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郜元宝在《南方文坛》２００８年第４期发表《没有“文学故事”的文学史》一文指出，迄今为止，“中国现代文学史”最权威的讲述方法还是“大而全”的“做总帐”，讲述“现代文学史”30年的教材与讲述3000年“中国古代文学史”的教材篇幅几乎相等。这种文学史讲述模式把文学史等同于一般社会史或“大历史”。“大而全”的文学史以其巨大学术容量确实为读者提供了围绕文学的诸多社会历史和文化的信息，但文学史和一般社会史毕竟不同，而这恰恰是“现代文学史”撰写者容易忽略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最大的困难，在于它承担了过于沉重的历史叙述的使命，混淆了文学史和“大历史”的界线，找不到文学史最佳切入点与应有侧重，因而也就找不到文学史适当的讲述方式。“大而全”的文学史讲述淹没了哪些文学史关键点呢？１，忽略文学发展和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以“大历史”做文学史结构主线，必然忽视文学发展和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从而模糊文学史发展的特殊线索。２，失落“文学史的自然时间主线”。“大而全”的文学史要照顾的话题太多，不得不随着这些话题的变换而经常变乱“文学史的自然时间主线”。共时态的多种文体经常打乱文学史的自然主线，往往同一个作家讲小说时出场一次，讲诗歌散文或思想流派时又出场一次。这不仅浪费篇幅，紊乱顺序，也不利于呈现作家的创作历程。３，“细节”或“文学故事”消失。许多现代文学史著作都依靠“大事件”做历史讲述的时间坐标，避免更具文学性的“细节”（特别是作家传记），结果文学史现象的产生完全成为社会大背景、大事件的逻辑推导，缺少个体生命的偶然性和神秘性，最终也缺少文学性。针对现有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体例存在的问题，制订一些具体的方案，特别是尊重文学史和大历史的边界，努力恢复文学史自然时间主线，凸显大事件遮蔽下的细节，或许能够探索出现代文学史讲述的新样式。 孔子编订《诗经》新证 张中宇在《〈国语〉〈左传〉的引“诗”和〈诗〉的编订——兼考孔子“删诗”说》（载《文学评论》2008年第4期）一文中指出：《左传》记载襄公二十九年“季札观周乐”是孔子之前《诗三百》已经编定的“铁证”，目前学术界、各种文学史广为引用。但必须注意鲁国乐师本的性质：这是一部音乐集，而非文学作品集，必定同时记有曲谱、演奏要求等，因为即使今天也不可能拿一部纯粹的诗集给乐工演奏。季札观的、评的均是乐、舞，而非“诗”。因而，“季札观乐”远不能提供孔子8岁前剔除了音乐要素的文学文本《诗三百》编定的充分证据。根据目前所可获得的材料，孔子是第一个，也是在他所生活的时代惟一称“诗三百”的，因此很可能孔子最后确定中国最早文献诗集的稳定数量；“思无邪”绝非仅三百篇编成后特征的概括，而是编纂前指导思想的精心设定，否则不可能以三百篇的巨大数量均自然达到这样严格的标准。否定孔子编纂《诗三百》的4条主要依据均不可靠。孔子极可能是中国第一部整理成型的文学文本的最后整合及编定者，也是最早把文学从音乐中以“文本形式”分离出来的，这在当时具有强烈的形式及心理示范作用，对中国诗歌的独立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原载：《文艺报》2008-10-25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