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8年的诗歌研究和诗歌批评中，“重写诗歌史”似乎是个突出的趋向。从2008年第4期开始，《当代文坛》杂志就专门开辟“重写当代诗歌史”的栏目，先后发表了罗振亚、张清华和敬文东等诗歌批评家与诗歌史研究者的一系列论文，分别对中国当代诗歌史的编撰实践与已有成果、对“朦胧诗”诗潮和“第三代诗歌”作了颇具新意的梳理、反思与“重新”研究。 “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领域中，诗歌研究相对处于边缘性的位置。但这并不意味着它的水准和它所取得的成就一定很低。恰好相反，我以为正可能是诗歌研究，才在很多方面代表了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较高水平。但是，很多文学史在诗歌史的叙述上没有力量，诗歌史的叙述对诗歌史真相的呈现还有一定的距离。比如说，一本当代文学史，大部分都是关于小说的介绍，上世纪90年代诗歌却只有三四页，这与它的成就与地位是不相称的。”何言宏如此表达自己对“重写诗歌史”的肯定。 “重写诗歌史”在使人们对诗歌事件有了重新认识的同时，也可以使人们对当代中国诗歌进行更为恰当的历史叙述。比如张清华的《朦胧诗:重新认知的必要和理由》，讲述了“朦胧诗”的历史原貌或被忽略的另一面，为作为一个文学史关键词的“朦胧诗”概念和当年的“朦胧诗”运动所导致的历史遮蔽作了“去蔽”工作，“不仅让我们窥见了其中相当复杂的历史机制，还让我们对一些重要诗人的诗歌创作和诗歌史地位产生了新的理解。把我们的诗歌史研究中一直众说纷纭、线索模糊和纠缠不清的概念做了极具价值的历史清理，非常清晰地呈现了那个年代的诗歌史格局与历史图景。”何言宏说。 事实上，不少人在对当代诗歌的重新认识上做着尝试。一些诗歌史的当事人和见证者们的有关自传、回忆与口述资料，为诗歌史提供生动鲜活的局部与细节。而研究者们的系统研究，则是对诗歌史全局的营构、调整与修正。评论家谢冕的《为了一个梦想(中国新诗1949－1959)》和洪子诚的《1960年代的两岸诗歌问题》两篇长文，一个从“共时性”方面把握两岸诗歌历史特征，一个在中国新诗的内在本质和历史逻辑的内部、从“历时性”方面揭示了两岸诗歌之然与所以然，“在‘一个中国’的治史原则下，如何很自然地打通和有机整合海峡两岸的诗歌/文学历史，一直是中国当代诗歌/文学史研究的重要问题与学术难点，这两篇文章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治史思路。”何言宏介绍。 “‘重写诗歌史’不仅具有自身的价值，对整个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历史‘重写’，都是一个相当重要的突破口。”何言宏说。 原载：《文学报》2009-02-26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