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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说的第一句话是，感谢《中华读书报》的公平、公正与宽容。“书评周刊”自发了杨小洲先生的《让人不放心的“风雅”》（9月24日第10版）后，又发了姚宏越先生持不同观点的《如此“风雅”，或可接受》（10月22日第10版）。今又有雅量，让我这个当事人说两句。 评论家与作家是一股道上跑的车，作家欢迎评论家提 出中肯的批评，以完善作品；但杨小洲先生对拙著《曾经风雅》的批评，我有不同看法。 杨先生在扫视《历史的棱角》、《乱世浮生》后，认为“其实都是道听途说的故事，史料颇多可疑处”；又认为《旧痕新影说文人》和《曾经风雅》“大抵以拔高传主为义务，多猜测与想当然的描述”，为作者“信手给历史人物事件下结论感到可悲”。其尺码之大，令我震惊；其言之尖刻，令我不安；其某些无据妄断，迫我不得不辩白。仅就他举的四个有代表性的例子，回应如下： 一、说苏雪林是“‘五四’时代文坛的老祖母”、“据考是苏轼后裔”。称苏为“老祖母”非我首创；更况当时她已近百岁，与冰心同辈，有“冰雪聪明”之说；以此称她，似不为大过。而且这是文中应对一年轻同事问我：“苏雪林是哪个省冒出来的青年作家？”我以玩笑的口气说“她是五四时代文坛的老祖母”。此处的“老祖母”是应对“青年作家”而说的，何谈“结论”？至于“据考是苏轼后裔”，请读《浮生九四——雪林回忆录》（台湾三民书局1991年版）第1页。“据考”并非我“考”出的。近年大陆多种版本“苏传”都沿此说，有的还考出她是第三十三代。 二、关于“当时上海大学有个教授叫施存统，他以一篇《非孝》赢得暴名，一时名驾瞿秋白之上。”此话有“依据”。请看《施蛰存七十年文选》（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307页。“在那时候，施存统的社会名望高于瞿秋白，所以丁玲‘常常去他那里玩’，而瞿秋白在丁玲的认识里，还只是‘觉得还是可以与之聊天的’”。施蛰存先生说“在那时候”，我写的是“一时”，都有特定的背景。何来褒谁贬谁一说？此话也根本不是什么结论，是施蛰存先生在表述丁玲的“傲气”，对施存统、瞿秋白的亲疏关系原因而说的。 三、杨先生在文末“叹息”：“黄慧兰三岁时戴的金项链上嵌的钻石竟有80克拉！”认为这是“不知何处得来的传说，细心的读者大多知道80克拉几无可能做成三岁幼儿的项链。”我始终没能读懂杨先生的这句话。谁用钻石去做项链？钻石不嵌在某种载体上，又怎能去做项链？哪来的“几无可能”，而是根本不可能！不过，我引此话绝对不是“传说”，请看《没有不散的宴席——外交家顾维钧夫人自述》（黄慧兰著，天津编译中心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第57页。“我不到三岁时，妈妈将一条带有一颗80克拉钻石的金项链围在我颈上。它和我拳头一样大，对于一个幼儿是很不合适的。” 上述三件史实，我都引自传主的“自传”或目睹者口述。白纸黑字，何错之有？我既没“猜测”，也没“想当然”，更没“乱下结论”。 杨先生说我“以拔高传主为义务”、“乱下结论的句子通篇皆是”，是耶，非耶？褒乎，贬乎？“放心”也罢，“不放心”也罢，读者会自辨。杨先生大可不必把自己没有读到的史料，自己认为是不可能的事，或不分析具体语言环境，就断章取义作为自己的论据，以偏概全，就妄断他人言之不确或无根据或“拔高”，更不该单凭自己的“想当然”就随意给别人“乱下结论”。 令杨先生“笑百步”的是，我把苏雪林攻击鲁迅的年代“三十”弄成“二十”。我该打屁股并深表愧疚，向读者致歉。不过，我自忖虽学识浅薄老而昏，但决不至于可笑至此。错不全在手民误植，怪我没有认真校对，责当在我，这是教训应当记取。就像杨先生竟两次把我的书名“背影”写成“背景”一样，也无啥可笑。圣人也有错，况我辈凡夫俗子。 话得说回来，我还是要感谢杨小洲、姚宏越先生，他们以不同的方式给我以策警：要严格自律，珍惜自己的羽毛。 原载：《中华读书报》2008-11-5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