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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华的《兄弟》是好作品还是坏作品？当代批评家莫衷一是，众说纷纭。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自然，一部作品，尤其是知名作家的作品，引起人们的争议是难免的，也是正常的。《兄弟》作品引起的巨大争议，在一定意义上说明了作者余华在当代文坛的重要位置以及批评家、读者对他的巨大期待。众多批评家对于《兄弟》的巨大认知歧议以及褒贬两重天的截然相反评价，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反思与疑问。 在众多评论中，有一个地域的声音特别突出地显现出来，就是“上海复旦声音”。2006年11月30日，余华在复旦大学演讲的时候诙谐地说：“人们告诉我《兄弟》被批评得很多，今天下午复旦这里给我开了一个座谈会，终于有几个说好话的人出来了，我已经等了几个月了。”①余华幽默的话语透出了一个重要的信息，就是上海复旦大学举办的讨论会是一个正面肯定《兄弟》的讨论会。《文艺争鸣》2007年第2期上发表的上海“余华小说《兄弟》讨论会”（以下简称“上海讨论会”）8篇文章中，6篇正面肯定《兄弟》，1篇是带有一点异样声音的“座谈会纪要”，但也被冠以“李光头是一个民间英雄”的肯定性正标题，还有1篇是与讨论会无关的、关于《兄弟》以往负面批评的综述。 事实上，上海复旦大学对余华《兄弟》的肯定早在余华《兄弟》（上）发表之后就已经开始了。郜元宝先生最早发表《我欢迎余华的“重复”》表示支持。陈思和先生在“上海讨论会”上谈到了这一点：“在上一阶段大家对余华愤怒声讨的时候，是复旦的几位青年学者郜元宝、张新颖、刘志荣、严锋，不约而同地表示了对余华的支持，他们没有串联、互相讨论，包括我在内，都没有和任何一个朋友讨论过。当然，复旦教授中也有不同意见的。”②陈思和先生的话语非常耐人寻味。寻遍“上海讨论会”座谈纪要，我没有发现一位“持有不同声音”的“复旦教授”。我不仅疑问，那些“也持有不同意见的”“复旦教授”哪里去了？难道他们没有受邀参加讨论会？假如参加了谈论会，为何没有他们的声音？总而言之，复旦那种“不同意见”是被遮蔽了。“上海讨论会”陈思和先生等人力挺余华的批评立场是显而易见的。 陈思和先生等人为什么力挺余华，在他们的眼里，余华的《兄弟》好在哪里？以至于如此青睐有加？对郜元宝、陈思和等先生在文学批评场域中显现出来的“上海复旦声音”细加省察，我们可以观看到颂扬余华的不同声调、多元批评视角，分析这些批评家的内在批评纹理，探寻其内在批评理念，窥一斑而见全豹，进而对当代创作与批评进行审视、反思。 谨慎欢迎的“诡异”：力挺余华的先声 余华的《兄弟》（上），出版于2005年8月。郜元宝先生2005年9月16日就在《文汇读书周报》上发表《我欢迎余华的“重复”》来支持余华的《兄弟》。郜元宝的支持是一种谨慎的欢迎。 评论开头就包容了“惊喜”与“诡异”的两种感受，谨慎提出了疑问。《兄弟》（下）在何处？郜元宝否定了两种可能，《兄弟》（下）不会根本没写出来，也不可能还在修改中（郜认为那样就很难说作者是谨慎还是轻率了），认为“只有第三种可能了，即（下）已经定稿，但（作者或出版者）故意不拿出来。”③作为理性批评家的郜元宝先生，无意于对这种“诡异”进行探询，尽管身在上海的他可以比外地人更易探询到，毕竟《兄弟》是在上海出版的。在此，郜元宝不惜湮灭批评家的理性，混同于一位“普通读者”，而且还对出版者高呼为“出版大人们”，把自己贬为“小人们”中一员——无权、无力、不能过问“大人们”的事情。④“小人们”群体中的郜元宝先生仅在文中的小括弧内小声“唧唧喳喳”，表达一点异议。