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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我曾写过一篇题为《长篇不如中篇，虚构不如写实》的文章，表达了这样一种观点：2004年度的长篇小说写作不如中篇小说写作水平高，小说创作不如报告文学影响大。事实上，描述2004－2006年度的小说创作态势，那前半句话，好像仍然用得着。虽然某些长篇小说因为作者的知名度和商业炒作的缘故，获得了市场上的巨大成功，但是，无论从艺术技巧看，还是从内在深度考察，这些作品都是名不副实、令人失望的。但是，中篇小说的创作状况显然要好得多。 从入围“第四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的22篇作品中（这些作品是从230多篇申报作品中遴选出来的），我们似乎可以获得这样一些信息：中篇小说的创作态势依然是旺盛的、活跃的；写实主义仍然是中篇小说写作的主潮（除了《师兄的透镜》，其它21篇作品全是写实性质的）；“底层写作”数量多、影响大，引人关注（至少有10篇）；年轻作家占了较大的比例（出生于60年代以后的至少有12人）；题材和风格也较为丰富多样。 一、关于获奖的作品 根据《文艺报》（2007年10月25日）提供的消息，“第四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最后获奖的作品是蒋韵的《心爱的树》、田耳的《一个人张灯结彩》、葛水平的《喊山》、迟子建的《世界上所有的夜晚》和晓航的《师兄的透镜》。这是一个不错的评选结果。尽管其中令人一见惊艳的“绝对经典”惜乎太少，但几乎每一篇都是令人愿意开卷再读的好作品！ 我曾经在一篇文章说过这样一段话：“一个好的小说家，善良，有同情心，绝不对人物的痛苦无动于衷；他亲切，不拿架子，什么时候都把人物与读者都当作自己的朋友；他把小说当作小说，当作必须写人、讲故事的一种文学样式，当作与读者沟通的一种交流方式，因此，便努力把故事讲得有趣、可信，把人物写得生动、可爱。”这次获奖的五篇小说的作者，无疑都懂得这些常识一样的道理，所以，他们的小说才写得那样有人情味，有感染力。 蒋韵的《心爱的树》是一篇充满温情的作品。在这篇小说所讲述的并不复杂的故事里，有学生习方平对老师严重的背叛，有妻子梅巧对丈夫大先生的致命的伤害——老师的妻子梅巧跟着丈夫的学生习方平私奔了。这真是糟糕透顶的事情。然而，更坏的事情是日本人来了。为了躲避侵略者的威逼利诱，大先生带着凌香和其他几个孩子逃到了深山。他见到了大萍，感动于她的朴实而温存的爱，便又结婚了。长大成人的女儿凌香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在陪都重庆见到了自己的母亲梅巧。本来，她见到母亲只是为了说出那句包含着怨怼的话：“你——不值得我这么，这么样牵挂”，但是，最终，她还是原谅了母亲，做了一个“善良温情”的孩子。又是许多年过去了。大饥饿来了。已经人到中年的凌香不仅要照顾年老的父亲，而且，救济起了从南方回到故乡的母亲和那个被父亲宣判为“咱们全家人的仇敌”的习方平。母亲依然是父亲心头的痛。但是他却还是心疼她，在最困难的日子里，送救命的东西和奢侈的凤凰牌香烟给她。若干年后，年老的他们跨过了34年的岁月，终于在一个火车站见面了，此时他已是一个身患绝症的老人。一切都成为过去，唯有真情还在。他们谈到了那个院子，还谈到了那颗大槐树：“午后的阳光，从阔大的玻璃窗里，照射进来，她整个人，沐在那光中，永世不返的一切，沐在那光中。那光，就好像，神光。