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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视真理、博爱、苦难和拯救等重大的问题，仅仅追求“文学”价值的文学，是不可能成为伟大的文学的。事实上，文学没落和破败的显著标志，就是作家把全部的注意力都放在“文学”上，只追求技巧的新奇和形式的完美。 1 托尔斯泰与屠格涅夫是这样两个朋友:他们既互相欣赏，也常有龃龉。屠格涅夫属于西欧派，托尔斯泰属于斯拉夫派；屠格涅夫的创作具有明显的西方气质和唯美主义倾向，托尔斯泰的创作则是纯粹的俄罗斯现象。在托尔斯泰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俄罗斯知识分子的精神特点——对宗教的虔诚信仰，利他主义倾向，民粹主义立场，蔑视威权的贵族主义气质，批判现实的人格独立原则。 屠格涅夫的身上虽然有福楼拜式的对“纯艺术”的热爱，但他本质上不是一个担风袖月的“艺术至上”论者，而是，像绝大部分俄罗斯作家一样，他也将艺术当做影响生活的手段。但是，他似乎并不赞成作家过于经常、过于直接地介入生活，因为这会影响作家的创作，会因为生活而牺牲了艺术。然而，对托尔斯泰来讲，艺术就是为了生活而存在的，为了现实中的人而存在的，所以，它天然地有着“功利主义”的性质——只有对生活有效用，只有成为人们之间交流情感的有效手段，它才是有价值、有生命的，才算得上是真正的艺术。 屠格涅夫喜欢托尔斯泰的作品，爱惜他伟大的才华。他把托尔斯泰的作品当做俄罗斯文学的最高成就，逢人说项地介绍给欧洲的文学家。但是，他不认同托尔斯泰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他觉得托尔斯泰不应该“浪费”自己的才华，所以，总是提醒自己的朋友不要把精力抛掷在非文学的社会工作上。直到1883年6月27日或28日，已患重病的屠格涅夫还从布格瓦尔写信给托尔斯泰，表达他“最后的诚恳的请求”:“我的朋友，回到文学活动上来！” 屠格涅夫的信写得很感人。我们从中看到了屠格涅夫对文学的热爱，但也看到了他对托尔斯泰的工作的价值和意义的误解。正像莫德在《托尔斯泰传》中所说的那样:托尔斯泰“最深刻地激起群众的兴趣，得到他们的爱戴的，就是他正视人生问题，他给予人生以指引，以及——虽然他是一个地道的艺术家——为了某些东西他准备随时为之放弃艺术这一事实”，因此，“那些因为托尔斯泰从事宗教问题、道德问题和社会问题的研究而表示惋惜的人，正表明了他们自己的局限。甚至他的小说的大部分价值，也正得力于他对真理和博爱的渴求，这种渴求是他从幼年到老年的特点，只有那些为《那么我们当做什么？》所吸引的人，才能真正地欣赏《战争与和平》”。毫无疑问，托尔斯泰的文学成就是巨大的，但他的作品之所以伟大，却是因为它们包含了作者终其一生都不曾放弃的“对真理和博爱的渴求”。 是的，无视真理、博爱、苦难和拯救等重大的问题，仅仅追求“文学”价值的文学，是不可能成为伟大的文学的。事实上，文学没落和破败的显著标志，就是作家把全部的注意力都放在“文学”上，只追求技巧的新奇和形式的完美，或者，都放在自己身上，只满足于对肉体快感的叙写和阴暗情绪的宣泄。在那些褊狭、平庸的作家看来，文学与他人是没有关系的，与政治是没有关系的，与道德是没有关系的，与苦难的历史、沉重的现实、茫远的未来，都是没关系的，总之，文学只为“文学”本身而存在。 2 文学当然应该首先是文学，但是，文学的价值并不只决定于“文学”——高超的技巧和完美的形式，而且，还决定于文学之外的事物。波普尔在写于1952年的《猜想与反驳》中说:“真正的哲学问题总是根植于哲学之外的迫切问题，如果这些根基腐烂，它们也就消亡。”可以肯定地讲，文学倘若不根植于文学之外的问题，也注定是要“腐烂”和“消亡”的。 文学必须面对的“迫切问题”，是人的生存境况。真正的作家把文学当做讨论生活的一种方式。他关心、同情弱者和不幸的人们。他把写作当做帮助人们摆脱苦难、获得拯救的伟大的伦理行为。他大胆地抨击罪恶，无畏地追求真理，执著地探寻生活的意义。遗憾的是，在我们的时代，文学的这些重要的使命和责任，常常被当做一种陈腐的教条和失效的纪律。 我不止一次听到一些搞“纯文学”的人批评索尔仁尼琴的小说不是“小说”。与我们时代的一些小说家的恣肆的想象、荒诞的虚构和放纵的叙述比起来，他的小说实在显得太笨拙，太滞重，太缺乏技巧了，确有些不像“小说”。他执拗地表达对独裁、专制和暴政的仇恨和敌意，而不太在乎叙述的技巧、多义的象征以及含混的隐喻的价值。但是，他的小说里有可怕的真相，有解放的力量，有给人以尊严感的道德力量和高贵气质。他的小说因为包含着这样的品质和力量而伟大，也将因这些品质和力量而不朽。 为他人而写作，而不是仅仅为自己写作；为真理而写作，而不是单单为荣利写作；敢于对抗邪恶，而不是与之同流合污；勇于直面苦难，而不是视若无睹；充满拯救不幸者的焦虑，而不是陶醉于掉臂而游的逍遥——这就是俄罗斯文学的精神传统，也是俄罗斯文学之所以显得伟大和高贵的根本原因。正像索尔仁尼琴在那本名为《牛犊顶橡树》的自传中所说的那样:“我不属于我自己，我的文学命运也不是我个人的文学命运，而是所有那千百万人的命运”；“我一生中苦于不能高声讲出真话。我的一生都在于冲破阻拦而能够公开地向公众讲出真话”。