⑤之后，郜元宝就开始颂扬起余华及其《兄弟》作品。 “有一段时间，余华的价值已经昭然若揭、不容置疑了，因为我们在他的作品中那么无法回避中国的苦难和中国的残酷，那么无法忍受中国的冷漠和中国的绝望。我们实在已经爱上了这个作家……至少在9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坛，不能不说是一个创造，一个奇迹。”⑥从郜元宝的这一段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出郜元宝“欢迎”余华的逻辑起点，即在于他对余华90年代作品的以往好感，是戴着对余华“爱”的有色眼镜来评价《兄弟》新作的。郜元宝“欢迎”《兄弟》的内在批评标准是，“作家的优秀并不在于不断创新，恰恰在于不断重复，在重复中深化他一开始冲动地执笔时对这个世界原本不错的领受。”⑦在郜元宝看来，余华的《兄弟》（上）恰恰符合了这种“重复”，即“在继续写作中不断剔除语言的杂质，净化笔墨，在净化中坚持。通俗地说，就是要敢于重复。”⑧ 郜元宝在小心翼翼地对《兄弟》进行了揣测与质疑之后，用一种“重复”美学的评价尺度来肯定余华的《兄弟》（上）。然而，不巧的是，余华的《兄弟》（下）打破了以往的“重复”，用一种粗砺、驳杂的语言代替了以往的“净化”，破坏了郜元宝的“重复”美学。在余华与张清华先生的对话中，张清华对余华《兄弟》的写作风格新变化命名为“混乱美学”。⑨因此，余华的《兄弟》（下）出版之后，郜元宝步入了自己批评陷阱之中，以至于朋友“看我的神情若非幸灾乐祸，也是充满同情：看你还有什么说的。”⑩ “我读完《兄弟》（下），想了想，决定还是要辩护到底，因我确信无论（上）（下），《兄弟》都有值得为之辩护的东西，尽管可能只有一点点，如荒野磷火，然而总不忍听其熄灭。”(11)郜元宝显然感受到了批评的“失误”，但还是决定为余华《兄弟》“辩护到底”。郜元宝用词是很准确的，“辩护”词汇真实深切反映出了这位批评家意气用事的批评特征。郜元宝反对，“简单地对待《兄弟》的简单”，继上文中提出的“重复”美学原则之后，拈出一种“简单的学问”——“靠我们目前的智慧无法改变的太伟大的挡不住的简单”。(12)我不否认郜元宝先生的“简单的学问”的内在真理性，但是，不禁要问，郜先生针对余华《兄弟》中明显存在的种种“诡异”与“混乱”不去探究，为什么单单为“一点点荒野磷火”而辩护不已呢？(13) 这或许是一种批评的“诡异”吧。 解读《兄弟》的逻辑前提，是否不证自明？ 陈思和先生解读余华《兄弟》，引入了巴赫金的文学批评理论，结合自己的“民间”概念，把《兄弟》比拟于西方文学经典《巨人传》，从而不知不觉地把《兄弟》放入了“民间文化”和“怪诞现实主义”的文学批评“装置”之中，继而展开了一系列的经典化、“粗鄙化”解读。对此，我不禁疑问，这种逻辑前提与起点是否不证自明呢？余华的《兄弟》能否与拉伯雷的《巨人传》相提并论、同日而语？ 在陈思和先生看来，余华《兄弟》的李光头形象，与“五四”新文学以来的审美传统相拧相反，与我们习以为常的文学教养和欣赏口味反其道而行之。因而，陈思和先生“为此，我重读了巴赫金的《拉伯雷的创作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民间文化》。这部论著的许多论述，仿佛就是针对我关于《兄弟》的困惑而发的。”(14)在巴赫金提供的文学批评“装置”下，陈思和先生找到了为余华辩护的逻辑起点和内核，“即从我们既有的文学标准和审美习惯中摆脱出来，从我们习以为是的文学传统中摆脱出来。这也就是巴赫金在论述怪诞现实主义是说到的一个基本特点：降低，自我降低……这是一种较大层面较为彻底的降格，降低到被主流审美趣味所遮蔽的民间文学传统基础上，降低到以怪诞为主要特征的现实主义基础之上。”