远处，有一辆列车，轰鸣着，朝这里开来了，是大先生要登上去的列车，是所有人，终将要登上去的列车。他眼睛潮湿了。”在这里，作者笔下的每一个字，都是在情感的净水中浸泡过的，洗涤过的。那语言的节奏是缓慢的，仿佛一首低缓的音乐，既哀伤，又温暖，给人一种宁静而安祥的感觉。这是我近年从当代小说中读到的最感人的一幕。久违了，如此温暖、如此美好的感动！ 按说，这里已经具备了可以让一个小说家大加渲染的娱乐性叙事元素：根据学生对老师的背叛，你大可以把人写得连动物都不如；根据妻子对丈夫的伤害，你可以写一个否定爱情的小说，可以像“消极写作者”那样宣布“爱情是一种病”。但是，蒋韵没有这样做。她用自己的心灵之光，照亮了一切；她在人物的内心深处，发现了最可宝贵的东西——仁慈、宽恕和爱。这篇小说为什么获得普遍好评？为什么最终获奖？原因就在这里。是的，文学的价值最终决定于它对“亲爱”的情感体验达到什么样的深度，决定于它在伦理精神的追求上达到什么样的高度。 田耳的《一个人张灯结彩》所处理的是颇有难度的叙事内容。警察和罪犯，还有什么比面对这些人物的时候，更使人倾向于做出简单的判断和随意的想象的呢？犯罪与惩罚，还有什么比面对这些主题的时候，更令人觉得复杂和棘手的呢？然而，田耳却写出了新意。警察老黄为人朴实、厚道，就仿佛我们在自己身边常常会遇到的好心人一样；“罪犯”们呢，写得稍微弱了一点，但是也还真实，——从他们身上，我们看见了另外一个我们本不该觉得陌生的世界。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写到了“刘副局长”这样的人物，写出了这些人物的嚣张和跋扈，从而以暗示的方式揭示了一些发人深思的严峻问题，显示了作者在开掘和表现生活上的智慧和勇气。 葛水平的《喊山》是一篇读来令人震惊的充满现实感的作品：一个被拐卖的女人被以极为野蛮的方式剥夺说话的自由达十年之久，整日生活在沉默和恐惧中，最后终获解脱和自由。它在艺术上显示出极为成熟的风格。巧妙的结构，鲜活的细节，克制的叙述，使这篇作品给人留下深刻而美好的印象： 太行大峡谷走到这里有些瘦了，瘦得只剩下一道细瘦的梁，却仍就是谷，瘦得骨骼突出，赤条条的青石头儿悬壁上下，瘦得光有个“陡”，没了个“肿”。从远处望去拖拽着大半个天，绕着几丝儿云，老骥伏枥的样子，像一头抽干了力气的骡子，肋骨一条条挂出来，挂了几户人家。 就是这梁上的几户人家，平常说话面对不上面要喊，喊比走近了说话要快。一个在对面喊，一个在这边答。一大早就有人喊：“秀芝，对面北圪梁上的秀芝，问问发兴割了麦，是不是要混插豆？” 文字干净、利落，文气轻飏、俊爽，显示出一种优雅而朴实的语言风格。 对于迟子建的创作来讲，《世界上所有的夜晚》有着特殊的意义，——这部小说标志着她对自己的固有的写作风格和叙事模式的超越。在这里，我们无疑仍然可以看见那个熟悉的迟子建，一个充满诗意和温情的女性叙事者，但是，同时，我们也看见了一个把自己的人生体验的边界拓展得更广阔的迟子建。她的这篇小说里，有“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的中年心境，有生死两在、幽明永隔的“人鬼情未了”。然而，迟子建没有停留在过度个人化的叙事语境里，而是极大地超越了一己的悲欢，深入而真实地叙写了乌塘镇可怕的生存现实，从而使她的这部小说实实在在地成了“底层叙事”。从这篇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事象：下井的矿工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所以就有了那些为钱而来的“嫁死的”。