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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其庸先生经过研究和实地考察，认定项羽并非自刎乌江，而是死于安徽定远境内之东城。2007年，他在《中华文史论丛》（第二期）发表《项羽不死于乌江考》长文，追根溯源项王自刎乌江的说法是从唐代《史记正义》开始的，元代杂剧《萧何月夜追韩信》将这一讹传推至家喻户晓。本文仅就冯其庸先生的《项羽不死于乌江考》（下称冯文）谈点管窥蠡见，以就教于冯先生兼及专家学者，以期通过讨论，澄清史实，还历史固有面貌。 “检验核正”有悖史实 冯文共分四节，其在第一节“司马迁对项羽败、死的叙论”中云，“检验核正”了《史记》、《汉书》、《资治通鉴》、《通鉴纪事本末》等史籍有关项羽之死的全部文字。“除《项羽本纪》中有‘于是项王乃欲东渡乌江，乌江亭长舣船待’两句涉及乌江……其余无一处写到项羽乌江自刎，相反却是明确说‘身死东城’。”并说：“项王乃欲东渡乌江”中之“欲”字，是意向性之词，说明“它的未遂性”，因为一个“欲”字，不可能把项羽一下（从东城）转到二百四十华里外的乌江。项羽既没有到乌江，“乌江亭长怎么可能舣了船，跑到东城来接项羽呢？这是文章明显的纰漏”。 果如冯先生“检验核正”的这样吗？请看司马迁在《史记·项羽本纪》叙述项羽到了乌江临江不渡，赠马与亭长之后的一段文字： 乃令骑皆下马步行，特短兵接战。独籍所杀汉军数百人。项王身亦被十余创。顾见汉骑司马吕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马童面之，指王翳曰：“此项王也。”项王乃曰：“吾闻汉购我头千金，邑万户，吾为若德。”乃自刎而死。王翳取其头，余骑相蹂践争项王，相杀者数十人……。 司马迁这里明显地记叙了项羽在乌江渡口与汉军激战后“乃自刎而死”，后之《汉书》、《资治通鉴》、《通鉴纪事本末》等都著录了这段史实，称项王在乌江渡口“蹙自刭”、“乃自刎而死”、“乃刎而死”。这表明班固、司马光、袁枢等历代史学大家，对项羽自刎乌江不持有任何疑义。否则项羽与汉军激战前与乌江亭长那段对话，以及自刎后王翳、吕马童等五人抢夺项羽肢体邀功封侯的记载又从何而来？应该说，司马的记载是真实可信的。 阴陵大泽不在定远境内 冯文在其第二节“司马迁对项羽自垓下至东城的战斗历程的叙述看项羽的死地”中云：项羽“直夜溃围南出，至阴陵为田父所绐，误陷今定远古城村西泽中”。其时与楚军“还隔着一段距离”，项羽“乃复引兵而东，至东城。因此司马迁在论赞中说项羽身死东城是十分确切的，无可怀疑的”。 笔者认为，首先得明确项羽真正迷道于何处阴陵，然后才能确定项羽是自刎于秦置的东城县乌江亭，还是身死定远之东城。熟悉楚汉争霸历史的都知道，项羽自垓下突围到乌江自刎这段时间，淮南首府寿春与江北重镇广陵（今扬州市）之间，汉军势力还未完全到达。项羽通过钟离（临淮关）、当涂（蚌埠西涂山），直趋江东，一则比较便捷，二则阻力较小。为尽快争取时间东渡，他不可能舍近求远绕道定远西北60余里的阴陵，然后再折向乌江东渡。即便如此，但于定远靠山集之南的古阴陵城（今名古城集），近旁也并无“大泽”可寻。经古城集向南，地势逐渐趋于低平。由青洛河再流经一段很长的路程，一直到炉桥北转成窑河汇入高塘湖，方形成积水洼地。