在一个“无聊的作家”借“文学”之名逃避责任甚至拍马逢迎、编造谎言的时代，他勇敢地选择了与“千百万人的命运”密切相关的写作方式，直言不讳地把文学当作“讲出真话”的方式。索尔仁尼琴这样的俄罗斯作家，既是一面镜子，也是一个尺度。在他们的衡照下，那些只图自己“受活”的文学和阿附权贵的文学，显得尤其委琐和卑贱。 3 对比起来看，中国文学则呈现出与俄罗斯文学完全不同的精神气质。在中国的文化语境中，文章被视之为“经国之大业”，诗歌则被当做“观风俗”的镜子和“正得失”的手段。我们的文学过度地强调了“事父事君”的功利性。由于文学被赋予了被夸大的政治作用，写文章的人反倒失去了自由感和余裕心，而统治者则因为多疑和恐惧，常常通过“文字狱”等手段，来控制写作者的灵魂，长此以往，很多作家便恂恂然如辕下驹，完全失掉了灵气、朝气与虎气。然而，大地上总有巨石压不住的竹笋，总有野火烧不尽的春草。从批判精神和责任意识的角度来看，中国也有与俄罗斯大师一样伟大的作家。我们的优秀作家——例如司马迁、曹雪芹和鲁迅——身上所表现出来的高贵气质，他们的作品所表现出来的成熟经验，与世界上任何国家的作家和作品相比，都毫不逊色。 在古往今来的所有中国作家中，司马迁的遭遇最为悲惨，所承受的伤害最为严重。但是，迫害和屈辱不仅没有摧败他，反倒给他的意志淬了火。充满正义感的无畏精神，赋予他的写作以自由和伟大的性质。而高度成熟的理性意识和历史意识，则使他能够张开天眼，“通古今而观”，从而发现历史的秘密，揭示生活的真相，写出人性的本质。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说:“然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宋代史学家刘攽则说:“古者为史，皆据所闻见实录事迹，不少损益，有所避就也，谓之传信。”所谓“实录”和“传信”，不仅是一种叙事方式，更是一种伦理态度，一种对人和世界的心情态度。司马迁把人当做人来写，既不曲意回护，也不肆意贬损；他将冷静的描述与温柔的怜悯融为一体；他将美与丑、善与恶、明与暗、洁与污一并写出，显示出对人和生活的宽厚而平恕的态度。在司马迁的《史记》里，我们会发现，对历史过程的客观叙述，对人物言行的客观描写，是一个不容违忤的绝对原则。同时，我们还会发现，他所追求的“客观性”，不是物理意义上的还原性呈现，而是包含着自觉而高远的目的性，也就是说，司马迁之所以要“述往事”，之所以要“成一家之言”，就是为了“思来者”，或者，径直说，就是为了表达自己的政治愿望和文化理想，就是为了对现实和未来的生活发生积极的影响。 从叙事伦理的角度看，司马迁的《史记》达到了高度完美的境界，为中国的小说叙事和历史叙事，奠定了稳实的伦理基础，确定了可靠的伦理原则。孔子著《春秋》，“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董仲舒对此颇为赞许，司马迁也在《太史公自序》里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事实上，直到司马迁的《史记》，中国的历史叙事和文学叙事，才真正达到了高度成熟的境界，才表现出一种独立、自觉的批判意识。司马迁的叙事伦理精神的伟大，还在于他并不只将关注的焦点，集中在帝王将相身上，不单为胜利者树碑立传。他的叙事世界的大门，向一切值得书写的人群打开。 4 支撑一部《史记》的，说到底，是太史公的良心。良心，在那些充满“解构”激情的人们眼里，不过是一个古旧的字眼和失效的概念，显得如此空洞，如此苍白。但是，对于历史叙事和小说叙事来讲，没有良心，便什么都谈不到。没有良心，人就会惟利是图，就会把写作当做牟利之具，就会心甘情愿地沦为势家的奴隶。近代的历史主义大师马西勒克(Friedrich Mxinecke，1862－1954)在《历史与现代》一文中强调:“没有坚确的伦理基础所把握的历史，只不过是波浪似的游戏。所以只有良心之声，才能使一切流动的东西，相对的东西，突然地成为形而上的坚确的，而且是绝对的东西。”他的另一段话是:“良心，对于单纯的表现性，恣意或非道德的企图等，不断设定严重的限制。……良心才是人类社会的强力结合剂，同时也是人间真正形而上学的根源点。在良心里，个别的与绝对的相融合，历史的与现在的相融合……结局，历史的一切的永远的价值，皆来自行为的人类的良心的决断。”即使面对可怕的惩罚，即使面对汉武帝这样的“今上”，司马迁也没有降低“良心”的旗帜，也没有放弃秉笔直书的原则，也没有丧失“对权力说真话”的勇气。《史记》之所以成为一部伟大的历史著作和不朽的文学作品，之所以到今天仍然能够打动无数读者的心，就是因为它使我们感受到了良心的力量，倾听到了良心的声音。《史记》因为它所表现的“良心之声”而伟大，因为它所确立的“绝对的东西”而不朽。 文学因何而伟大？——这并不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所谓“知之非难”。 怎样才能写出伟大的作品？——这意味着艰难的考验，所谓“行之难也”。 对那些被市场绑架、被欲望劫持、被时尚裹挟的作家来讲，司马迁和俄罗斯文学意味着方向和出路。只有像太史公和俄罗斯大师那样勇敢地生活，那样无畏地写作，我们才有可能写出有价值的作品，才有可能使自己时代的文学显得高贵而伟大。 原载：《文学报》2009-04-30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