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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批评:求真,还是“为善”?

http://www.newdu.com 2017-10-29 中国文学网 李建军 参加讨论

    

    ●如果那些承担批评职责的人,普遍缺乏怀疑的勇气,普遍选择一种苟且、妥协的生活姿态,那么,人们就很难看到有活力、有个性、有思想的批评家,批评就会沦为夸饰的广告词、沉闷的说明书、低级的拍马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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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文化里,似乎存在着这样一个矛盾现象,那就是,它一方面强调中庸,一方面却又表现出极端的“排中”性,倾向于用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先把世界划分成两个相互冲突的部分,然后,在二者之间做出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
     例如,“求真”与“为善”、“正直”与“忠厚”,本来不是互不兼容的,但是,在中国文化的阐释语境里,却常常被视为对立的关系。吕坤在《呻吟语》中说:“正直者必不忠厚,忠厚者必不正直。正直人植纲常扶世道,忠厚人养和平培根本。然而激天下之祸者,正直之人;养天下之祸者,忠厚之过也。此四字兼而有之,惟时中之圣。”所谓“时中之圣”是近乎超人的,所以,对于常人来讲,“兼而有之”的境界,几乎是无法企及的,如此一来,最后的结果便只能是,要么为了“求真”而做一个“正直”而不“忠厚”的人,要么为了“为善”而做一个“忠厚”而不“正直”的人。
     其实,对任何形式的批评来讲,“为善”与“求真”并不矛盾。虽然批评的首要任务,是说真话与求真理,但却是寓善于真的,——批评家通过说真话,来体现自己的善念,来实现求善的目的。一个批评家,如果不能求真,不敢说真话,那么,也就别指望他能在文学的意义上“为善”,因为,虚假的判断里,只有“伪善”,没有别的。当然,与寻常意义上的“与人为善”不同,批评所“为”之“善”,是一种更高意义上的善,而不是庸俗的人情关系意义上的善。
     有道是:“顺了人情公道亏。”批评家倘若想说真话,就必须摆脱庸俗的利害考量和人情纠缠。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也说:“把友谊放在真理之前是错误的。”究其原因,无非是因为,如果把利害关系和个人情感放在第一位,就会导致公正感的丧失,就不利于批评家冷静地分析和客观地评价。所以,即便面对的是自己的“朋友”,批评家也应该把自己的“友谊”暂时悬置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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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中国文化本质上却不是一种求真的“批评型文化”,而是一种“为善”的“人情型文化”。正因为这样,所以,在中国的“原典”里,长久以来,便很难看到“真”字的影子。清代学者廖开说:“五经无真字”。李慎之先生做学问细入毫芒,一丝不苟,请人在电脑上把“五经”里里外外捋了一遍,果然没有找到一个“真”字。他在《中国现代化的目标是民主》一文中说:“我历来认为中国学术从孔子的时代起就是求‘善’的学术,而西方学术从希腊时代起就是求‘真’的学术,两者的差别是很大的。”他认为:“求‘真’是不难找到客观标准的,求‘善’则往往可以‘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含糊暧昧,莫衷一是。”其人虽亡,音徽未沫;他所发现的问题,值得我们慎思而明辨之。比较起来,“求真”的文化通常指向事,“为善”的文化通常指向人;指向事则以事定然否,指向人则以人论是非;指向事则论迹不论心,指向人则舍事而诛意;“求真”的“批评型文化”具有鼓励思考、保障自由的积极倾向,而“为善”的“人情型文化”则具有束缚思想、限制自由的消极倾向。所以,在那些特殊形态的“为善”文化中,恬不为怪地说空话甚至说假话,就成了一种普遍而深固的习惯,而且由于着眼点在“人”而不在“事”,所以,最终形成了“因人而异”的言论评价机制,即根据人的“身份”来确定“话语”的真伪和价值。也就是说,话说得对不对,不是问题,是谁说的,才是问题,这样,便有了“人微言轻”、“一言九鼎”和“因人废言”这样的成语,便有了柯庆施的“相信到迷信的程度”与“服从到盲从的程度”之类的疯话。
