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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还是需要批评家多做点“自选动作”，少做些“规定动作”，那种“规定动作”太成套、有点千篇一律，除了“忽悠”之外，对文学真没有多少作用。 一 近几年来，中国的作家被两位西方汉学家逗得有些失态。一位是瑞典皇家学院文学院院士、汉学家、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悦然；另一位是德国波恩大学汉学系主任、汉学家顾彬教授。马悦然因诺贝尔文学奖评委的身份，表露了他喜爱的一些中国作家和作品，媒体捕风捉影弄出了诺奖候选人提名名单中的中国作家，逗得一些人怦然心动，有点心猿意马。而顾彬教授则因直言批评了中国当代文学和一些作家，一些人就急赤白脸，有了急眼的样子。我以为，这些都大可不必。中国的作家倒是应该想想，我们该在意什么？ 诺奖诱人，但这个奖同样有它的偶然性和偏颇。诺奖的产生，是由瑞典皇家学院认可的世界各地著名学者提名，形成数百个初选提名名单，然后再逐步筛选，最后剩下五名候选人，由评奖委员会进行秘密投票，得票最多者为当年获奖者。抛开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因素不谈，就文学而言，高行健因《灵山》而获诺奖，这奖项的科学性和权威程度便可想而知。其他门类的诺奖也是如此，美国前副总统戈尔，他的住宅一个月用电一万多度，居然获环保诺贝尔奖，难道不是一种讽刺？ 再说，马悦然院士推崇的作家作品，自然是他所喜爱的，但仅是他个人的一家之言，不能说他推崇的作家作品就是中国之最。曹乃谦的小说，我也非常喜爱，曾经在几篇文章中赞赏过他小说的乡土语言和小说滋味，但读了他的小说集，却如同读了一篇小说，重复是一大遗憾。顾彬教授在接受澳门《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这么评价，“马悦然不懂文学，他知道北岛是谁，顾城是谁，可他根本不知道高行健的作品这么差。”这话也是一家之言，自有他的道理。 对马悦然或对诺奖顶礼膜拜，哪怕装点孙子都还可以理解，对顾彬教授的批评如此愤懑就让人有些费解。从媒体上读到的顾彬先生对中国文学的批评，对他的敬业精神、对中国文学的热爱、批评的坦率和意见的中肯该致以鞠躬。 一个每个星期有五门课，还要看博士论文的外国大学系主任，订阅了中国全部的重要文学期刊；非常渴望与中国小说家对话，几乎把自己的主要精力奉献给中国文学，写出了《中国文学中自然观的演变》、《中国古典诗歌史》，翻译了《子夜》、《莎菲女士的日记》、《家》等中国小说，阅读了大量的中国当代小说，研究了众多中国当代作家，写出了《现代中国小说1949－1979》，这么一位外国汉学家，难道还不值得我们致敬吗？我们中国的文学系主任教授们，对自己国家的文学又做了什么呢？ 他坦率地说不喜欢《三国演义》，因为杀人太多；他批评《狼图腾》是法西斯主义，卫慧、棉棉的作品是“垃圾”，不是文学；他说丁玲用斗争哲学思考人生，不该自己否定《莎菲女士的日记》；他说余华总在重复一个故事；说马原和阿城在出卖自己，似乎什么都写完了；说王安忆是个好作家，是不是大作家难说等等。平心而论，这些说法是凭空臆断没道理吗？我倒是觉得这种坦诚与中肯很是可贵，在我们国内理论家们的笔下太少见了。如果要把这看作是攻击中国文学，看作是贬低中国作家，我们是不是太自负，太虚荣了，难道我们这么经不得别人评判吗？我们不是在讨论评论缺席评论庸俗问题嘛！ 当然，顾彬先生的视野是有他的局限性，他因时间关系，没法关注中国更多作家的作品，他的阅读只能靠朋友推荐，朋友的局限便让他更局限，他的意见也只代表他个人。话说回来，我们自己的阅读不也跟着媒体引导跑嘛！又有几个人寻找发现作家和作品？ 中国经济的发展，让中国人可以在外国人面前表现不高兴了，可我们要表现什么样的不高兴呢？我们该在意什么呢？ 二 诺奖是人家的事，我们管不着，也用不着咱管。咱们还是把自己的奖搞得好一点才是正经事。奖项的生命力在奖本身的权威性，文学奖项的权威性依赖于获奖作品真实的文学价值，文学的真实价值在于独创性，能不能让独创性文学作品获奖，关键在评委们投入程度。四年一次的茅盾文学奖，是我国文学界最高的奖项。它本该评出让人欢欣鼓舞的作品，但像《白鹿原》、《尘埃落定》这样的作品还是太少。官场跑官已成风，我们文学界有没有跑奖的呢？拙作有幸入第六届茅奖，我曾接到一位好心记者的电话，说人家的作品都有人在评委间帮着打招呼，就你没有，你是怎么搞的。我很惭愧，我不知道谁是评委，也没去打听。我想与其获奖后遭嘘声，不如不得。除了可以有点名气，可借机“忽悠”读者的钱袋子，没有多少意义。三鹿奶粉成品牌之后掺毒，中国人让人捅了腰眼；获奖作品掺私、获奖之后作品掺水，我想既不会给文学添彩，也不会给自己增光。文学界的领导精英们，该把评奖机制再进一步做些改进。别的不说，三个评委联名推荐作品就可越过初评直接进入终评，这本身就是为跑奖开口子。 生活是作家成长的土壤，批评是作家成熟的雨露阳光。我们应该欢迎批评，无论是来自国内还是国外。批评家传统的历史使命是发现作家、发现作品、扶植作品。现在我们的理论精英们在忙着做“规定动作”，研讨会让他们应接不暇，有偿的版面等着文章充版。文学还是需要批评家多做点“自选动作”，少做些“规定动作”，那种“规定动作”太成套、有点千篇一律，除了“忽悠”之外，对文学真没有多少作用。 从《色，戒》引发欢呼，到《小团圆》畅销全国，不知张爱玲在天之灵作何感想。《色，戒》从国际影坛空手而归，似乎国人的审美情趣和审美取向，与西方那些评委显出差距。对这种异常现象，我们的批评不该缺席。 作为作家，我很赞成“但行创作，莫问收获”这句话。作家的任务就是写作，写出自己最满意的作品，至于获不获奖，成败得失，那是领导和精英们的事情，功利心太强写不好作品。有篇创作谈，作家说他二十几天就完成了一部长篇小说。不知这是要表明他写作速度快，还是标榜自己天才？写作速度好像没有列入衡量作品文学价值的标准。还有一篇创作谈，作家说他这部长篇小说源自襁褓里的一个梦。且不论襁褓里的婴儿会不会做梦，即便有梦，婴儿的梦何以会记忆至今，除非天才，要不就是妖，这问题需要科学家来论证。让人不解的是，我们报纸的责编、副编审和编审们竟如此审稿编稿。写小说也有三十多年了，我体会最让作家欣慰的并不单是获奖，而是你被所写的人群喜爱。对这些该在意的事情，我们在意了吗？ 文学之所以神圣，是因为它面对的是人类的灵魂。人的灵魂像生命需要食粮营养一样需要滋养，现代物质生活需要精品，现代精神生活更需要精品，它要滋养灵魂，陪伴灵魂，作家责任非同一般。我们应该在意该在意的东西，否则枉为灵魂工程师的称号。 原载：《文学报》2009-06-25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