(15) 对于这种比拟论述，陈思和先生仅仅是小心地提到，今天面对的中国当代文学的民间审美形态，与欧洲中世纪民间文学传统有很大的不同，而没有进一步对自己的逻辑前提进行推究，没有省察出余华的《兄弟》与拉伯雷的《巨人传》的巨大差异，没有看到余华的奇观化叙事与巴赫金所论的“怪诞”式现实主义的巨大距离，也没有看到余华的粗鄙化与拉伯雷粗鄙化的内在不同。 首先，余华的《兄弟》与拉伯雷的《巨人传》有着巨大的差异，二者不可同日而语。拉伯雷的《巨人传》在怪诞、诙谐的语言叙事层面之下，展现了一个新时代的思想巨人、精神巨人形象，有着深刻的精神思想内涵。然而，李光头却是一个“集人类各种恶习于一身的时代宠儿，一个粗俗不堪的暴发户、混世魔王”，《兄弟》缺少深刻的人文思想内蕴，不仅没有塑造出崇高的精神巨人，甚至没有达到五四“人的文学”形象高度。 (16) 其次，余华的奇观化叙事不是巴赫金所论的“怪诞”现实主义。对于“怪诞”现实主义，余华曾经在自己的演讲中多次提及。余华在韩国延世大学的演讲较好地论述了“怪诞”一词应有的含义。余华以马尔克斯创作《百年孤独》中的“飞翔”细节为例分析怪诞、魔幻的现实依据——马尔克斯从被风飘起的床单想象到小说中的雷梅苔丝坐着床单飞上了天，进而讲到阿拉伯神话的魔毯、干宝《搜神记》中的随刮风下雨在天上人间来回穿梭的神仙。(17)这些精彩细节和神奇想象与拉伯雷《巨人传》中的“怪诞”是可以媲美的。但是，在余华的《兄弟》中，我们没有发现这种神奇的“怪诞”想象，有的只是没有超出现实领域的奇观化想象。在创造性想象与联想性想象之间，当代中国作家更多的是联想性想象，即一种在大地上爬行的、没有脱离大地束缚的现实性关联想象，如阎连科的《受活》、余华的《兄弟》，非常遗憾地缺少拉伯雷、马尔克斯、干宝的创造性想象以及这种创造性想象的超脱与灵性飘逸。 事实上，余华也没有把《兄弟》作品中的文学想象视为“怪诞”。余华在新浪读书网站的对话中，说：“作家再荒诞还不如我们的现实生活荒诞，作家再高尚，还不如现实生活中的东西高尚，只不过作家在描写的时候集中，社会生活像一盘散沙一样的，一集中你觉得那么荒诞，其实都是发生在我们身上的。”(18)余华认为自己的描写不是“黑色幽默”，不是荒诞，而是“我用我认为的真实的方式写”，“严格归纳的话是现实主义的作品”。(19) 再次，陈思和先生运用民间理论，分析余华《兄弟》中的粗鄙修辞与中国民间传统审美形态的渊源关系。陈思和先生分析，巴赫金所言的“降低”指向了“物质”、“下半身”——“张开的嘴巴、阴户、乳房、阳具、大肚子、鼻子”，并以此来揭示“自己的本质”；中国民间文化审美形态，如农民工的“说荤话”、“黄段子”也有着类似的“粗鄙”。(20)陈思和对中国民间文化的粗鄙化分析是言之有理的。之所以“粗鄙”是相对于“文明”而言的，并没有“恶”的意味。我认为陈思和先生在分析余华的“粗鄙叙事”的时候，恰恰遮蔽了余华粗鄙叙事与中国民间叙事、拉伯雷粗鄙叙事的一个重要区别。余华《兄弟》中的粗鄙叙事，不仅仅呈现为多少章节的“屁股”描写，而在于还有着“窥视屁股”的“卑鄙与恶”，即余华的“粗鄙修辞”不仅仅是对人类“文明”的颠覆与冲击（仅仅如此是可以理解为拉伯雷的粗鄙修辞），可还有着对“恶”的容忍，乃至颂扬（从窥视屁股开始到混事魔王英雄的叙事），以丑陋和卑鄙解构了人类的善良与正义。这种粗鄙修辞显现出的是余华对时代道德沦丧的认同与价值观的混乱，而没有拉伯雷粗鄙修辞蕴含的深刻思想。 为什么陈思和先生对这些巨大差异视而不见？文中，陈思和先生以“灵魂附体”的“恶魔性因素”来为余华《兄弟》作品的“粗糙、通俗”进行辩解。不知，陈思和先生对余华《兄弟》的解读是否也具有某种“集体无意识”因素？ 余华《兄弟》的“冒犯”，是否创造了一种新的叙事风格？ 在余华《兄弟》批评的“上海复旦声音”中，张新颖、刘志荣的《“内在于”时代的实感经验及其“冒犯”性——谈<兄弟>触及的一些基本问题》一文，对余华小说的创作风格和审美想象的呈现方式进行了有力辩护。