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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得听到批评家的诤言了。作品研讨会经常开，报纸上常见整版的批评家发言，但是其中的诤言甚少，甚至根本没有，多是冠冕堂皇的恭维和浮皮蹭痒的做秀“批评”，难以令人信服。 然而，我在2009年8月6日的文学报上终于看到久违的批评家的诤言了。这就是曾凡的《叙述的节奏与作家的心态》。 作者在这封信中对著名作家李佩甫的长篇小说创作予以高度评价，接着发出了这样的忠告：“你和类似的一批已经极为成熟和成功的作家，已经没有必要再为市场为时尚写作，而是应该静下心来为自己、为一个大的历史时空、为心中的精神信仰而写作。我不是说不要激情和个人情感，但我觉得你需要更大的视野更大的耐心。你的笔下，应该出现一部真正的大作品，或者是‘伟大的作品’。”并指出：“心急即急躁、浮躁，是这一二十年来中国文化界的普遍状态”，“拉开与生活的距离可能是获得好心态的一种途径。”希望作家不要“心急”，不要“想快点拿给别人看，快点表达、表现、告诉别人我的想法我的愿望”，而要“在情感上拉开与生活的距离”。恢复成名作前半部分那种“野渡无人舟自横”和“万类霜天竞自由”的味道，抱以“从容不迫的，自信的，面对现实的，坦然的”写作态度。 这真是久违了的批评家的诤言！这种批评家的诤言，在中外文学史上是经常看到的。鲁迅曾经告诫青年木刻家“万不要忘记它是艺术”，批评了那种“蔑视技术，缺少基础工夫”的错误倾向。还教诲当时还是青年作家的沙汀、艾芜“选材要严，开掘要深，不可将一点琐屑的没有意思的事故，便填成一篇，以创作丰富自乐。”尤其值得重提的是高尔基1925年写给富曼诺夫的一封信。当时，富曼诺夫的小说《恰巴耶夫》和《叛乱》风行一时，受到多位著名批评家的热捧，但是在这封信里，高尔基不同意这些批评家的嘉奖，责备富曼诺夫说：“您写得匆忙，写得十分草率，您是像一个目击者在讲述，而不是一个艺术家在描绘。因此，在故事中就出现了拖延故事进展的大量完全无用的细节。”因为富曼诺夫是一位极富才华、有远大前途的作家，所以高尔基才提出了这样高的要求，而对初学写作者反而宽容得多。富曼诺夫看到这封信后，不但不恼怒，反倒在日记中称自己“真是说不出的快活”，高尔基“骂得真好，也真能鼓励人”。给高尔基回信说：“您顺手就给了我两拳，而且每一拳都打的是地方，是地方。”说自己“心里出现了一种极其严格的批判精神；它使我永远要兢兢业业……当我改写了七遍、八遍、九遍以后，我想要说的话，终于按照我所希望的样子说了出来，那是多么快活呀。”他自此认为艺术家对自己应当愈来愈严，不断追求艺术上的高境界。不幸的是他收到高尔基这封信不到七个月就逝世了，但是他没有辜负高尔基的期望，终于在艺术上取得了新的成就，写出了成熟得多的《海岸》。 什么人才是真正的朋友？是一味在耳边唱颂歌的人吗？是马前马后抬轿子、捧臭脚的人吗？绝对不是的。这种人之中，有的恰恰是害你的人，在你有难时，这种人是会落井下石的。良药苦口益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真正的朋友，也就是常言所说的诤友，是给你讲真话、进诤言的人。批评家应该成为作家的诤友，能够对症下药，治病救人，对于尚未成熟的作家，指出需要克服的缺陷，使其逐步臻于成熟；对于已经非常成功的作家，则敦促其不断超越自我，升入大境界，写出大作品。 愿以后能够多多听到这样的诤言，更多的批评家成为作家的诤友。 原载：《人民日报》（2009年9月7日20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