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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种事实表明，近年来的文坛爆发了许多事件，弄得文学场颇不宁静。比如，根据媒体的岁末总结，2006年文坛颇多不平静事：韩寒白烨论战众人混战，余华出版《兄弟》惹争议，郭敬明抄袭拒不道歉，“梨花体事件”以闹剧收场，湖南作协暴力事件，洪峰乞讨引起文坛震动，80后作家张一一求婚事件，顾彬批评中 国当代文学，中国作家富豪排行榜面世。2007年的文坛相对平静，但依然有如下事件发生：王朔复出；十博士“倒于”；80后加入作协；顾彬继续炮轰文坛，引发文学界内部之争；铁凝题词写错字，贾平凹鼎力相助；作家富豪榜再次出笼，入榜作家不买账。2008年似乎是多事之秋，或许正是因为这些天灾人祸挡着，今年的文坛才悄无声息。但在这些国家大事的背后，依然有文坛亚事件发生。6月以来，文化名人余秋雨的《含泪》之文，山东作协王兆山的那首“鬼词”，已把网络弄得沸沸扬扬。 文坛如此多事，不得不使我们思考如下问题：在专业分工越来越细的今天，事实上已有许许多多的“场”存在，为什么其他“场”比较平静，而文学场却成了是非之地？上个世纪80年代与90年代，文学场里也发生了许多事情，但两相比较，二者有无区别？2003年，北京大学的邵燕君博士曾有《倾斜的文学场》一书问世，她分析的主要是90年代文学生产机制的市场化转型。当下的文学场是否还在继续倾斜以致失去了某种平衡？除了市场化转型之外是否还存在着新闻化转型和娱乐化转型？诸如此类的问题，我在下文中将试着回答。 1980～1990年代：文学场与政治、经济场 检点一下1980年代以来的文学场，我们大概能发现如下事实：文学场始终处在一种与其他场的密切交往之中：起初是与政治场斗争，后来是与经济场合作，再后来则是与新闻场和娱乐场卿卿我我，勾勾搭搭，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布迪厄所谓的文学场的自主性从来也没有真正实现过。我手头有一本80多万字的大书，名为《1979－1989：十年文艺理论论争摘编》，选编者在书中分列16个专题，而这些专题之下出现的论争大都与政治问题相关。这也意味着在经历过一个非常的年代后，文学及其文学场正试图摆脱政治与政治场的干预，一步步走向自治。所以，按照我的理解，1980年代文学场中发生的许多事件与争端，大都隐含着左与右的冲突，姓社还是姓资的矛盾，文学场与政治场的“争斗”不言而喻。 进入1990年代之后，文学场与政治场的“争斗”暂告一段落，文学场仿佛也获得了自主、自治、自律的幻觉。但是，随着市场经济时代的到来，这个幻觉立刻变成泡影。在“市场经济了，文学怎么办”的呼吁与焦虑中，有了延续几年的人文精神大讨论，也有了“抵抗投降书系”的出版与争端。今天看来，这其中的讨论与争端显然与经济场向文学场渗透、文学场被经济场裹胁有关，而争论的双方也隐含着他们对二场交往的不同理解。 回顾这一时期的争端，我们也可以发现如下特点：一、争论的话题往往严肃，它们不可能有太多的新闻价值与娱乐价值，也不容易被媒体利用。二、争论往往局限在文学场之内，形成了场内争论场外看的局面。在一个大众媒介相对匮乏的时代，场外之人即使有话要说，也常常是排不上队插不上嘴。这种局面也保证了争论的严肃性。三、争论愈演愈烈，往往就会酿成事件，其中赤膊上阵、刺刀见红的场面也时有发生，但争论者大体上还能体现出争论的风度，恶语相加，攻击谩骂的情况还不多见。所以，相比之下，那个年代的争论还相对纯净，而争论的结果虽然很可能也是不欢而散，却留下了许多值得在学理层面继续思考的问题。 行文至此，有必要对十多年前的“马桥事件”略作分析。1996年年底，由于评论界张颐武、王干向创作界韩少功的《马桥词典》发难，引发了所谓的“马桥之争”。