张新颖、刘志荣先生的评论是非常有分量的，谈到了许多非常有价值的问题，表现出对当代作家失去“直接”表现生活能力的警觉与对文学成见的自觉抵制。 诚如张新颖、刘志荣先生所言，余华写出了这个时代之“象”，呈现了一种“内在于”时代的实感经验。张新颖和刘志荣先生认为恰恰是这种内在于时代的写作方式“冒犯”了以往的文学传统，导致读者不接受余华的《兄弟》。他们以当代文学发展史为例指出，文学起源于冒犯性的力量，不断突破狭隘形式化观念获得创新与发展，进而肯定余华对以往文学传统经验的“冒犯”。 但是，问题在于余华的《兄弟》对读者阅读经验、审美观念的“冒犯”具有文学发展史中的“开放性力量”吗？(21)这种“冒犯”是一种新的文学叙事风格还是一种语言叙事的“失败”？ 余华认为，“当描写的事物是粗俗时，语言也会粗俗；当描写的事物肮脏时，语言就很难干净”。(22)面对这种混乱的现实，难道作家非要以一种语言的粗糙、混乱来表达与呈现吗？余华原先干净、洗炼的语言不能够表现混乱的现实吗？正如此次“上海讨论会”座谈纪要中的一个细小的声音所质疑的：“假如说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是平面化的、怪诞的、无深度的，作家在表现这种生活时，其表现方式是否也应该是简单的呢？对于表现的内容与方法上是否就应该是简单与简单的呼应，平面对平面的对照？”(23)而在张新颖、刘志荣所津津乐道的就是余华《兄弟》中所呈现的混乱时代、混乱景象及与其相映照的“内在于”时代的、粗糙的语言叙事风格。这里必须区分的是，时代的混乱与人物行为、言说话语内容的“混乱”是可以映照的；但是人物话语的内容“混乱”决不等同于语言叙事节奏的粗糙与混乱。 进一步深究《兄弟》，我们就会发现余华所抓住的时代之“象”，仅仅是一个时代的欲望表象而已。在小说的深层结构中，缺少更多的打动人心的、具有时代真实的细节和属于“这一个”的典型叙事。我们都感受到余华对以往作品的内在重复，《兄弟》中仅仅多了一个“当代现实”的镜像，依旧在原有诙谐的、夸张的、重复式的语调轨道中进行某种“狂欢化”叙事，勾勒一种模糊的集体镜像——“群众人”。(24)小说中的三个主要人物形象缺少深入灵魂内部的心理描写，是没有灵魂的木偶。十年之后的余华依然沉浸在旧有的血腥、仇恨、暴力叙事与温情点缀的童年记忆之中。《兄弟》的内容架构和语言叙事依然在昔日“狂欢化”风格中向前滑行，唯一增加的风景就是当代欲望镜像，但已经失去了语言洗炼与明净，处于“失控”的混乱状态之中。 余华的《兄弟》没有创造一种新的叙事风格，只是表现了时代之象而已，当然这也已经不简单了。如张新颖所言，许多作家缺少直接表现时代现实的能力。但是，我们决不能因此而无限制的拔高，看不到余华价值观的混乱和语言叙述的毫无节制，更不应为余华制造一种似是而非的“美学”为之命名。 事实上，《兄弟》是余华十年小说创作沉寂之后，在经历了一系列创作失败之后的尝试之作。张英在《余华：<兄弟>这十年》中叙述了余华在1999年到2003年之间进行长篇小说创作的艰难与挫折：“头一次写了八千字，废掉，第二次写了四万多字，又废掉，后来感觉好一些，一口气写了18万字左右……感觉已经完全不对了。”(25)正如洪治纲所言，《兄弟》是余华在停止小说创作之后的一种“恢复性写作”。(26)余华的妻子陈虹也谈到《兄弟》创作是余华的“一种新的尝试”，是一种“口语的叙述”取代了以往的“诗意的叙述”。(27)因此，无论是恢复性之作还是尝试性之作，《兄弟》都带有明显的转型、不成熟、未定性的语言叙事特征。 从《兄弟》“上海讨论会”看当代文学批评的三种症候 从郜元宝对余华《兄弟》的“欢迎”到陈思和等人参加的“上海讨论会”，一种支持余华《兄弟》的声音——“上海复旦声音”——已经清晰传达出来。“上海复旦声音”从不同视阈、角度对余华进行了一次较为成功的“辩护”，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问题，揭示了余华对当代生活、时代之“象”的审美想象与呈现能力。