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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阵子,有位诗人,猛然宣称:“文学死了”,并在文章每个段落的开头都如是大叫一声,以此召布天下:“文学,这只旧时代的恐龙,这个曾经傲视其他文字的庞然大物,它已经死了。” 据粗略统计,算上该文的标题,在不足三千字的篇幅里,该声大叫共计重复13次。 但是,诗人仍嫌不够过瘾,紧接着,又开出一份死亡报告,罗列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十几种死状,昭昭佐证出热气腾腾的中国当代文学,仅是一具“躯体正在腐烂”的华丽的僵尸——“文学,不再有现在,也不再有将来。” 正当我等惊魂甫定,不知所措之际,诗人突然又将话锋一转:他所说的“文学死了”,是指“源于西方的那个文学观念与文学系统,在中国公众生活中的彻底死亡”。 闹了半天他只是在为假洋鬼子发布讣告。 尽管他宣称“文学死了”是“一种思想”,是一个“真问题”,尽管他已亲自把“文学这具尸体”运进了停尸房,并且号召大家一起默哀,但是诗人似乎察觉到他先前的诊断结果失之轻率,有草菅“文”命之嫌,所以才郑重发布这么个补丁,告诉大家:中国当代文学最多只是心跳骤停而已,还没发展到脑死亡的地步。 原来,诗人只是说话也喜欢另起一行而已! 原来,诗人对于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学,其实深怀感情,哪能让它随随便便就去“死了”呢? 而且,这一次,为了“向死而生”,为了拯救奄奄一息的中国文学,他慨然开出一剂大处方:让“西方文学观念”去死吧,让“中国传统文学观”在“当代文化语境中”重新复活,将“中国的传统文学观”发扬光大,以此拯救“死去的中国文学”。 本以为这位“诗性学者”真能掏出几粒起死还魂丹呢,却原来只是在兜售他的排毒胶囊,似乎只要肃清了西方观念的“流毒”,中国文学的煌煌大统马上就可重建。 认为中国文学过于西化,缺少中国特色,这一论调其实并不新鲜。诸如此类的观点在评论界几近“共识”, 甚至,在一些人看来,中国文学自新文化运动以来便笼罩在从西方舶来的思想观念中,缺乏“中国式的人文精神”以及“对民族文化精神的大信”;中国的精英文化习惯于使用关于“灵魂”的想象,中国作家亦喜欢拿“希伯来灵魂”说事,少有以传统的审美方式表达出来的中国式体验。所以,才有论者指出:相对具有宗教背景的西方文学,中国文学明摆着先天不足,只是一味地东施效颦、邯郸学步,既丢弃了大好特好的传统,又无法跟上西方的步伐,结果就产生了一批又一批半吊子,有画虎不成反类犬之嫌,好像中国作家饱受西方文学的毒害,好像他们大都在用汉字写作一种不伦不类的“外国文学”。 果真如此么?所谓西方文学观念真的是把中国文学残害得半死不活的罪魁祸首?是不是像那位“诗性学者”和一些评论家所认定的,中国文学已经背离了传统,其主流一直是“灵魂”意义上的文学?而只有重新用所谓的“中国之心”、“中国情怀”去绘制、发掘现代生活,才是令当代文学绝处逢生的必然出路? 让我疑惑的是,在一百来年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中,像施蛰存写作《石秀》那样讲究弗洛伊德式的深度剖析、追求所谓希伯来式灵魂的作家、作品占多大比例?是否只是凤毛麟角?上世纪30年代初倒是出现过“新感觉派”,但是他们的衣钵似乎乏人继承。至于80年代被视为于传统最为离经叛道、于西方最为慨然拿来的先锋小说,又庶几近乎语言、文体实验。即便在形式上“西化”了、“现代”了,我们的文学还是一只老狐狸,无论它把皮毛染成什么色,身上流的还是中国血,对所谓“灵魂”的诉求好像并无多大可观,更遑论成为“中国文学主流”了。 当然也不能否认,也有若干中国作家铁了心要与国际接轨,铁了心要“现代化”、“后现代”,但是这样的作家才真正少而又少,如果寻找证人,似乎只有残雪差可胜任。她曾坦言其思想感情像从西方文化传统里长出的植物,并声称要在手法上、写作的深层结构上、理念上都要全盘西化,才能使中国文学前进。再结合她的作品,更可见其“中毒”之深。