最令人惊心动魄的，是蒋百嫂的遭遇：迫于无奈，她不得不把已死的丈夫藏在冰柜里。读迟子建描写冷藏在冰箱中的蒋百的文字，我仿佛在读托斯陀耶夫斯基在《罪与罚》中对娜斯塔西娅之死的描写，仿佛在读萧红的《生死场》对行将死亡的“打渔村最美丽的女人”月英的描写，仿佛在读陈忠实《白鹿原》对田小娥之死的描写。真是力透纸背、势夺五岳！ 但是，仅有这些是不够的。一部作品的伟大不仅在于它要有勇气面对苦难，更在于它能为苦难的世界带来安慰，能给黑暗的生活创造光明。在“所有的夜晚”里，迟子建都不忘记弹响祝福的琴弦，都不忘记点燃心灵的烛光。她通过对那条执着地等待主人蒋百归来的狗的描写，来激活人对温情和忠诚的感受能力。她在小说的结尾部分对蝴蝶的描写，更是将一种诗意的、温暖的情感抒发，推向高潮：“我”将丈夫的装着剃须刀的盒子打开，一只蝴蝶飞了出来：“它像精灵一样从里面飞旋而出！它扇动着蓝色的翅膀，悠然地环绕着我飞了一圈，然后落在了我右手的无名指上，仿佛要为我戴上一枚蓝宝石的戒指。”——优雅的浪漫，正是这种在我们的文学中不复见久矣的精神，赋予了迟子建的小说以感人的力量！丰富的诗意，正是这种在我们的文学叙事中严重匮乏的品质，使《世界上所有的夜晚》成为一首庄严的安魂曲！ 青年作家晓航走的是以理念为基源的智性写作的路子。这是一种智慧含量很高、在中国尚属稀缺品种的写作模式。理念化写作容易流入为文造情的歧路，陷入空洞、乏味的泥潭。然而，晓航却能凭借推理性的想象和虚拟性的情节，创造出一个有别于庸常经验的崭新世界。他用丰富的想象、曲折的情节支撑起耐人玩味的主题，从而使自己的小说充满引人入胜的吸引力。《师兄的透镜》围绕一幅画的丢失与回归，将悬疑小说的紧张感渲染得淋漓尽致，让人在透不过气来的强烈体验中，思考真与假、诚与伪、信与疑等重大问题。机智的幽默令人忍俊不禁，反讽性的暗示则引人追索事象背后的深意。倘若作者能赋予“形而上的思索”以必要的明晰感，那么这篇作品会赢得更多读者的喜爱。 二、关于入围的作品 如果说，以人道主义为灵魂的现实主义是文学的永恒本质，那么，以客观性为基本特点的写实，则是小说的基本性质。就此而言，小说乃是一种最接近人的心灵和生活的本来状况的精神现象。而人们之所以喜欢小说，就是因为他们从小说中可以看到自己的影子，可以看见对生活的最生动、最真实的表现。 在丰富多样的现实主义叙事中，“底层叙事”无疑是当下影响最大的一种叙事模式。有人可能会对这种“苦难”叙事很不耐烦，也很不以为然，但是，我却觉得在当代文学的整体构成中，底层写作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我的一个观点是，真正伟大的文学总是关注和同情弱者，总是把目光投向那些不幸的人。一位俄罗斯批评家说，表现“小人物”是俄罗斯文学的“纲领”。在我看来，同情底层人和不幸者，则是整个人类文学的精神纲领，因为，文学的精神就是一种以爱为核心的伦理精神，就是一种给人以光明和温暖的精神，就是一种就是把对不幸者的怜悯和拯救当做自己的使命的精神。所以，无论我们的底层叙事存在多少不足和问题，它们都是值得赞许的。 在本届入围的作品中，底层写作占了极大的比例，这足以说明，面对艰难复杂的生活，我们的作家表现出了一种积极介入的精神态度。例如，刘庆邦的《卧底》、陈应松的《马嘶岭血案》、胡学文的《命案高悬》、荆永鸣的《大声呼吸》、马秋芬的《蚂蚁上树》、徐则臣的《跑步穿过中关村》、姚鄂梅的《穿铠甲的人》和张学东的《坚硬的夏麦》等作品，就以一种充满热情和勇气的现实主义精神，叙写了转型时期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们所承受的压力，所感受到的内心紧张，从而为我们全面而深入地了解自己的时代，提供了宝贵的信息。