这种群体性批评操作，在众多否定性批评声浪中，显现了另外一种宝贵的“少数声音”，推进了余华《兄弟》的研究。但是，通过对“上海复旦声音”这些批评文本的批评理念、纹理的省察，结合围绕《兄弟》的众多否定性批评，我们依然觉察到当代文学批评存在的一些不良症候。 1、非捧即骂的意气性、二元对立思维批评症候。 当前余华《兄弟》的批评文章中，充斥了大量的意气性批评，要么是斩钉截铁的痛恨、否定，以高高在上的裁决一切的“法官”名义把《兄弟》批得一无是处，判处《兄弟》死刑，要为作家余华“拔牙”；要么是无条件的“欢迎”、无视《兄弟》存在的严重缺点与局限，高调为余华及其《兄弟》“辩护”，充当“辩护律师”角色。就如鲁迅先生所言的，不是“捧杀”就是“骂杀”。(28) 这种意气性批评，一方面源于批评者的个人阅读冲动，一方面是源于二元对立的批评思维方式。这种意气性、对立性批评思维扰乱了批评者的理性，陷入了简单否定、肯定的误区。 2、创作引导批评、批评家跟着作家跑的“顺势思维”批评症候。 在“上海讨论会”的肯定性批评中，栾梅健先生采用拉伯雷的《巨人传》分析余华《兄弟》的“怪诞”现实主义，有着明显的受余华演讲影响的痕迹。(29)张文玲的《孤独的兄弟——〈兄弟〉与〈百年孤独〉的对读》文章，非常清晰表现了批评者受作家影响、批评跟着作家跑的批评症候。批评者的理性思维始终没有逾越余华，把批评变为证明追随作家、为作家作证的“阐释美学”与“辩护美学”。从郜元宝开始，到“上海讨论会”的几位批评家，他们的余华批评都有着一种强烈的“辩护美学”气息，以至于淹没了批评的批判理性光芒。 陈思和、栾梅健、张新颖、张文玲等人，他们对余华《兄弟》的批评都是建立在一个很高的逻辑基点上。陈思和先生除了引用巴赫金的理论之外还以《哈姆雷特》的复仇机制来分析，栾梅健先生引用《巨人传》对高康大的粗俗描写来“无意说明《兄弟》就是模仿着《巨人传》而创作的”，张新颖、刘志荣意在“建构”《兄弟》在文学发展观念中的“开放性力量”，总之是把《兄弟》与《巨人传》、《百年孤独》、《阿Q正传》等中外经典名著相提并论，置《兄弟》于一个经典化的批评语境之中，间接把《兄弟》经典化了。 3、祛除批判理性精神的、唯市场论批评症候。 陈思和先生分析巴赫金的理论话语“降低，自我降低”，一方面为余华《兄弟》叙事内容粗鄙化的提供合理性理论依据。张新颖、刘志荣先生则径直为余华批判思想的缺失辩护。在张新颖看来，《兄弟》作品好就好在《兄弟》跟“这个时代没有距离”，余华“他本身是作为一个病的成分出现的”，消解作家对时代的批判精神与功能。(30) 张新颖不仅赞赏余华对“医生”身份祛除，而且对批评家的“医生”身份与功能表示否定与质疑。“特别是知识分子或者作家，有时候会产生一种虚妄的想法，觉得我有能力……来拉开自己与时代的距离，或者站得比这个时代高。这种想法其实是未经质疑的。”(31)其实，张新颖的想法，同样是“未经质疑的”。在张新颖的批评意识里，有一种可怕的虚无主义，集中显现为对知识分子批判意识和批判功能的消解。在消解知识分子批评理性之后，作为批评家的张新颖先生还有没有批评理念？ 祛除知识分子批判意识的批评家，就以“市场”作为文学批评的尺度。张业松在《如何评价〈兄弟〉》文章中，首先列举对《兄弟》的大量负面批评，继而推出自己的肯定性评价。仔细阅读就会发现，“《兄弟》则在图书市场上的大卖”使余华对批评意见不在乎，使作者有了“辩护”的底气。“《兄弟》对时代脉搏的把握和它的热买。可以说正是它意图‘正面强攻’的众生万象、生机勃发的当代中国现实给予它的超乎的回馈。”(32)《兄弟》的市场占有率成为批判作品价值的主要标准。栾梅健先生在褒扬余华的文章中，首先是从《兄弟》的110万的销售巨量，来“明确无误地表明广大读者对《兄弟》的赞赏与关注”，佐证《兄弟》的价值。