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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民的“新本质” 李云雷在《文艺理论与批评》2008年第3期上发表《一个人的“金光大道”》一文认为，中国农民，在历史上的某一段时间，他们不仅不是落后保守的，而是一种时代的先锋，他们不仅创造着历史，而且同时创造着农民的“新本质”，他们是历史的主人，是那么积极、乐观，充满着改天换地的豪情。这样的农民是让今天的我们感到陌生的，但却是真实存在过的，比如陈永贵、李顺达、王国藩等劳动模范，比如《创业史》中梁生宝的原型王家斌、《艳阳天》中萧长春的原型萧永顺。从《高干大》《三里湾》《山乡巨变》《创业史》，一直到《艳阳天》《金光大道》，中国农民在历史中翻身的过程，也是其在文学作品中获得了主体性的过程，这两个过程是互相交织、互相促进的，难道这样的农民不是真实的吗？正是在想像与叙事中，“新本质”才在文本中得以呈现，而这则是与农民在中国革命、中国历史中的主体性与能动性分不开的，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他们不仅改变了中国历史，而且创造出了农民的“新本质”。 从和谐的“情景”到崇高的“境界” 吴海庆在《浙江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上发表《从和谐的“情景”到崇高的“境界”》一文认为，王夫之的“情景”说在明清之际构建了一座美学理论的高峰。王国维是中国文学理论史上系统阐述“境界”说的第一人，其“境界”说脱胎于“情景”论，然而，它经历了一个从艺术走向人生、从人生走向哲学、从以和谐为基调的优美走向以痛苦为主要内涵的崇高的历程。王国维的“境界”说是在近代中国的土壤里成长起来的，同时又是以西方近代哲学为重要营养的学说，它是对以王夫之为代表的中国古典诗歌“情景”论的错位生成，也是中国古典美学向近代美学转折的标志。 文学创作失去价值的根本缘由所在 蔡益怀在《作品与争鸣》2008年第6期上发表《中国为什么没有忏悔录》一文中认为，在当代的中国作家中，我们已经看不到像鲁迅、巴金、郁达夫那样直面人生、直面我们内在心灵世界的作家了。我们的很多作家，敢于批判社会、反对体制却没有勇气面对我们真实的灵魂，不敢说真话，更不敢触及自己的内心世界，怕将自己卑劣的另一面暴露在人前。这就是我们的创作失去价值的根本缘由所在。从上而下的虚假和浮躁，已经令我们的写作人沉不住气，既没有勇气去审视我们的灵魂，又没有耐性去进行一种纯粹的心灵写作。在商品经济的大潮面前，大家都迷失了方向，将“票房”价值看成理所当然的追求，将炒作当作成名成家的必然手段；大家津津乐道的是作家“富豪榜”，而没有多少人关心作品的“含金量”，人们一窝风地往自己脸上贴金，谁还会“忏悔”、“赎罪”，这么“憨居”？ 艺术服从了功能化要求 赵川在《读书》2008第1期上发表《传为“流言”的艺术》一文中认为，现当代艺术从拥有时代文化强势的西方开始，上世纪下半叶后很大程度上离开手艺，走向所谓观念化。它要求思想的技巧远甚于手上的技艺。艺术的疆域被开拓，各种日常行为、元素和形态被引入用于艺术工作。他们不再强调耗用匠心去制造轻易就会被垄断的原作，只着意于打造出可以引发种种阐释的作品，形成说法。部分艺术家的理想更是抛弃复杂技巧背景带来的门槛，用日常生活中的元素当创作媒材。这是一场艺术企图从高度技巧化的美术语言，转向日常文化语言的运动。一定意义上来讲，因此产生的很多作品更利于催生流言，并且在大众传媒发达起来的社会中，可以仅以传闻存在，或根本就只为制造传闻。艺术很大程度上服从了功能化要求。他们将制造传闻的策略，提到了相当高度，想以此带动社会观念。 原载：《文艺报》2008-8-19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