     因为言论而获罪,也是“为善”的“人情型文化”中常见的事情。那些具有批评意识的知识分子,往往因为坦率地表达自己的意见而大倒其霉,甚至身首异处,所以,《云笈七签》里才有这样的话:“言出患入,言失身亡,故圣人当言而慎,发言而忧,常如临危履冰,以大居小,以富居贫。”嵇康清楚地知道表达不同意见的危险,所以,很想改掉口无遮拦的毛病,以便远祸而全身。他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说:“吾不如嗣宗之资,而有慢驰之阙,又不识人情,暗于机宜,无万石之慎,而有好尽之累。久与事接,疵衅日兴,虽欲无患,其可得乎!”然而,因为“不识人情”,他最终还是未能逃脱以言获罪的厄运,还是被司马氏杀了头。其实,即使到了现代,批评仍然不是一种能被宽容地理解和对待的事业。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台湾,龙应台的尖锐而理性的批评,就遭遇了严重的误解和充满敌意的报复,有人甚至把“撕了一角的冥纸”寄给她,真是“万千恨意尽在其中”。面对这样的仇恨,被称为“暴君”的龙应台一点也不觉得奇怪,因为,正像她在《冥纸越多越好》中所说的那样:“在台湾,写任何一种批评文字都很困难。主要的原因,是中国人把做人与做事当做一回事;既然对人讲究忠厚恕道,对事又怎么可以严苛锐利?大多数人就不愿意因写批评而伤了做人的感情。这种态度的另一面就是,当受别人批评的时候,情绪也就特别激动,无法平心静气地思考。”是的,在一个既不习惯批评别人,也不习惯被别人批评的地方,言不诡随的批评家被“恶直丑正”的先生恶毒地诅咒,被那些“趋舍异路”的人当做愆德隳好的“暴君”,当做泽吻磨牙的“法西斯”,便实在是一件自然不过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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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无顾忌地说真话,不惟在中国很难,在别的国家,也同样不易。阿诺德说:“真话出现在行将死亡人的嘴里。”蒙田则说:“我说真话,不是看我愿说多少,而是看我敢说多少;随着年岁的增长,我就敢越多说一点。”可见,在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地方,直言无隐的真话和坦率尖锐的批评,都很容易被误解,都很有可能给批评者带来麻烦。
     然而,无论多么艰难,无论可能遭遇多少误解和伤害,任何一个负责任的批评家,都应该克服自己内心的虚弱和恐惧,都应该坦率而勇敢地说真话。如果那些承担批评职责的人,普遍缺乏怀疑的勇气,普遍选择一种苟且、妥协的生活姿态,那么,人们就很难看到有活力、有个性、有思想的批评家,批评就会沦为夸饰的广告词、沉闷的说明书、低级的拍马术,就像我们在当下的一些文学批评中所看到的那样。
     当然,说真话并不是要求批评家的所有判断都无懈可击。说真话强调的是批评家必须尊重事实,努力维持言说与经验、判断与真相的一致,而不是要他成为绝对真理的发现者和陈述者。正像自己批评的对象可能是残缺的一样,批评家的批评也无妨是不完满的,甚至不妨留下一些话头儿给人评说,给人争论,给人指摘。在蒂博岱看来,一部批评著作的价值和魅力,甚至就来自于它的不完满性,就来自于它的可谈论性:“我甚至认为一本批评著作的生命就在于它是否引起批评,是否参与了对话,是否把它的震动传达给了超越它的运动,也就是说,是否有欠完整,是否能引导读者纠正它的错误。”