(33) 当代文学批评症候根源的文化探寻 对这样一部恢复性、尝试性之作，一部带有明显的转型、不成熟、未定性的文学作品，郜元宝、陈思和、栾梅健、张新颖等先生为什么表现出异乎寻常的“辩护”热情？除了要表达一种“少数的肯定性声音”批评意图之外，我们不禁疑问，批评家还有没有一种异于作家思路的独特批评创见和对自己批评的审慎反思？当代文学批评症候背后的逻辑根源是什么？ 在“上海讨论会”的座谈会纪要中，上海大学的董丽敏提出了很有意义的问题，“上世纪80年代以来，建立在纯文学观念上的文学把握方式、阐释方式多少年一直行之有效，并没有多少人试图和我们变动的文学环境、生产机制以及由此建立起来的新的文学阐释机制有效地连接起来。”(34)批评家阎晶明先生《市场大手之下的中国文学》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35)张炜先生的《精神的背景——消费时代的写作和出版》为我们了解“当代特点”的文学生产与批评机制提供了“精神背景”，为解读余华《兄弟》的创作和批评提供了新的思想视域。 去神圣化、去崇高感、消解精英、嘲弄理想，大众化、均质化、复制化成为消费时代的审美趣味与文化指向。消费时代恰恰要祛除的就是知识分子的批判意识和批评功能。“在很长的一个阶段，嘲笑一切执著的探索和严整的思想，都会成为一种时髦。于是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所谓的文学界和思想界，打着叛离的幌子、‘解构’的幌子，公然把人类历史上几千年来形成的一些最基本的东西——有些仅仅是常识性的东西——肆意践踏。他们以污蔑和嘲弄为能事，并且在大范围内得到欢呼和肯定，且很快繁衍为一种时尚。”(36) 缺失了批判的理性之维的《兄弟》，刻画了新时代成功者李光头形象以及李光头的无所敬畏、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的成功行为逻辑，而把具有爱与善良的人类高贵气质的宋刚“扼杀”。结合当代中国改革过程中的不择手段的特殊富有阶层，以及“向钱看”、以物质攫取为中心的“新意识形态”，余华对李光头的描写与认同，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消费时代文学作家与“新意识形态”的妥协、合谋。 陈思和先生对余华粗鄙化中的“卑劣与恶”视而不见，“卑劣与恶”已经成为消费时代的文化消费热点；郜元宝、张新颖、刘志荣等人对余华《兄弟》思想的浅薄、“恶”的认同避而不谈，因为“恶”的成功方式、思想浅薄化、“精神生活粗鄙化”已经成为消费时代的“新意识形态”。(37)在消费时代，物质主义观念进一步消解了批评家的批评意识，把“市场”作为最主要的批评参照系。“一切都是为了卖，能卖即是成功”，自然成为消费时代的成功准则。(38)“上海复旦声音”一个重要的批评参照就是余华《兄弟》的超过110万的销售业绩。至此，一套消费时代的文学创作、出版、批评机制及其内在逻辑思维已经明晰显现出来。 余华在随笔集《灵魂饭》中感叹道，“当我还在努力适应今天的这个消费时代，我的儿子生下来就是这个时代的孩子”，“他想得到的东西不再是他是否需要，而是他是否没有。……为此有时候我会感到不安，同时也是无可奈何，因为他不仅是我的儿子，同时也是这个消费时代的儿子。”(39)“消费时代的儿子”，这个非常精辟的词汇，不仅表现了这个新时代精神状况和大众心理态度，而且也是《兄弟》创作与批评生产机制的精妙注释。面对《兄弟》这个“消费时代的儿子”，我们同样不安，我们争执、批评，力图为它培育一颗批判理性的灵魂。 《兄弟》的好与坏，对于余华而言，既是一个“过去时”的话题，也是进行新创作的思考起点。对于自称“还能写15年的长篇小说”的余华，我依然期待，即使是一种苛刻的注视。借用一位批评家的话说，就是“因为尊重，所以苛求”。