即使这里算作“大泽”，项羽其时窘急万状，急待渡江，怎么也不能绕到炉桥以北方误陷于此；何况这里离阴陵古城很远，也不能算作“阴陵大泽”。冯先生未综合更多史料进行认真考证，便率尔定论，将项羽迷道于历阳（今和县）之阴陵山而认定为定远之古阴陵城，这是有悖史实的。 笔者之所以持如是说，一是《史记》、《汉书》写山，大多将山字省却。如《史记·韩世家》的“今楚兵在方城之外”、《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的“遂解阏与之围”、《汉书·鲁元王传》之“教皇帝居霸陵”等等，这些在引文中的诸如“方城”、“阏与”、“霸陵”等无不是山的简称，《项羽本纪》中的”阴陵“亦可作如是观。 二是查阅史籍，也不难得到印证：《读史方舆纪要》云：“阴陵山，在全椒东南二十五里，项羽东渡乌江，道经此山……项羽迷道陷大泽处也。”《和州志·舆地志》载：“阴陵山，州北八十里，即项羽迷道处。”《历阳典录·山川》就直接把“大泽”明确在阴陵山近旁：“阴陵山，州北十八里，旁有泽名红草湖，春夏之交，潦水涨发，弥漫无际，所谓阴陵大泽者也。”红草湖即今和县绰庙境内阴陵山畔之裕民圩。《纲鉴易知录》云：“阴陵山，在今安徽和县北，接江苏江浦县界。”类此记载，仍有很多。 三是从古代诗文中也能找出佐证：唐代诗人刘禹锡被贬为和州刺史，在其《历阳书事七十四韵》里，就有“一夕为湖地，千年列郡名，霸王迷道处，亚父所封城”这样的诗句。收入《全唐诗》中的张祜一首《过阴陵山》，亦有“壮士凄惶到山下，行人惆怅到山头：生前此路已迷失，寂寞孤魂何处游”的喟叹。这里明确是过阴陵山，而不是过阴陵城。此外，再结合项羽的行军路线与阴陵山和乌江之间距离及其沿途战况来看，项羽误陷之阴陵大泽，亦当以今和县绰庙集之裕民圩为是。弄清了项羽迷道处的真正所在，及其“身死东城”之东城究竟是何处之东城也就不难确定。从史籍来看，采摭繁富的《太平寰宇记》载：“乌江本秦乌江亭，汉东城县地，项羽败于垓下，东走至乌江，亭长舣舟待羽处也。”熟悉图籍、深谙历史的唐朝宰相李吉甫在其《元和郡县图志》中也持如是说：如果说项羽至定远东城即被斩杀，又怎么能“东走至乌江”？ 细心的读者还可以发现：班固在《陈胜·项羽列传》中除几乎全部援引《项羽本纪》所述，还特意加了一句“于是引其骑因四溃山而圜陈外向”。这可是不可忽视的重要一笔。项羽从阴陵山向东至乌江，实际上当时只到了一座无名山，就被汉军团团围住，这就是《项羽本纪》里所谓“乃分其骑四队四向”之处。因当时此山无名，司马迁无法记述。二百年后班固考核后才特意在《汉书》予以补述，并正式定名为“四溃山”（今名驷马山）。明代《和州志·地舆志》有记载：“四溃山在州北七十里……项羽既败垓下走至东城，所从二十八骑，汉兵追者千余人，乃引其骑依四溃山为圜陈即此山也……汉兵四面围羽，楚兵四向驰下，溃围斩将于此。”（见《中国古今地名大词典》及《辞源》“四溃”条目注释） 很明显，阴陵山、四溃山，均在秦置历阳县境内。明乎此，我们对项羽的行动路线就清晰了：直夜（当夜。冯疏解为半夜，不确），垓下突围南驰——平明（天刚亮）渡淮加速东奔——阴陵山迷道（当日）——四溃山圜陈（时间紧接迷道之后）——乌江自刎（四溃山斩将溃围之后）。这就吻合了《项羽本纪》记述。项羽垓下突围，东渡江东，是他摆脱困境、再起东山的最大愿望，当时这只是愿望而并未形成事实，司马迁于此用了一个“欲”字，何其精准，何其传神！怎能因为一个“欲”字，就断定项羽自刎乌江是“以讹传讹”的民间传说？ 