     所以,重要的是,批评家是否说了真话,针对问题和残缺,是否有勇气质疑和否定,是否提供了可靠的信息。一堆缜密而漂亮的废话,即使无懈可击,又有什么用呢?遗憾的是,在当下的批评文本里,这种空洞而漂亮的废话,实在是太多了,结果,正像斯特龙伯格在《西方现代思想史》中所说的那样:“产生了许多术语满篇的、煞有介事的文字垃圾,不过,通常来讲,他们做得比较巧妙,在模棱两可的边界上游刃有余。”这类批评家也许个个都可以做“为善”的楷模,人人皆可以做“学院批评”的典范,但是,用批评的求真的尺度来衡量,他们的批评里却少了一些最可宝贵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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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常常不留情面地“言人之不善”,我的卑之无甚高论的批评,也颇为一些忠厚善良的朋友所痛心疾首,所大摇其头,不过,大概我的情形还没有严重到不可救药的程度,所以,我便有幸聆听到这样的忠告:“搞批评不要太较真,要与人为善。”那背后的潜台词,无非是希望我能改邪归正,弃暗投明,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老是抓住别人的缺陷和问题说个没完没了,老是伤害作家的自尊心,咋能不让人对你的动机和人格产生怀疑嘛!然而,我还是想依然故我地说几句较为真实的话,还是想一如既往地写几篇较有真意的文章。此无他,无非是,惟有这样,自己的良心才稍觉安宁,才能感受到一点儿做人的尊严。
     虽然距离世事洞明、人情练达的境界,还隔着不止五十里远,但有一点,我却还是知道的,那就是,吾国人民自古天性淳厚,从来乐于助人,普遍把“成人之美”当做一种绝对的处世原则,而吾国的文化,则本质上是一种“人情文化”,也就是说,人际关系在社会生活中起着至为重要的作用。所以,在文学圈子里,一个批评家如果想混得左右逢源、八面玲珑,就要严格地遵循“与人为善”的原则,就要搞清楚什么样的人是有用的、不能冒犯的,就要弄明白什么话能说、什么话不能说,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或者冒犯了不能冒犯的人,才能通过“与人方便”之手段,达到“自己方便”之目的。如果面对的是一个能够呼风唤雨的“著名作家”,就更是得低眉顺眼,望风希指,写文章论其人必是“平易近人”,作讲章论其文则必是“高峰”、“里程碑”,倘若能给他写个“评传”或与他搞个“对话录”什么的,便可人我两便,皆大欢喜!
     如果说,“人情公道两无亏”是一种很难达到的境界,那么,一个真正的批评家,就应该舍“人情”而取“公道”,或者说,应该舍“为善”而取“求真”。在批评领域,中国社会不缺乏乐道人善的忠厚之人,但缺少敢于说真话的谔谔之士。而没有人敢说真话的社会,肯定是一个缺乏活力的社会。也许正是因为看到了这一点,鲁迅先生才在《无声的中国》中说:“青年们先可以将中国变成一个有声的中国。大胆地说话,勇敢地进行,忘掉了一切利害,推开了古人,将自己的真心的话发表出来。——真,自然是不容易的。譬如态度,就不容易真,讲演时候就不是我的真态度,因为我对朋友,孩子说话时候的态度是不这样的。——但总可以说些较真的话,发些较真的声音。只有真的声音,才能感动中国的人和世界的人;必须有了真的声音,才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
     为了“中国”和“中国人”,那些崇尚“与人为善”的批评家,似乎也应该像鲁迅先生所倡导的那样,“总可以说些较真的话,发些较真的声音”。一个人,如果凡事总想着结个“好人缘”,得个“好名声”,那么,他就很难说出“较真的话”。而不能堂堂正正说真话的人,不仅算不得戴发噙齿的好汉,而且实在就是一个不知自爱的乡愿,因为,正像《呻吟语》的作者所说的那样:“沾沾煦煦,柔润可人,丈夫之大耻也。君子岂欲与人乖戾?但自有正情真味。故柔嘉不是软美,自爱者不可不辨。”
     对文学批评来讲,求真既是无可推卸的责任,也是让人心安理得的光荣,所以,让我们还是多说一些有价值的真话,而少做一些“与人方便,自己方便”的事情吧!
    原载:《文学报》2009-03-05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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