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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伤痕、反思、改革或是其他文学潮流，它们的出现、繁荣和消失，往往受制于政治与社会、民族与文化、心理与记忆的复杂构因和历史局限，幸与不幸，绝不是任何个人可以掌控。 ●在新时期文学中，难道真的存在着一种文学现象比另一种文学现象更高贵、更重要、更伟大的历史真相吗？ 1 在新时期文学走过三十载风雨里程之际，“重返八十年代”的议题赫然浮出理论海面。显然，“重返”的意义已经超出了价值重估和学术清理的需要，它更强调一段特定文学史的精神维度和记忆的“当下”性。不过，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怀着基本的理论诚意，比如，有一种具有“秀”意味的奇谈怪论，就令人很长见识。 程光炜先生最近发表在2008年第3期《天涯》上的《“伤痕文学”的历史记忆》，堪称近年来不可多得的妙文。程文之妙在于完全借助他人的理论资源振振有辞地臧否历史，评判文学，这一点作者倒是开宗明义:“我的话题，将会从徐贲的文章《文化批评的记忆和遗忘》中展开和延伸。”而社会学家徐贲的那篇文章又主要是援引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奇《论集体记忆》一书的主要观点，于是穿梭在程文中的诸多引文此起彼落，很让人眼花缭乱。于是我们发现，程文的锋芒所向，原来对准的是新时期初期，那些非伤痕文学属性却又“阻碍”了伤痕文学深化的作家及其流派。 既然谈的是“伤痕文学的历史记忆”，程文当然要从小说《伤痕》入手。作者先是严肃地指出主人公“晓华就是他们的‘历史’代言人”，接着引用了哈布瓦奇“记忆都必须依赖某种集体处所和公众论坛”的论述，然后感慨，“尽管这只是三十年前的‘旧事’，但我们还是特别感谢‘伤痕文学’，没有这个‘公众论坛’，这个可以公开相互倾诉的‘集体处所’，它也许只是主人公的‘自传记忆’”。这样的玄虚论述当然还构不成程文的闪光之处和深刻寓意，作者话锋一转说，我们“会发现‘拒不记忆’的现象不光存在于反对伤痕文学的人们身上(指那时候的“歌德派”——引者注)，同时也发生在从事伤痕小说创作的人那里”。并具体列举了高晓声，指出这位作家先是发表颇具“创伤性”记忆深度的《李顺大造屋》，接着半年后“完全变了”:“李顺大的‘伤痕’，在陈奂生这里已被悄悄置换为‘喜剧式’的上城”。作者由此断言:“(我们过去)把高晓声的这类小说看作‘改革文学’的先声而大加赞扬，却一直对其中历史逻辑的断裂、错位和遗忘置若罔闻。” 但这仅仅是程文对“改革文学”的小试牛刀。程先生是要找到阻碍“伤痕文学”没能充分发展的元凶，并且找到了，“真正扮演了‘终结’伤痕文学历史的是什么人？我以为就是作家蒋子龙……他试图以乔厂长这样的‘改革者’形象……来‘屏蔽’伤痕文学所着力表现的‘更深广的历史内容’……这种‘改革小说’所借用的‘传统激情’，一旦与人们日益高涨的社会改革愿望接轨，这种激情叙述便替代性地成为了一种文学的‘中心叙述’。我这样说，不是重新要对蒋子龙小说进行‘道德式’的批评，而在提醒人们，他的小说模式确实影响、扭曲和改变了伤痕文学发展的方向，简化了理解历史的难度。” 2 这种结论已经远远超出所谓“‘道德式’的批评”，几乎就是宣判蒋子龙为“影响、扭曲和改变了伤痕文学的方向”的历史罪人。事实上，改革小说的出现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有着必然性的内在动因、大众需求和社会基础。缺乏这些因素，再大的“叙述激情”也无济于事，更不可能成为一种引领文学的“中心叙述”。程先生把蒋子龙“改革小说”视为对“伤痕文学”的扭曲和终结，把“伤痕文学”没有充分展开归罪于蒋子龙的一篇“改革小说”，谁又会相信这些振振有辞的无稽之谈呢？英国作家毛姆曾感叹，“我们知道产生罪过的一切环境，所以，同样一种罪过，我们不能原谅别人，却能原谅自己”。事实上无论伤痕、反思、改革或是其他文学潮流，它们的出现、繁荣和消失，往往受制于政治与社会、民族与文化、心理与记忆的复杂构因和历史局限，幸与不幸，绝不是任何个人可以掌控。小说仅仅是小说，何况《乔厂长上任记》还远称不上文学经典，时代局限性也很明显，但还不至于被历史定罪。评价一部文学作品在特定历史背景下的作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尽管显得不够时尚，但并不过时，程先生断定蒋子龙和他的《乔厂长上任记》是逆历史潮流而动，但我们丝毫没有这种感觉。“回忆永远是在回忆的对象成为过去之后。不同时代、时期的人们不可能对同一段‘过去’形成同样的想法。人们如何构建和叙述过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当下的理念、利益和期待。”哈布瓦奇这个解释，或许会有助于我们理解程先生的理论冲动。 3 三十年后，《伤痕》的作者卢新华又是怎样看待自己的小说呢？久居美国的卢新华仅以一句调侃的比喻，就消解了程先生的高言大论。一次接受某电视台的访谈，主持人问到《伤痕》小说，卢新华道，你问的是那张“彩票”？在场者会心一笑。卢新华自称幸运，他认为《伤痕》是无数有着伤痕经历的社会大众共同书写的，自己只不过是一个“幸运的执笔者”，即使他不执笔也会有别人执笔。“改革文学”同理，没有“乔厂长”也会有赵厂长、李厂长上任，蒋子龙同样是一个“幸运者”。卢新华有着在美国多年从事博彩业的经历，居然把当年《伤痕》的问世比作中“彩票”，一定会使程先生大为败兴。 生吞活剥外国大师的理论皮毛，煞有介事地把显见的事实复杂化，把常识的道理玄学化，把鲜活的现象关进幽暗的话语笼子，我们在前些年那场关于知识分子立场和民间立场的诗歌争论中已有领教。程先生还说“没有伤痕文学，新时期文学就会是另一番历史面貌”，这话实在乏味，没有哪一种文学，新时期文学就不会是另一番历史面貌？我最初莫名其妙，后来明白了，这种一元论思维本来就不打算顾及文学史的基本事实。在新时期文学中，难道真的存在着一种文学现象比另一种文学现象更高贵、更重要、更伟大的历史真相吗？程先生应该去问历史老人，因为人世间一切事物的前因后果，都不可能跳出他老人家的“手掌心”。 原载：《文学报》2008-08-21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