至于说“乌江亭长舣船待”是“空穴来风”，更是无视事实：其时历阳、乌江同属楚地，项羽垓下突围东渡又每每受阻，乌江人民能不早有耳闻而寄予深深关注？尤其是战火烧到阴陵山、四溃山一带，近在咫尺的乌江父老，对其一向景仰的项王的险恶处境能掉以轻心、置若罔闻而不为之谋？当然要千方百计地提供方便，助他过江，好让他十年生聚，再展宏图。因此作为当地人民代表之乌江亭长，舣船待于江边以渡项羽也实在是情理之中。 项羽既到了乌江为何欲渡而又拒渡呢？《项羽本纪》说得很清楚：丁壮苦军旅，老弱罢转漕，项王渭汉王曰：“天下洶洶数岁者，徒吾两人耳……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为也。”这还是“楚汉久相持未决”时，项羽就深深感到百姓深受战乱之苦，心生恻忍。而今当年随自己南征北战的八千子弟无一生还，单身独渡，一则无颜见江东父老；二则渡江后汉军势必要穷追不舍，把战火引到江东连累百姓，则更加于心不忍。明礼部郎中汪佃在《重修霸王庙记》中说得很精辟：“王自分天亡……，不忍觊倖福于万一，重困江东之子弟也。故予谓其不除沛公近于义，不渡乌江怜于智，显存故交信也，阴全江东仁也。夫义以制事，智以决之，守之以信，成之以仁，四德具……”项羽临江不渡的人格之美，在这里得到充分的展现。 《史记正义》疏解有据 冯文第三节主要论点是：“因《史记》原文叙述上的矛盾，引起各家疏解上的矛盾”，并引《项羽本纪》正文“期山东为三处”注为例，《史记正义》注云：“期遇山东分为三处，汉军不知项羽处。《括地志》云：‘九头山，在滁州全椒西北九十六里’。《江表传》云：‘项羽败至乌江，汉兵追羽至此（九鬥山），一日九战，因名。’”冯文说《项羽本纪》正文未提到九头山，注文却突然冒出了个九头山；并说经过调查，全椒、和县都没有九头山，“《括地志》和《江表传》只是以讹传讹，不可轻信”。那么长于地舆之学、历来被史学界认为《史记》地名“考证尤为精僻”的张守节，怎么能在《史记正义》中，偏偏在地名考证中“突然冒出了个九头山”呢？笔者检阅史籍和实地考察发现张守节并没有注疏无据： 九头山，亦名阴陵山，九鬥山，位于江浦、和县、全椒两省三县交界处。现属和县管辖。由插花山、灰头山、龙王山、马鞍山、癞头山、犁头山、宝塔山、蔡家山、横山等九个小山构成。从全椒南看，九个山头，一目了然。和县、江浦称阴陵山，全椒称九头山。 《太平寰宇记》载：“《寿春图经》曰九鬥山，一谓阴陵山。《江表传》云；项羽败，东走乌江，取此山过，汉遣灌婴追羽。兵至此，一日九战，因名九鬥山。其西五里有迷沟，相传项羽迷道处也。” 它如《元和郡县图志》、《方舆胜览》、《读史方舆纪要》、《和州志》等史书都有明确记载。由此可知，张守节这条注释有根有据，填补了《集解》、《索引》的疏漏，点出了楚汉双方在阴陵山一日九战的紧张、激烈的战况，可谓功不可没。说“误解”滥觞于《正义》是很难成立的。冯先生之所以要否定九头山之存在，无非是想抹煞项羽战经此山败走乌江的史实罢了。 再就冯先生多次考察之垓下、东城、阴陵、虞姬墓、九头山等遗址来看，说“九头山有名无实”。实则，九头山（即阴陵山）至今仍然矗立在滁河南岸之和县境内。再以虞姬墓为例，定远有、和县有，垓下亦有，就在灵璧垓下旧址之东。灵璧县《重修虞姬墓碑文》云：“……或谓定远之南，亦有姬墓，彼葬其首，此葬其身，花歌草舞，傅会有之，头岱腹嵩，荒唐颇甚。”可见定远之虞姬墓，系附会而成。