1997年3月，因韩少功把张、王等六被告告上法庭，“马桥之争”变成长达一年多的“马桥之讼”。1998年5月，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一审判决，判被告向韩少功道歉并分别赔偿经济损失费1750元。被告不服，继续上诉。8月，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做出最终判决，结果以原告全面胜诉而告终。 今天面对这一事件，我更关心的是哪些人、哪些媒体都参与了论争，他（它）们对于事件的进程意味着什么。韩石山说：“在马桥事件中，有个现象很值得回味，那就是声援韩少功的，大多是韩少功的部属和朋友。声援张王二人的，大多和张王二人毫无干系，有的连面都没见过，有的还竟是先前对张王没多少好感的。”（《马桥事件：一个文学时代的终结》，《文学自由谈》1998年第6期）这一现象确实令人深思。而据《〈马桥词典〉纷争要览》（田原，《天涯》1997年第3期）和《〈马桥词典〉：文人的断桥？——“马桥诉讼”的前前后后》（余果，《新闻记者》1998年第8期）二文介绍，当时追踪报道与评论此一事件的虽有业内报刊（如《中华读书报》、《文艺报》和《文学自由谈》等）与社会大报（如《中国青年报》和《文汇报》等），但亦有许多行业小报与晚报晨报介入其中，如《为您服务报》、《服务导报》、《劳动报》、《深圳商报》、《羊城晚报》、《粤港信息日报》、《今晚报》、《特区时报》、《武汉晚报》、《青年报》、《中华工商时报》、《生活报》、《文化时报》、《金融早报》等。事件延续近两年，报道与评论数百篇，参与论争的报刊近百家。论争尚未终了，已有人迫不及待地推出《文人的断桥——〈马桥词典〉诉讼纪实》一书，可见当时的影响之大。 我之所以在这里提起“马桥事件”，是因为这一事件带有明显的转型特征：一方面，争论的双方都是严肃的，无论争论者是韩少功的亲友团，还是张王二人的啦啦队，大体上都是创作界和评论界人士。这既保证了争论的明达理性与明辨是非，也在一定程度上把争论限制在文学场之内。但另一方面，由于韩少功把争端交给了法庭，此一事件的性质就发生了变化——文学事件因而上升为法律事件、新闻事件和社会事件。而众多小报的介入，又使事件不同程度地公众化、娱乐化了。因为小报晚报既不可能做深度报道，也不关心事件背后的学理价值，它们需要的是能够吸引人眼球的新闻；普通百姓既没读过《马桥词典》也没读过《哈扎尔辞典》，他们也不会在乎模仿、照搬、抄袭等等背后的学理区分。对于他们来说，这一事件只是他们的消遣对象，是他们喝着茶、剔着牙时的谈资。 当下：文学场的混乱与移位 韩石山说：“马桥事件”标志着一个文学时代的终结。我们也可以说，“马桥事件”意味着一种争论模式的终结。从此之后，文学事件取消了从场内移步场外的过程，而是迅速与新闻场、娱乐场接通，开始了新闻化、娱乐化、眼球化、泡沫化的进程。以“韩白之争”为例，2006年3月初，韩寒通过自己的博客引发一场网络恶战，一方是挺白的评论家解玺璋、作家陆天明、电影导演陆川、音乐家高晓松等，一方是拥韩的无数网民。一时间，口水翻飞，秽语狂舞，眼看一场对簿公堂的官司大战即将打响。但是到3月底，韩寒却突然在博客上发出“热闹完了，各回各家，各找各妈”的帖子，网络大战顿时平息，媒体与公众转而去关注其他的新事件了。写到这里，我不由得会想，“马桥事件”如果晚发生十年，该会是一种怎样的景象？人们还会平心静气地争论那些学理问题吗？韩少功还会去打那场“赢者输”（反用布迪厄之说）的官司吗？我觉得悬。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今天的事件变成这个样子呢？在我看来，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值得关注。 