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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有些作家抵制文学批评的气势很盛，以至于真正优秀的文学批评家的生存处境变得空前艰难。有的作家在受到一些文学批评家的批评后就不和这些文学批评家来往，甚至断交。即使不得不来往，也是面和心不和。作家和文学批评家成为诤友的几乎闻所未闻。这种现象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开始抬头并逐渐形成当代文学界的一种暗流。1983年，胡乔木针对文学创作达到了繁荣的地步而文学批评却远没有达到繁荣的地步的现状指出：“在整个新文学运动的历史上，文学批评从来是比较薄弱的一个方面。”(《胡乔木谈文学艺术》，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91页。)认为这是因为批评家的产生总比作家的产生困难得多。因此，胡乔木提出，我们更需要努力培养批评家，更需要爱护良好的文学批评，而这就要求有一种健康的批评空气。可惜，将近30年过去了，这种健康的批评空气仍然没有出现。而这种健康的批评空气之所以难以出现，主要是因为一些作家缺乏接受文学批评的雅量。 其实，当前有些作家并不是完全厌恶文学批评。他们只是拒绝“说坏处”的文学批评，还是接受“说好处”的文学批评的。可见，当前有些作家厌恶文学批评，不是或者至少不完全是对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简单化的、幼稚而粗暴的批评心有余悸，恐怕是过于计较个人的得失。这种现象一是反映了有些作家缺乏应有的自省，不能自觉地主动地优化自身的精神结构。“流水不腐，户枢不蠹。”人的精神世界也是一样，一旦失去了自我调节，必然要导致贫困和腐败。这在文学创作上表现为审美感知力的消解，是非辨别力的异化，与人民群众离心力的增大。因此，进步的作家总是将自我净化作为一种贯穿艺术生命始终的自觉行动。在这个过程中，文学批评无疑可以发挥促进作用。而有些作家固步自封，缺乏应有的自省，很难自觉自愿地接受帮助他们进步的文学批评。二是反映了有些作家缺乏必要的自信，不能与外部世界进行广泛的交流。其实，一部文学作品如果经不起批评，或者一批就倒，那么，这部文学作品的价值是值得怀疑的，甚至可以说是没有价值的。反而，不少优秀的文学作品都是在文学批评中日益完善起来的。在世界文艺史上，大多数成功的文学作品都是在反复修改中出世的。而这个不断修改过程就是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过程。因此，只有那些缺乏自信的作家，才拒绝接受各种文学批评。 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推动中国当代美学转型的先驱茅盾、姚雪垠等大家在自觉地推动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科学发展上既是清醒的，即能够认识到自身局限是不可避免的，也是自信的。因此，他们在文学批评上成为了真正的诤友。姚雪垠对茅盾虽然充满了敬意，但绝不是盲目的。姚雪垠认为：“每个历史运动中的有功之士，都是历史的产儿，即参与对历史的缔造，也不能摆脱历史的局限。他们是在历史的局限中做了历史前驱的战士。”(《茅盾 姚雪垠谈艺书简》，姚海天编，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第13页。)姚雪垠就是这样对待文学大家茅盾的。而茅盾也是清醒的，认为“彼时眼光短浅，而胆大敢为，所谓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及今思之，常自汗颜。”(同上，第15页。)茅盾没有文过饰非，而是在接受批评的基础上进行了自我批评。姚雪垠在文学创作上做到了“生命不止探索和追求不止。”(同上，第71页。)而在文学批评上，他是闻过则喜，闻过必改。阿英批评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在融化西洋长篇小说同中国章回体长篇小说的手法的过程中还存在不统一的地方。姚雪垠很快就在文字风格上重新推敲一遍，修改的地方很多。(同上，第67页。)而姚雪垠主动倾听茅盾的批评更是一种典范。姚雪垠认为茅盾对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的分析和评论“实为文艺评论的典范。”(同上，第57页。)