冯先生偏偏只说定远有虞姬墓，不知出于何意？ 戏剧讹传不能成立 冯文第四节中的重点是：“到元代金仁杰把项羽之死戏剧化了，于是才有了项羽乌江自刎之说，一直以讹传讹到现在。”这真令人大惑不解：金仁杰这出《萧何月夜追韩信》的杂剧，即使影响再大，也只能影响元代中期以下的历朝历代，对于元以上有关项羽于乌江自刎的文字记叙，又当作何解释？ 请看：唐开成元年（公元836年）宰相李德裕的《项王亭赋并序》云：“……舣舟不渡，留骓报德（指项羽赠乌骓予乌江亭长），亦可谓知命矣。自汤武以干戈创业，后之英雄莫高项氏。感其伏剑此地（乌江自刎）……尚识舣舟之岸焉，叹乌江之不渡。……谢亭长而怅然，愧父兄兮不渡、既伏剑而已矣……”唐诗人杜牧，作《乌江亭》绝句云：“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宋王安石《题乌江霸王庙》诗中云：“百战疲劳壮士哀，中原一败势难回。江东子弟今犹在，肯为君王卷土来？”宋乌江县令龚相《项王亭并叙》云：“……慷慨悲歌，溃围南出，临江不渡，留骓报德。”宋诗人陆游，在七绝《项羽》中云：“八尺将军千里骓，拔山扛鼎不妨奇。范增力尽无施处，路到乌江君自知。”宋女词人李清照《夏日绝句》云：“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散见于历代的诗文还有很多。 元代金仁杰杂剧“戏剧化”“讹传”，怎么也不能讹传到唐、宋诸代。笔者认为：乌江是秦置东城县的辖境，太史公之所以前提项羽自刎乌江，后说“身死东城”无非是一种变文避复，互见足义的修辞手段罢了。《史记·匈奴列传》载：“冒顿纵精兵四十万骑，围高帝于白登”，而《高祖本纪》却说：“……匈奴围我（高祖）平城，七日而后罢去”。因平城县有山曰“白登”，司马迁说“围高帝于白登”，和“围高帝于平城”都是一回事，犹如太史公前说项羽于乌江“乃自刎而亡”，后说其“身死东城”，与上述记述手法完全一致，并无矛盾可言。 宋代和州领历阳、乌江二县，这里的东城也明显指的是乌江。曾任和州巡检之宋代诗人贺铸，在《迁家历阳江行夜泊》诗中写道：“黄泥潭口杈征蓬，回首东城只眼中。”“黄泥潭口”，即今离乌江很近的石跋河的一个叉江口，东城即乌江，句意十分明显。否则贺铸绝不能看到二百里外定远东城的灯火夜景。北宋进士郭祥正在《姑熟乘月泛鱼艇至东城访耿天骘》的诗中云：“姑熟东城，长江八十里。”依《中华大字典》注：“为往返也。”姑熟（今当涂）至乌江来回水路正好八十里。再如家住乌江之唐代诗人张籍，在乌江《闲居》诗中云：“东城南陌尘，紫幌与朱轮”，非身在乌江岂有是见？冯先生主观臆断，硬把“身死东城”之东城扯在离乌江“二百四十华里”之定远东城，岂不有违史实么？ 至于《项羽本纪》出现一些衍文，如“汉军数挑楚军战……大司马咎、长史翳、塞王欣……”这段文字中之“翳、塞、王”以及“项王已定东海来”之“已定东海来”等字句都是错简和后人鲁鱼亥豕所致。这些都不是太史公司马迁的过错，轻率地指摘《史记》原文叙述矛盾，是有欠公允的。 总之，《史记》是一部信史，“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班固评《史记》语）司马迁是一位伟大的史学家，项羽于乌江自刎是铁定的事实，不容置疑！ 原载：《文汇报》2009-02-10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