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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80年代，小说(包括诗歌、戏剧、电影、美术)的身份常常是比较暧昧的。虽然已经有人在呼唤、追求文学的自觉，且为文学描绘了新的美学目标，但在很多时候，文学仍被认为应该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事实也是这样，新时期文学在这个激情飞扬的时代，始终是最强有力的音符之一。 在这里，作家们不仅是十年变革的叙述者，还是这场变革重要的参与者和推动者。他们的小说不仅记录了这个时代，也开创了这个时代，是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思想启蒙的重要资源。例如张贤亮的小说，从《灵与肉》到《绿化树》，再到《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就很有其代表性。他在小说叙事中所表现出来的对于历史和社会重大问题的关注与思考，其实就透露出“为人生、为社会”的传统文学观念，以及他们这一代人深厚的“文以济世”的情结。 但这道靓丽的风景很快就黯然褪色了。一方面固然是时代的要求发生了变化，出现了新的对于文学的社会诉求；另一方面，文学观念的僵硬和文学语言的枯涩也局限了他们。事实上，一旦事过境迁，这种文学观念的局限性很快就在新的历史境遇面前显露出来了。记得当时就有人指出张贤亮写作中概念化、程式化的问题，他在处理人与人的关系时，常常也就跳不出被改造所影响的生活经验的局限，甚至形成了新的叙事模式。 我们现在翻回头来再读那个时期的小说，有时会觉得粗糙、直露和乏味，缺乏语言艺术的魅力。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呢？原因就在于，时代的变迁抽空了小说所蕴涵的现实意义。而这种所谓意义，在当时正是笼罩着小说的耀眼的光环。现在这意义不在了，光环也随之消失了，小说的真实面貌也就暴露出来了。 这真的是非常残酷。事实证明张贤亮后来的选择是明智的，也是积极的，说明他是颇有一点自知之明的。他在商业时代到来的时候，选择了下海经商，而不是在文学创作上勉为其难。与其在文学观念的纠缠中痛苦地挣扎，勉强写自己不愿写，也写不来的商业小说，何不遨游于商海，在商战中实现自我价值，展现其聪明才智，也是对社会的一种贡献。当时还有“曲线救文学”一说，现在看来，怕是初涉商海的文人，一下子迈不过心理上的这道坎，找了个“犹抱琵琶半遮面”式的托词，是不能太当真的。 但是，文学自身却有点时运不济，命途多舛。虽然借助经济的发展逃离了意识形态的藩篱，却也初次尝到了被社会边缘化的滋味。这是许多作家所不能接受，更无法忍受的。但也有另一些作家享受着蜕茧而出的轻松。他们或者沉浸于摆脱了社会政治体验的自我表述的快乐，“大我”日渐缩小成为“小我”；或者直接听命于读者的选择，以通俗的、闲适的写作取悦读者，使文学成为“消磨枯寂的人生”，“转移不良的心境”，“调剂苦闷的生活”的抚慰式功能的承担者。而文学融入生活，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恰恰又抹去了文学和生活之间的界限。虽然少了些自我升华的虚妄，却也多了些迎合社会心理的商家恶趣。这使得社会以及文学自身的不满和诉求都在悄悄地滋长，而写作者也将面临新的困扰和希望。 小说如何写？作家如何做？这是文学在理想主义激情被物质现实取代之后所遇到的新问题，也是文学虎口求生，克服自身危机，从而得以脱胎换骨的新机遇 原载：《文学报》2008-09-04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