茅盾对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的分析和评论有什么特点呢？姚雪垠指出，茅盾“具有十分丰富的创作经验与学力，总是从小说创作的角度看小说作品，而不同于从干枯死板的条条框框出发。”(同上，第69页。)茅盾“对《李自成》第一卷和第二卷稿子所作的分析和评论，有许多是关于长篇小说的艺术技巧的共同问题。”认为“五四”以来，人们极少谈论这些问题。姚雪垠认为茅盾这些分析和评论深切了解作家的创作意图和艺术匠心，对作家特别有用。(同上，第58页。) 姚雪垠不仅是重视茅盾的文学批评，而且努力推动这种科学的文学批评成为中国文学批评的发展方向。姚雪垠反对简单化的文学批评，认为“简单化是目前文艺批评与创作的大病。”(同上，第84页。)提倡茅盾的文学批评。姚雪垠将茅盾关于《李自成》的所有来信，包括对第二卷各单元的意见，用厚道林纸粘贴，装成一册(以后的信件将陆续汇集装册)。姚雪垠认为这些茅盾晚年留下的重要文献，会引起后代的重视。它们之所以能为后人重视，不仅因为茅盾是“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很有贡献的老作家，而且因为它提供了不少关于长篇小说艺术方面的精辟意见，而这种探讨正是文艺评论界多年来所忽略了的或回避不谈的。(同上，第67页。)后来，姚雪垠从茅盾的信中将谈论小说艺术的部分抄出来发表，“推动重视艺术性的文艺风气。”(同上，第91页。) 而姚雪垠和茅盾之所以能够推动文学批评的科学发展，是因为他们不计个人得失，不断追求真理，不断追求进步。姚雪垠追求真理，认为他对历史“翻案的目的必须仅限于弄清历史真相，而不能是为着追求个人有所创获而标新立异。”(同上，第17-18页。)不断追求进步，姚雪垠创作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没有匆忙完成，而是必须在艺术上有比较显然新探索，方才脱手。 当前中国文学界迟迟没有出现伟大的作家作品，批评和自我批评开展不起来恐怕是主要原因之一。从俄国文学批评家别林斯基对俄国作家果戈理晚年文学创作的批评中，我们可以看到19世纪俄国文艺批评激烈和尖锐的程度。别林斯基从三个方面对果戈理晚年文学创作进行了批评。一是深刻地批评了果戈理晚年文学创作发生的可怕癌变。果戈理曾经藉优美绝伦、无限真诚的作品，如此强有力地促进俄国的自觉，使她能够像在镜子里一样地看到自己，而现在却凭着基督和教会之名，教导野蛮的地主榨取农民更多的血汗，更厉害地辱骂他们。二是透彻地把握了果戈理的声名迅速衰落的根本原因。在19世纪俄国社会中，新生的力量沸腾着，要冲出来，但被深重的压迫紧压着，找不出出路。只有在文学里面，还显示出生命和进步的运动。在我们这儿，每一个拥有所谓自由倾向的人，纵然才能如何贫弱，都受到普遍的注意；那些诚意或非诚意地献身于正教、专制政治的伟大才能，声名迅速地在衰落。著名诗人普希金只写了两三首忠君的诗，穿上了宫廷侍从的制服，立刻就失去了人民的宠爱。著名作家果戈理对自己以前的作品表示不满，声言只有当沙皇满意时，才会满意。作为一个作家，尤其是作为一个人，降低了身价，这还有什么可奇怪的吗？三是尖锐地挖掘了果戈理创作反动的《与友人书信选集》的现实动机。果戈里写成《与友人书信选集》不是一天、一星期、一月之功，也许却是在一年、两年或三年里写成的，这之间有着前后呼应的联系；在随意的抒写中可以看出深思熟虑、对最高权力的歌颂圆满地解决了果戈理的境遇。这种批评的尖锐程度似乎是当代中国作家没有感受过的。在这个文艺批评中，别林斯基提出了文学批评应该坚守的的根本原则。这就是别林斯基在《给果戈理的一封信》中指出的：“自尊心受到凌辱，还可以忍受，如果问题仅仅在此，我还有默尔而息的雅量；可是真理和人的尊严遭受凌辱，是不能够忍受的；在宗教的荫庇和鞭笞的保护下，把谎言和不义当作真理和美德来宣扬，是不能够缄默的。”而19世纪俄国文学之所以能够出现伟大的文艺批评家、作家和文艺作品，别林斯基的这种不留情面、入木三分的文学批评在19世纪俄国能够存在并发生重要作用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原因。在中国文学界，别林斯基这种尖锐的批评是很难出现的。即使偶尔出现这种文艺批评的萌芽，也会遭到围攻，甚至被指责为是恶意的。 当前中国文学批评不景气，原因是很多的，但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就是很多作家缺乏接受文学批评的雅量。而没有这种雅量，就不但没有文学批评的发展和繁荣，也没有文学创作的发展和繁荣。 原载：《文艺报》2009年09月23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