她认定我们的传统文化里没有精神内核,中国文学要站立起来,就必须向西方学习。她所说的精神内核就是“灵魂”——当然又与所谓希伯来灵魂有所区别,她毫不讳言写作就是对灵魂世界的探寻,因此,她讥讽那些“回归传统”的作家“自卑”,她坚信自己“走在时代的前面……通过在创作中批判我们的文化,将消极面奇迹般地转化成了积极面,创造性地挽救了垂死的传统”。但是这种自觉的“灵魂写作”,并未进入评论家的视野,他们所称的“主流”,好像也难将残雪统计在内。残雪不是说国内只有三个和她类似的作家吗?三四个这样的数量,作品又难以出版,其影响力可想而知。 再来看我们的主流文学,自“五四”以降,究竟有多少人摆脱了“传统”? 鲁迅以写作深挖国民劣根性,老舍到美国走了一遭还是归于“京味”,即便沈从文、张爱玲这样的非主流作家,一个心系边城,一个神浸沉香,还是与传统的中国情怀与中国之心一脉相承。及至当前被众多作家尊行的“弘扬主旋律”、“为老百姓写作”、“描写下层人民的生活”(“底层叙事”、“打工文学”)、“三贴近”等原则、观点,也都是传统的“文以载道论”的进一步发展。仅以鲁迅文学奖、茅盾文学奖历届的获奖作品为例,从《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到《历史的天空》,从《赵一曼女士》到《一个人张灯结彩》,即不难看出,我们的作家不但没有远离传统,而且很传统,很中国。以其中极负盛名的《白鹿原》来说,虽然作者陈忠实也自陈从《百年孤独》中得到过启示,但是除了那个“引以为豪壮”的开头,又能找到多少马尔克斯的影子?它所呈现的只能是所谓的“中国情怀与中国精神”。再如未曾获奖的《檀香刑》,不也是以“传统”见长?莫言不仅在结构形式和语言风格上刻意本土化,而且注重小说的社会功能,使其成为书写传统文化的大制作。还有张炜的《古船》,尽管其中的隋抱朴常年研究《共产党宣言》,但是小说所体现的传统精神、社会意义、历史价值,却是地地道道的中国气派。 面对听众的提问,尝有论者感喟:像莫言那样具备“中国之心”“中国情怀”的作家实在是太少了。可是,果然太少吗?在我看来,鲁迅、老舍写出的“国民性”、京味小说,或正是“中国之心”;沈从文、萧红、张爱玲笔下的边城、呼兰河、上海往事,或也有“中国情怀”;即如韩少功乃至残雪的作品,竟或也含藏“中国之心” 、“中国情怀”。为什么诸多评论家都叫嚷中国文学缺少民族性呢?为什么他们忧心忡忡地认为中国作家的总体趋势是向西方投降呢?为什么他们看不到那或多或少或美或丑的“中国情怀”、“中国之心”呢?举凡当代中国作家,绝然不只莫言能够胸涌“中国情怀”回到乡野,回到民间,表达出对世界浑朴、自然、直接的感受,绝然不只他能触摸到“中国之心”。这样的作品闭上眼便能摸出一大堆,只是有的尚可一觑,有的不忍卒读而已。像贾平凹和他的新作《高兴》(也可包括以前的旧作),难道还不够“传统”吗?简直太传统了,写农民进城,塑造“新农民形象”,对所谓小人物、底层给予温情的关注,老贾义不容辞地充当了“宏道”之人,不正可充当评论家们所呼唤的中国文学之“大家”吗? 那么,为什么众多评论家都要宣称所谓“灵魂意义上的文学”已然成为中国文学的主流呢?若是引用几句《圣经》,叫几声上帝,安几个灵魂,就算作西式的“灵魂”建构,未免太抬举了那样的作品。检点一下曾经过眼的小说及作家言论,除了有人在小说里引过几句《圣经》,有人说过几次关于耶稣、天国、窄门、宽门的话,似乎只有北村的《和上帝有个约》以“源自希伯来传统的神学框架”为依托,找到了“用来发问的立足点”,并以此获得了某些评家的肯定。也就是说,在当今中国,真正像模像样地操持希伯来语法的作家,实在少得可怜,像北村这样克服了语境的困难,写得像那么一回事的,更是极度稀缺。要我说,这年头,还有几个人顾得上“和上帝有个约”?充斥耳目的多是广告文学、欲望文学、微笑文学、变态文学……少见的偏偏是与“灵魂”有约的文学。当然也不排除还有一部分作家,他们也在急三忙四地翻《圣经》,也在挖空心思地画灵魂、写救赎,他们目的无非是拔高度、装深沉,也蒙那帮举着探照灯找“灵魂”的评论家。 原载：《文学自由谈》2009年第0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