如果说，《卧底》以一种强化的方式写出了人性的复杂，那么，《马嘶岭血案》则以一种酷烈的方式写出了人性的脆弱；如果说，《命案高悬》以执着的态度挖掘底层人良心的光耀，那么，《大声呼吸》则以不乏幽默的方式写出了飘泊者生活的暗淡；如果说，马秋芬的《蚂蚁上树》充满女性特有的温情和体贴，细致委婉地写出了乡下人进城之后的并不顺遂的经历，那么，徐则臣的《跑步穿过中关村》则充满了叙事的动感和紧张感，把小说叙述的传奇性发挥到了极致，——从中可以感受到他对一个特殊的底层群落较为切近的观察和了解；如果说，姚鄂梅的小说叙述了一个叫杨青春的农民在贫困中仍然坚持热爱文学，仍然不愿扔掉对心灵生活来说必不可少的“铠甲”，从而为我们塑造了一个充满诗意感的善良的人物形象，那么，张学东的小说则在表现农民生活的艰难困苦的同时，赞美了一个叫陆小北的孩子的行为中所洋溢出来的“青春光彩”。 王松的《双驴记》和王瑞芸的《姑父》则是两篇具有深邃的历史感的写实作品。《双驴记》显示出一种自由的叙事风度与活跃的反讽激情。王松这篇小说的想象力是奇特的，结构是巧妙的，读着它你会联想到巴尔扎克的《驴皮记》，会体验到一种引人入胜的悬念感和紧张感，会感受到小说艺术特有的吸引力。《姑父》叙述的则是一个普通人在一个特殊时代的不幸遭遇。一个纯真、英俊的青年，因为别人的缘故，被打成“反革命”，从上海送到遥远的东北，度过了从1950年到1973年的二十多年劳改生活。无论在生活中，还是在文学作品中，这样的故事，都是司空见惯的，一点也不让人觉得别致和新鲜。但是，作者的情感态度和叙事方式改变了一切。她起死回生地赋予了旧的题材内容以新鲜的意味。王瑞芸遵守小说的基本纪律，充分地尊重人物，耐心地展开叙事，细致地进行描写，精心地使用语言，显示出一种朴实而成熟的审美气质和艺术风貌。有必要指出的是，虽然叙写的是严重的人生毁灭和沉重的精神痛苦，但《姑父》的作者却始终保持着情感表达和审美表现上的分寸感和平衡感，而不是像某些“先锋”小说家那样，将人物的内心情感和外部动作，都推向乖戾而病态的极端。在作者笔下，无论姑父、姑妈、爸爸、表姐们，还是里弄居委会的马家姆妈，都显得真实、自然。他们的情感复杂，但并不难理解；他们的生活残缺，但并不令人厌恶。正是在这种平静、自然的叙事下面，我们感受到了更为巨大的悲剧力量，看到了更为真实的人生图景。 读着王瑞芸的《姑父》，让人油然联想到鲁迅的《祝福》。是的，无论精神气质，还是写作技巧，这两部小说都有许多近似之处。像《祝福》一样，《姑父》也是从第一人称的角度、以倒叙的方式展开叙述；与姑父的三次见面被当作组织情节的结构策略；情节发展过程的交代被含藏到人物的对话中；白描手法被当作一种具有主宰意义的表现手法，被用来细致地刻画人物的眼神、表情和动作。尤其值得称道的是，虽然“有真意，去粉饰，少做作，勿卖弄”的白描手法，被某些“先锋”小说家和时髦批评家当作老古董，弃之如敝屣，《姑父》的作者却不仅知道它的好处，而且还懂得如何用它。 例如，作者先后两次以白描的方式，写到姑父吃东西的细节和神情。其中一次是在姑父“解放”后，由姑姑带到扬州“我家”的时候，面对爸爸特意买来的熏鸡： 姑父坐着不说话，对着一桌子菜肴，他脸上有一种近似庄严的表情，仿佛信徒对着神坛一般，眼睛由于聚焦显出了奇怪的光彩。……只见他用鹰隼般的速度，只一口就把鸭块全放嘴里了，鼓着腮嚼，脖子上的老皮跟着一抽一抽地动。动了好一阵，见他把两根手指头伸进嘴里，抽出一小截腿骨来，送到眼前看一看，复又放到嘴里吮一吮。吮的时候，腮帮瘪了下去，一边一个大坑。……姑父只顾大嚼，待他的视线终于和姑妈相遇时，他筷头上刚送到嘴边的一块鸭子就一滑掉到地上去了。