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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批评乏力的真正原因

http://www.newdu.com 2017-10-29 中国文学网 谭旭东 参加讨论

    今天的文学批评显然是乏力的,这与文学的外部环境有关,社会文化的多元化和繁复化使得文学的文化中心地位受到了挑战,即使体制化了的文学教育也渐渐失去了以往的张力。但我们不能过多地去责备和控诉外部力量对文学的挤压,把文学批评乏力完全归咎于外部力量和外部条件,这也是一种推诿行为,是一种缺乏自省精神的“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无疑,我们更多的应该是从文学批评的内部寻找乏力与疲软的原因。
    这两年有不少批评家介入了文学批评内部的自问和自省,其中一种非常普遍的共识,就是批判和否定文化批评。一些人认为,当前以文化批评取代文学批评是“误入歧途”,认为文化批评对于文学批评堂而皇之的“越位”取代与大行其道,造成文学批评偏离了审美尺度。文化批评对文学进行了“过度阐释”。
    这种观点看似有理,但实际上并不具有说服力,因为文学本来就是文化的一部分,把文学文本当作文化文本何尝不可,而且借文学文本来阐释文化观念也未尝不是一种新的视角和方法。另外,这种观点本身就暗含了这么一个成见,那就是认为文学的审美批评才是真正的文学批评,这好像就锁定了审美是文学的独有属性,而其他的事物或文化就不具有审美属性了。事实上,我们日常生活的种种行为和事物,都具备着审美的可能性。再说,文学文本的内涵也不仅仅是美学的,还有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经济的、心理的、教育的种种内涵和因素。已经被文学界普遍认可的“文学反映论”,不正说明了文学是镜子,是对社会各种层面和深度的反映吗?因此,文学文本不仅仅使我们可以看到文学本体的美学因素和内涵,还可以发现许多社会的、文化的问题和意义。
    此外,对当前文化批评真的对文学进行了“过度阐释”吗?我觉得也没这回事,就我本人的阅读视野,国内几位非常活跃的文化批评家阐释和批评的对象极少是属于小说、散文、诗等文学文本的,他们面对的是当代审美文化,有的是面对时尚文化和流行文化的种种现象做出精准分析,有的则是面对乡村文化和文化产业问题进行深度论述的。如金元浦对文化创意产业的关注,陶东风对流行文化现象进行的批判和引导,王岳川、王宁等对现代文化等等。这些都没有所谓的“过度阐释”的问题,反之,这样的批评视角和方法正是全面认识文化所急需的,而且它们的确让我们重新认识了社会和文化的种种紧迫问题及其显现,也给人提供了的新经验和新启迪。事实上,文学理论批评家也有文化批评的敏感性和对社会新文化的探索与建构能力。
    对文学批评的批评还有一个观点,那就是有人觉得当前文学理论批评存在“理论资源过剩”的问题。如有人认为从20世纪80年代起,对西方现代理论的复制、挪用,以及随后流程可疑的再生产,已渐渐成为文学批评界的常态,而传统的“印象批评”则被冷落到一边,成了可有可无的装点。而且认为批评脱离了对作品的体验,作家和作品都只是作为批评理论演绎的工具,这样的批评看起来是变得更深奥、更学术了,但实际上却失去了批评作为公共文学知识的价值。
    问题并不是西方理论没有用,而是这些借用并没有完全吸收西方的文学理论,许多的批评家的文章其实只是在对西方文学理论的生搬硬套或生吞活剥,根本就没有吸收和理解西方文学理论的精髓,更谈不上在中国语境中合理地消化,所以给人感觉是新术语眼花缭乱、新名词五彩缤纷,而事实上西方文学理论压根儿就没有实现“中国化”。因此这是一种理论过剩的假象,这假像的后面恰恰是理论的空虚和欠缺,是理论知识的肤浅与贫乏。
    所以,文化批评显然不是文学批评之所以乏力的原因,而文学批评也没有什么理论资源过剩的问题。那么文学批评之所以乏力的真正原因何在呢?我以为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文学批评的追星现象。即文学批评追逐名人,对文学事件比对文学作品更感兴趣。这是当前文学批评一个非常致命的问题。目前活跃的批评家大部分是上个世纪90年代初中期就参与了各种文学事件的批评家,他们的文学阅读经验主要是上个世纪90年代及以前成型的,所以他们心目中认可的也是那些在上个世纪80年代或90年代成名的作家作品,这就无声之中造成了他们以上个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文学作为审视当下文学经验的坐标,他们基本上很少关注近几年来的文学新人,主要跟踪和关注的是早已成名的贾平凹、余华、格非、苏童、王朔、残雪等等,在他们评价当下文学时,也往往以前者作为评价标尺,于是就很难得出精准的结论,甚至犯了先入为主的错误。
    第二,文学批评已经变成了文学赞评,失去了批判精神和追问意识。这是文学批评弱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当下有不少批评家差不多沦为了“红包批评家”,出版商需要炒作作家和图书了,就会把红包送上去,请一些批评家写书评,而这些批评家拿了红包也就不顾作品质量高低而任意吹捧了。还有一些批评家被沦为“作品研讨会专业户”,一天到晚出入于各种形式的作品研讨会,写一些匆匆忙忙的会议发言稿,然后蜻蜓点水一般地发表一些看法了事。而对一些真正的创作问题或现象却缺乏真情实感的分析与批评,甚至有意地为商业目的而亵渎经典的作家作品。
    第三,文学批评小圈子化,失去了与大众对话的勇气和文化建设的功能。文学批评小圈子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批评家结成一个小圈子,形成话语垄断,这些批评家多是栖居于大学中文系的教授与博士生、硕士生或各级作家协会的职业性批评家,他们有的属于亲密的同学关系、师生关系,有的则属于亲密的同事关系,他们一方有了一点文学成绩,另一方就极力吹捧,互相抬举。特别是一些大学文学系教授们、博导、硕导们充分利用文学课堂,沾沾自喜于理论话语的自产自销,而不去对文学世界做真正的务实的阐释与解读。二是文学理论批评刊物的小圈子化,一些理论批评刊物基本成了为数不多的几位或十几位批评家的“自留地”,这些刊物的作者一般都是与刊物主编趣味一致或者臭味相投的哥们、姐们,他们合在一起制造文学事端、制造批评术语、形成一种凌驾别的批评声音之上的空气。有的理论批评刊物甚至沦为了捧杀或棒喝某些作家或批评家的阵地,还有的理论批评刊物完全被学院那些为评职称而做学问的“学者”所左右,成了高额版面费的获益者。
    总之,今天文学批评乏力的真正原因不是因为文学创作缺失时代的经典,也不是批评理论资源过剩,而是批评家的美学维度与伦理维度的丧失,是批评家在文化多元化时代与消费主义盛行的时代失去了修身养性的耐心,无法坚守批评家的社会责任感和良知。如果文学批评家主体建构起了美学与道德的防线,我想,文学批评势必会面对新问题新现象发出强有力的声音。
    原载:《学习时报》第383期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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