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名为文学理论实为扼杀文学的理念 黄力之在《文艺理论与批评》2008年第4期上发表《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中国化：历史批判与当下诉求》一文中认为，如果我们初步认定毛泽东时期存在一个事实上的缺点：文艺观的一元论（非此即彼），那么，1980年代的批判者同样犯了这一错误，他们以为自己发现了最后的真理，可以宣布传统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终结，“人性的文学”会何等地伟大，但事实上，在所谓“主体性文学”理论成为主流文论的今天，“人性的文学”又何等地渺小呢！张扬感性，主张潜意识的导引，这难道不都是包括文学主体性理论在内的所谓新潮文论的题中之义吗？如果承认此类“躲避崇高”的现象为文学垃圾，那么相当一些新潮文论就真正成了“名为文学理论实为扼杀文学的理论”。 伟大的文学须有伟大的爱心作支撑 张宗刚在《作品与争鸣》2008年第7期上发表《身份歧视与人文情怀》一文中认为，身份歧视在当今散文中有着真实的传达。散文中的身份歧视，表现为通过对他人人格的扭曲、贬低和践踏，获取单方面心理的自慰，获得某种虚假的精神凯旋。散文中的身份歧视现象，是一种创作主体滥用话语霸权的典型表现。对他人的歧视，也往往印证了歧视者自身的低下；矮化他人的人，到头来所矮化的可能恰恰是他自己。背负数千年封建传统的现代中国文人，当务之急仍是普遍性的“补课”：在思想深处补上“现代意识”和“公民意识”之课，以自由、平等、博爱等人文理念不断荡涤提升自己。 把鲁迅研究引向现实空间 黄科安在《文艺理论与批评》2008年第4期上发表《“重返政治领域”：鲁迅杂文诗学的别一探索》一文中认为，自从改革开放以后，鲁迅研究开始步入了多样化的格局，从一开始侧重于“主题研究”，转向后来颇具学理色彩的“实证研究”和“文本研究”，走上一条愈来愈精细的专业化之路。然而，鲁学学术研究繁荣的背后，却潜伏着不容忽视的隐忧，即这些促使鲁迅研究学术化、学理化的种种努力，导致了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这种价值取向渐渐使鲁迅研究丧失把握现实的能力，无法为我们的生存现状和精神环境提供意义支持与有效解释。解读鲁迅，如果仅仅从学理的角度不足以挖掘鲁迅作品的丰富蕴涵，甚至也无法真正懂得鲁迅的作品。因为鲁迅精神及其作品是在与各种不同文化思想的竞争中生存并发展起来的，是在对中国现实社会各种文化现象的独立阐释中予以丰富的表现。因此，应“重返政治领域”，把鲁迅研究从封闭的“主体研究”、“文本研究”和孤立的“实证研究”引向现实空间，引向意识形态所赖以形成和展开的广阔领域，引向社会运动和思想运动的复杂动态过程之中。 张爱玲对生命是冷酷的 向卫国在《当代文坛》2008年第4期上发表《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一文中认为，张爱玲是彻底的虚无主义者，从不相信人生的意义。她的早期小说可以说就是对芸芸众生的无情嘲笑。张爱玲对生命是冷酷的。这与鲁迅、与鲁迅所代表的整个中国新文学传统有着本质的区别。张爱玲的小说完全是一个“保守、停滞、陈腐”的世界。张爱玲对这个世界唱了一曲无尽的挽歌，而对自己所处的时代及其变革表现出几乎是绝对的冷漠，似乎她根本就不关心社会/人的未来。一方面她把那些能够感应时代跳荡，更能体现时代气息的人物全部摒除在视野之外。一方面她又对自己笔下的人物进行了冷冻似的处理。她厌恶他们，既不是同情，也不是批判。厌恶的背后，则是深刻的生命认同。张爱玲没有广博的爱，也没有深刻的恨，所以她内在的情感世界是苍白的，最终沉入了一个冷寂（而并非她自己所说的“苍凉”）的世界。 原载：《文艺报》2008-9-16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