他立刻把筷子往桌子上一搁，弯下身体去找。这时爸爸妈妈眼睛都垂到饭碗里，极认真地大口吃饭，谁都不互相看。只有姑妈紫涨了脸，低下头去，对姑父说：‘不要捡了，随它去好了。’姑父不理，把椅子往后推了推，弯了腰继续找。想是看到了，就把一只手臂伸到桌子下去够，身体全沉到桌子以下，只剩一颗头露在桌面上。因尽力伸直手臂的缘故，他脸上的肌肉绷紧了，横着竖着像画了格子，眼珠子也抄上去，露出大块吓人的眼白。 每一行字里，都浸透了血泪，读来令人心情沉重，不能释怀。这样的情景，除了用白描手法来表现，我们很难想象还有什么别的更好方法可选择。 “官场小说”无疑也是当下的一种比较受青睐的叙事样式。但是，与那些满足于渲染人性的阴暗和权力的龌龊的小说不同，杨少恒的《林老板的枪》和魏微的《家道》显示出的则是另外一种积极的精神姿态：前者表现了智慧和理性对贪婪和庸俗的胜利，后者则从一个别致的角度，显示出在“权力”笼罩下的家庭生活中人物内心所体验的温情和感动，所遭受的撕裂和疼痛，别有一种耐人寻味的深致在焉。陈启文的《逆着时光的井》也是一篇充满严峻的现实感的作品，以一种令人略带感伤和愤慨的语调，叙述了一个叫做麦秋的女人借助权力的威势开矿牟利，从而给和谐的乡村生活带来了毁灭性的破坏。 以家庭伦理问题为主题的叙事，是小说叙事的经典模式。值得注意的是，在本届“中篇小说奖”入围的作品中，至少有五篇作品涉及到了家庭伦理问题。旅美作家严歌苓的《吴川是个黄女孩》无论在题材上，还是在叙述方式上，都显得很有特色。这是一个主题复杂的文本，既有对复杂的家庭关系导致的人格扭曲和情感病态的展示，也有对不同价值观背景下的种族冲突的揭示；既有对人性自私的冷峻解剖，也有对人间亲情的热烈颂赞。尤为可贵的是，作者能够较为成功地将复杂的事象和主题，和谐地统一到一个被巧妙安排的情节体系之中，从而给人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李铁是一个以擅写工业题材而著称的小说家，但是，他的《冰雪荔枝》却将叙事的焦点转向了家庭生活，着力揭示病态的家庭生活对一个纯洁的女孩造成的消极影响；发生在人物之间的爱与恨的纠缠，以及报复和伤害的转换，给人留下沉重而深刻的阅读记忆。叶弥的《小女人》则将笔触深入到两个女人的内心世界。这是两个生活失去依托的女人，内心充满隐秘的欲望，时时承受着由失望带来的焦灼和无助：“蝴蝶的翅膀是湿的，它努力着，不让翅膀垂下来”——作者将她们的心思写得细致入微。比较起来，项小米的《二的》就是一个更加复杂的叙事文本，作者在叙事上所表现出来的耐心，也是非同寻常的。 三、结论 现在，根据以上的考察，我们来回答文章的标题所包含的问题： 一、好小说是能把细节写得准确传神、能把故事讲得引人入胜、把人物写得栩栩如生的小说； 二、好小说是充满想象力和具有智慧风貌的小说； 三、好小说是具有现实主义精神和底层关怀精神的小说； 四、好小说是致力于发现并揭示生活真相的小说； 五、好小说是在“世界上所有的夜晚”寻找光明、给人安慰的小说； 六、好小说是富有“亲爱”的诗意、浪漫的情调和理想主义气质的小说； 七、好小说是那种充满正义感和责任感并致力于向上提高人类精神生活水平的小说。 这就是我通过分析“第四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的获奖作品及入围作品得出的结论。 四、余论 获得他人的认同和社会的肯定，是人类特有的一种心理需要，因为，只有通过肯定性的社会评价，一个人才能充分地体验自我实现的价值感，才能更大地调动起继续创作的热情和积极性。某种程度上讲，包括文学奖在内的所有奖项，就是为了满足人们的这种心理需要而设立的。 