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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评价当前中国文学，当然存在着见仁见智的差别，但不管怎么说，它确实是面临着一定的困境和问题。最近，一些思想界人士和西方学者对中国文学的现状表示了尖锐的批评，虽然不一定完全合理，但应该引起我们的警醒。在文学的各体裁中，长篇小说是最有影响力的，它的特点、成绩和缺陷在一定时代中也具有较强的代表性。本文试图以长篇小说为个案，对当前中国文学作出一些透视和思考。 艺术 虽然近年来，文学标准被严重的泛文化化，艺术性问题遭到冷遇，但我以为，艺术性是文学拥有独特价值和魅力的基础，无论在什么时候，它都应该是评价文学的一个重要标准。艺术标准的内容有一定模糊的空间，但大体而言应该包括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技术的精细和完备。即艺术表现上不出现技术性的差错，包括各种叙事、抒情方法，人物塑造，语言结构等各个方面都表现出较高的艺术水准，很好地传达作家所意图表现的生活和思想感情，显示出较强的艺术感染力；二是艺术创新能力。即能够对前人的艺术形式或表现方法有所推进，以新颖性和创造性突破陈规习见，唤起人们新的审美享受和阅读期待，从而为民族文学传统和世界文学作出贡献。 从技术层面来说，当前中国文学应该说已经进入了比较成熟的阶段。经过大半个世纪新文学作家们的探索，经过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先锋作家向西方文学的大胆借取和积极学习，一般性的现代文学技巧已经能够为绝大多数作家所掌握和运用，并在当前文学中广泛而普遍地运用。与新文学之前的其他阶段相比，尤其是与二十世纪五十至八十年代相比，当前文学的总体技术水准是高的。 创新方面也有可称道之处。当前许多作家的创新意识是比较强的，而且，经历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单纯的西方化和形式化探索的失败，一些作家开始有意识地向传统文学回归，寻求更本土化、更独立的文学方式，其中的许多探索是很有意义的。如贾平凹的文学语言和叙述方式，如格非、李锐的结构方式和叙事技巧，莫言的小说精神和文学构架，都是这方面较突出的成果。此外，其他作家，如阎连科、韩少功、史铁生等，以及懿翎的《把绵羊和山羊分开》、李洱的《花腔》、孙惠芬的《上塘书》等作品，都在小说形式、叙述方法等不同的方向上作出了自己的创新探索。看每年新出版的长篇小说，在艺术形式上确实是相当斑斓和丰富，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前的单调局面不可同日而语。 但是，这并不是说当前的长篇小说艺术已经相当完美，相反，它给我们的印象更多是不满足和不满意。其中一个最大的原因是粗糙者太多。最近十几年是长篇小说创作的丰收期，每年出版的作品数量不断递增，达到了年产近千部，但其中艺术粗糙简单者占了相当大一部分，自我重复、技术粗疏和简单化的现象普遍存在，叙事上的漏洞、情节上的破绽、语言的僵硬板滞，都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即使是那些在评论界受到好评的许多作品，包括获得了茅盾文学奖等荣誉的作品，艺术表现上存在问题也是常见的事情①，很多有影响的作品（如《檀香刑》、《兄弟》、《秦腔》等），也都被读者和批评者指出存在着简单的常识错误。与之相应的是，近年来长篇小说几乎没有塑造出真正独具个性、给人深刻印象的人物形象，取而代之的是大批面目模糊的类型化、平面化人物②；作家的细节描写能力也普遍下降，无论是在人物语言、心理描述，还是在景物和场景描述上，有感染力的细节普遍匮乏；语言的粗糙简单更是近年来许多长篇小说（也是其他小说）的共像，其中很少能够看到像鲁迅那么凝练，像沈从文、张爱玲那么优美，像茅盾和老舍那么准确的文字。与现代文学时期的优秀作家相比，当前文学的文字表达能力有明显的下降。 艺术创新方面的问题也令人担忧。一方面，虽然有创新追求的作家不少，但更多的作家是固守在传统领域中，对前人或自己进行简单的重复，马尔克斯、福克纳、卡夫卡的叙述幽灵依然徘徊在许多作品的身上（这当中还包括一些著名的作品）。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曾经泛滥一时的间接叙述方式，即不用引号方式直接叙述人物对话，改用客观叙述代替。这种方式虽然能够加快叙述节奏，但也很容易使故事单调，缺乏必要的语言张力。它的流行显示了一种时代性的叙述惰性。另一方面，具体的创新实践中也存在着不少问题。许多作家尝试对传统的回归很有意义，它关涉到自我主体的真正确立，以及作家们如何真正摆脱西方文学巨大的影响阴影等问题，难度很大，而且，在形式创新上也存在着限度和方向等问题。这些问题对作家的创新努力构成了深重的困扰，可以说，其中取得真正成功的并不多。 值得指出的是，困扰当前小说艺术性的关键，也许最主要的不是作家的能力问题，而是创作态度问题。因为相当一部分作品的艺术缺陷并不复杂和艰深，它们不是作家们不能做到，而主要是由于创作者的心浮气躁，不能静下心来专心打磨。与之相应的是，当前的文学批评界也缺乏对文学艺术性足够的重视。近年来，批评界过于集中地关注创作题材和政治关系，关注作品的销售量和 原载：《南方文坛》2007/04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