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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读过河西先生不少文章，感觉作者有自己的见解，阅读和涉及的面也很广；但常常提出一个话头却不将话说深说透，有时是话题很有意思但不知要表达的是什么意思。这可能是由于他常在一篇文章里谈许多问题，而又没经过仔细的清理。说到底，还是下笔太快，至少是写的比想的多。1月15日《文学报》头版的《为顾彬辩护》，就是一例。 说是辩护，此文却通篇在说新闻界对他自己的不公，当然也提到顾彬的理论，提到外语问题和“垃圾”问题，还有朱文的文章被错排，阿城的文章被删，还有“文学杂志和文学史本身就不可靠”，等等。捧读再三，恕我直言，我觉得一个问题也没说清。 我最感兴趣的还是作者对顾彬的看法，看来他是要强调“他的真诚，他深入的反思和他对中国文学的期望”的，可惜从文中读不到稍可服人的材料和论证。说顾彬没有说“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只说卫慧、棉棉的小说是垃圾)，没有说“作家不学外语就不能写作”(只说是翻译创造了现在的汉语)，这恐怕连顾彬自己也不会相信。不知作者有没有听说过“说有易，说无难”？也就是，说一样东西“有”，这不难；说一样东西“无”，则须谨慎。因为你没见过的，不等于不存在。作者可能只根据自己参与的一次谈话和一次发布会，就下这结论的。而在此之外，顾彬作了无数的讲演，接受了大量的采访(他对媒体报道有一种独特的敏感和热情，也善于选择时机)，他在海外的几次答记者问早已公开发表，有的已译成中文。我自己还参加过同济大学中德学院组织的与顾彬先生的三人谈(另一人是陈思和教授)，他关于中国作家没有思想、当代小说粗制滥造、不通外语搞不好创作等基本观点，我和在场的近百人都是听到的。我并不认为他说的都是错的，但确有以偏概全和哗众取宠的成分。我曾举出中国作家写的有思想也有影响力的最新创作，而他显然没有读过；我也指出了他的文学史研究的盲点，即没有足够重视中国的真正的纯文学——散文(含随笔和杂文)。他没能提出有力的反驳，只是很有力地说:“听了你们的话，我对中国文学更失望！”他显然是无论如何都要坚持自己观点的。既如此，又何需河西先生代为“辩护”？ 顾彬作为汉学家，曾受到过西方媒体的重视；但近十年来，他受到了冷落。他把这怪罪于中国作家不争气，没有写出震动世界的作品，牵累了汉学家的地位。这层意思，他在同济大学也流露过。我相信他对中国文学确有真诚的反思，他的研究也有独到的价值；但他的一再故作惊人语，也暴露了焦躁和非科学化的一面，对此我们也该有清醒认识，而不必太“粉丝”了。 原载：《文学报》2009-01-22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