公正无疑是评奖的第一原则。丧失公正性的评奖是没有价值的。但是，要让评奖绝对公正却是很难的，甚至几乎是不可能的。为什么这么说呢？这是因为，从客观上讲，很多时候，评奖是一个无奈的取舍，——由于数额的限制，必须在同样好的作品里选择最终获奖的作品；从主观方面看，评委的人格境界、趣味倾向和判断能力，都必然会影响到评奖的结果，就此而言，一切评奖都意味着“偏爱”甚至“偏见”，而所谓的“公正”，也只不过是相对而言罢了。就连“诺贝尔文学奖”这样的信誉度很高、影响很大的奖项，不也遗漏了托尔斯泰、契诃夫和鲁迅这样的大师吗？不也把奖授予赛珍珠、克劳德·西蒙、大江健三郎、库切和耶利内克这样的二流甚至三流作家吗？ 对于文学评奖来说，最大的贡献就是发现最有成就的作家和最有价值的作品，最大的失误就是奖励拙劣的作品而遗漏掉优秀的作品。然而，在一个复杂的文化语境里，文学评奖总是会受到外部因素的干扰，总是会奖励一些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作品和声闻过情、名不副实的作家。即使在“茅盾文学奖”和“鲁迅文学奖”这样的大奖里，我们也能发现一些根本不配获奖的作品，也会看到一些令人失望的评选结果，——这也许本来就是难免的，但是，我们还是希望这样的“误奖率”越低越好。 今年的“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的评选结果虽然也差强人意，但似乎全都是暖色调的“抒情性”（Ｌｙｒｉｃａｌ）作品，而少见冷色调的“反讽性”（Ｉｒｏｎｉｃａｌ）作品；似乎大都是叙写当下生活场景的，而少见历史反思性质的作品；似乎全都是“大陆”的作家，而少见“海外华人身份”的作家和港台澳地区的作家。这样，本届的“中篇小说奖”，就多少给人一种结构单一的感觉，给人一种容纳度不够大、覆盖面不够广的印象。 今年“鲁奖”的其他奖项，似乎也有一些未尽如人意的地方。例如，本来最能体现“鲁迅精神”的“杂文奖”竟然空缺。这实在令人费解。就我所知，当下的杂文写作一直是很活跃的，佳作也是很多的。如果说，“往者不可追，来者犹可谏”，那我们从现在开始，就应该花些心力，关注和发现那些有价值的杂文作品。在我看来，刊发在《随笔》杂志2007年第4期上的章明老先生的《秦始皇，中国的癌——秦陵漫忆及秦皇杂论》，就是一篇令人击节的绝妙好文！我改写了一首诗，以表达自己读罢此文的欣喜和感想：“劝君细审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虽死魂犹在，独夫名高实秕糠。百代竞行秦政法，《十批》堪称好文章。熟读卡尔《资本论》，莫从盲瞽颂秦王。”希望大家都来读一读这篇不可多得的好文章，希望这类言之有物、铺陈有序的文章，能使下届“鲁迅文学奖”的“杂文奖”不再空缺。 现在，“鲁迅文学奖”越来影响越大。这本来是好事，但是，把它看得太重，抬得太高，甚至赋予它文学以外的功能，就是一件堪忧的事情。“一登龙门，身价百倍。”我们不应该把“鲁奖”搞成“登龙门”的阶梯。对于文学奖，我们应该有一颗平常心。要知道，文学的价值在作品本身，因此，只要是真正的好作品，无须任何奖赏，也可传之久远的，比如《红楼梦》，比如鲁迅的作品，比如孙犁的散文；要知道，文学是一种艰辛而孤独的事业，因此，只有那些踏实而虔诚地面对人生、面对文学的人，才能写出有价值、有生命力的好作品。 文学评奖固然是好事，但也很容易被搞成俗事。 “文学”永远比“获奖”重要。 原载：《小说评论》2008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