(40)善意的，乃至于严厉的批评倒是一种真正的爱护，虽然并不乐意中听。但是，应该让中国优秀作家承受压力进行思考。 注释： ①余华：《文学不是空中楼阁——在复旦大学的演讲》，《文艺争鸣》，2007年第2期，第109页。 ②陈思和：《“李光头是一个民间英雄”——余华〈兄弟〉座谈会纪要》，《文艺争鸣》，2007年第2期，第84页。 ③④⑥⑦⑧郜元宝：《我欢迎余华的“重复”——评〈兄弟〉上》，《文汇读书周报》，2005年9月16日。 ⑤郜元宝在《我欢迎余华的“重复”——评〈兄弟〉上》仅在文中对“《兄弟》上”出版方式间接表达不满：“（我这样行文多别扭啊）”。《文汇读书周报》，2005年9月16日。 ⑨余华、张清华：《“混乱”与我们时代的美学》，《上海文学》2007年第3期，第85页。 ⑩(11)(12)郜元宝：《为<兄弟>辩护到底》，《新京报》，2006年4月16日。 (13)郜元宝在《我欢迎余华的“重复”——评〈兄弟〉上》对《兄弟》创作的推断是错误的。郜认为“只有第三种可能，即（下）已经定稿，但（作者或出版者）故意不拿出来。”但是，从余华的许多对话看来，《兄弟》（下）还没有完成，还在修改过程中。一个小细节，可以证明：即在《兄弟》（上）的《后记》说“篇幅超过了四十万字”，而在（下）的《后记》中改为“五十万字”。对于这种创作的“轻率”，郜先生在《为〈兄弟〉辩护到底》避而不谈。 (14)(15)(16)(20)陈思和：《我对〈兄弟〉的解读》，《文艺争鸣》，2007年第2期，第55页，第56页，第55页，第60～61页。 (17)余华：《飞翔和变形——关于文学作品中的想象（一）》，见余华博客。 (18)(19)余华：《作家再荒诞也比不过现实荒诞》，见新浪读书，http://book.sina.com.cn。 (21)(30)(31)张新颖、刘志荣：《“内在于”时代的实感经验及其“冒犯”性——谈〈兄弟〉触及的一些基本问题》，《文艺争鸣》，2007年第2期，第77页，第71页，第71页。 (22)(26)洪治纲、余华：《回到现实，回到存在——关于长篇小说〈兄弟〉的对话》，《南方文坛》，2006年第3期，第30页，第35页。 (23)郭静：《“李光头是一个民间英雄”——余华〈兄弟〉座谈会纪要》，《文艺争鸣》，2007年第2期，第92页。 (24)张未民：《“李光头是一个民间英雄”——余华〈兄弟〉座谈会纪要》，《文艺争鸣》，2007年第2期，第85页。 (25)余华、张英：《余华：〈兄弟〉这十年》，《作家》2005年第11期，第2页。 (27)马芳芳：《妻子·余华·兄弟》，《时代人物周报》，2005年9月1日。 (28)鲁迅：《骂杀与捧杀》，《鲁迅全集》(5)，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85页。 (29)(33)栾梅健：《兄弟：一部活生生的现实力作》，《文艺争鸣》，2007年第2期，第69页、第65页。 (32)张业松：《如何评价〈兄弟〉》，《文艺争鸣》，2007年第2期，第83页。 (34)董丽敏：《“李光头是一个民间英雄”——余华〈兄弟〉座谈会纪要》，《文艺争鸣》，2007年第2期，第87页。 (35)阎晶明：《市场大手之下的中国文学》，《瞭望新闻周刊》，2003年11月10日第45期，第48页。 (36)(38)张炜：《精神的背景——消费时代的写作和出版》，《当代作家评论》2005年第1期，第6、7页。 (37)王晓明：《九十年代与“新意识形态”》，《天涯》，2000年第6期，第14页。 (39)余华：《灵魂饭》，南海出版公司，2002年1月版，第20～21页。 (40)黄发有：《因为尊重，所以苛求》，《南方文坛》，2005年第3期，第118页。 原载：《文艺争鸣：理论综合版》20082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