的大事件，这是从作家个体活动来看文学史现象的产生，从而调整并澄清文学史讲述的语态和视角，恢复并凸显与个体生命相关的具体细节与场景。 把历史(文学史)当“故事”讲，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的启发最大。史景迁的著作如《天安门:中国人和他们的革命》，虽然主题是知识分子与革命，但对我们探索中国现代文学史新的讲述方式仍有很大启发:他确实展现了在客观时间上讲述文学现象的可能性。 不妨有这样一本现代文学史辅助阅读教材:以一些重要自然时间点或时间段为“经”，以重要文学作品和作家活动、思潮、流派、社团及社会文化的历史性事件为“纬”，编织成一个个的“文学故事”。选取作家在某一时间段的共时态活动；作品也并非单独分析，而或取其主题思想，或取其风格影响，或取某个关键的故事情节、场面、人物而与其他故事凑合成彼此关联的“故事”群，以显明文学史河流在某个客观时间的风景。 原载：《南方文坛》2008年第4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