首先，世纪之交以来，中国的大众传媒从总体上开始了新闻娱乐化的进程。平面媒体自然也不甘落后，于是大报小报化，小报低俗化成为其发展趋势。既然需要如此这般的新闻素材，文学场就成为媒体重点关照的对象之一。这时候，文学场里一旦有风吹草动，媒体记者必定会一哄而上，跟进报道。与此同时，众多时评写手也不甘寂寞，纷纷亮出家伙说三道四。一时间，你方唱罢我登场，风风火火，好不热闹。然而，就在这种喧哗与骚动中，情况也发生了变化：如果说在1980年代（也在一定程度上包括90年代）文学场还掌握在作家与批评家手里，那里还是他们言说与对话的风水宝地，那么，新闻场介入文学场之后，话语权却转移到媒体记者和时评家手里，他们开始控制局面，并成为其言说主体。新闻娱乐话语对文学批评话语的入侵与掌控，意味着切入角度、行文方式、话语风格等等均发生了变化，文学事件也就不可能不被并入到新闻化、娱乐化的轨道之中。 其次，必须意识到网络时代到来后互联网在文学事件中扮演的角色。网络本来就对诸多事件有一种扩展和放大的功能，加上网络时代众多网民有了发言的机会，所以一旦事件爆发，往往会成为万众瞩目、众口评说的对象。而由于匿名发帖、本我出场的效果之一是可以说大话，出秽语，口无遮拦，所以许多网民一上场就拎着板砖，爆着粗口，不管三七二十一，一顿狂扁，致使争论迅速陷入情绪化的口水仗和狂欢化的话语秀之中。而自从开了博客，诸网站出于娱乐化与商业化的需要，常常会通过标题置顶、加粗、套红和编辑推荐等方式把诸多充满火药味的博文推向前台，然后挑逗群众斗群众。现在想想，2006年以来发生的文坛事件，哪一件没有网站和博客的“功劳”？它们或者是直接肇事者，或者是事件的推波助澜者；而一旦事件发生，则意味着网民又迎来了自己的狂欢节。 第三，文学场被媒体控制，固然有媒体的原因，却也是文学场内部人士拱手交出自主性的重要标志。布迪厄说：“若科学场、政治场、文学场受到传媒控制力的威胁，是因为在这些场的内部，有一些不能自主的人，以场内的专业价值衡量，他们很少得到认可，或拿句常用的话来说，是一些‘失败者’或正走向失败的人，由于他们在场内得不到认可，所以热衷于到场外去寻求认可（快速的、过早的、不成熟的或一时的认可），此外，他们往往被记者们所看好，因为他们不让记者们感到害怕（与较为独立的作者不同），时刻准备按照记者们的要求行事。”（《关于电视》，许钧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74页）依我之见，今天到文学场外寻求认可的已不光是那些“失败者”，也包括那些如日中天的文学成功人士。比如，《兄弟》出版之后，余华频频接受记者采访，网上网下大造其势，结果，《兄弟》招骂，“给余华拔牙”的声音铺天盖地。但令人奇怪的是，《兄弟》却越骂越火，一年左右销售上百万册，作者与出版社成为最大的受益者。这起事件余华输了吗？没有，布迪厄说输者赢。《兄弟》的文学价值可疑，但是它却获得了巨大的商业价值。也许这才是余华移身场外的真正目的。 我已用完了编辑给我的篇幅，却依然觉得意犹未尽，只好总结陈词如下：文学场不应该是政治场、经济场，当然它也不可能是媒介场。但现在的问题是，在与媒介场的交往中，文学场却已挪用着媒介场的游戏规则，结果导致自身规则的严重失效。有民谣曰：“教授摇唇鼓舌，四处赚钱，越来越像商人；商人现身讲坛，著书立说，越来越像教授。医生见死不救，草菅人命，越来越像杀手；杀手出手麻利，不留后患，越来越像医生……”这里说的就是游戏规则的混乱。于是，文学场的混乱与移位也就变得不足为奇了。它不过从一个侧面映现出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病象，如此而已。 原载：《中华读书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