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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沈復的《浮生六記》是一本際遇離奇的小說。它遇到了楊引傳、俞平伯、林語堂諸位先生，被翻譯成多國語言，蜚聲國際；被改編為廣播劇、舞臺劇表演，感人肺腑。俞平伯作序說：「儼如一塊純美的水晶，只見明瑩，不見襯露明瑩的顏色；只見精微，不見製作精微的痕跡。」林語堂英譯序中說：「芸，我想，是中國文學中最可愛的女人。」這文學上的讚嘆，在在都令人著迷。可惜如此純樸真摯的文筆寫來動人的小說佳作，竟然不幸遺失了最後兩篇─〈中山記歷〉、〈養生記道〉。所以，林語堂先生曾期盼說：「我在猜想，在蘇州家藏或舊書鋪一定還有一本全本；倘然有這福分，或可給我們發現。」或者因為他的這種願望，也代表著眾多讀者的心聲，因而激使某人以為有機可乘，於是多方蒐羅，找到曾在嘉慶五年擔任冊封琉球國王副使的李鼎元，並將李氏使琉球時所寫的日記《使琉球記》作底本，抄錄了其中大部分有關琉球民情風俗、風光物產等文字，冒充原來的〈中山記歷〉的內容；又收集了不少有關養生方面的文獻材料，來個「掛羊頭、賣狗肉」，頂替原作的〈養生記道〉，並且改名為〈養生記逍〉，於是就湊成了六記齊全的《浮生六記》了。這本書濫竽充數，蒙混了七十多年，欺騙了眾多讀者的真誠。這本「足本《浮生六記》」雖然欺騙蒙混了一般讀者，但是卻欺騙不了有識的學者，在偽作出版至今的七十餘年裡，有不少學者曾作過考證：如大陸的江慰廬先生、陳毓羆先生最有貢獻；而在臺灣，則有吳幅員先生、楊仲逵先生等出力甚多。而筆者經數年研究、撰寫之功，在2007年9月出版了《浮生六記後二記─中山記歷、養生記逍─考異》一書，則是總結前輩們的成果，更進一步證實「足本《浮生六記》」後兩記的確是偽作，而且作偽的時間是在1931年前後；總算粉碎了偽作後兩記欺人的伎倆，使這樁文壇作偽案，得以拍板定案。 在2008年6月，香港《文匯報》刊登彭令先生的文章〈沈複《浮生六記》卷五佚文的發現及初步研究〉，說從清人錢泳手抄的《記事珠》一書中，發現了有關《浮生六記》第五記〈中山記歷〉原本文字抄錄的材料，並同時附上了七張清晰的圖片。筆者對《浮生六記》研究有年，心裡也曾懷疑「這是真的嗎？」經過仔細研究、對比彭先生的文章及圖片，證實這些抄稿中的琉球國記錄，應該就是抄自沈復的原本《浮生六記》初稿〈中山記歷〉的前身〈海國記〉，並撰寫〈沈復《浮生六記》研究新高潮─新資料之發現與再研究〉一文，發表於兩岸刊物和網路上，讀者當能看到。 本人跟彭令本來並不認識，也沒有任何關係；站學術的立場，我希望資料受到保護，並且儘早發表，好安撫讀者的企盼，還有學術界研究所需的渴望。因此，筆者曾推薦這卷抄稿以「錢泳手錄沈復《浮生六記》卷五抄稿不分卷」的名義，向大陸文化部申請提報為第二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錄」，希望藉公家力量對這天賜重光的文獻，做到最好的保護與利用；筆者一而再，再而三地向文化部補充陳述更完備的考證資料；最後，不得已還驚動溫家寶總理先生，並經香港《文匯報》披露後，就有很多人士發表意見。雖然大部分人士對這份抄稿給予正面的評價，不過還是有反對的聲音。其中以香港中文大學亞太研究中心鄭海麟先生在《海峽評論》2010/01/01第229期所發表的〈沈復《浮生六記．海國記》與李鼎元《使琉球記》之比較〉一文[1][1]，以及胡新先生在網路「往復論壇 > 史學 > 史林雜識 >」發表〈《海國記》又系僞作，學術造假再擡頭〉的文章[2][2]，最需要作回應，以為切磋砥礪，相觀而善。 首先要說明的，是本人從讀書到任教，都是以研究經典中的《尚書》為專業，現任教於臺灣的高雄師範大學經學研究所，也是以《尚書》為專業研究。因《尚書》有「偽古文《尚書》」的問題，所以，本人對古書真偽方面的考證，自問頗有所得。所以，我考證《浮生六記》，撰寫《浮生六記後二記─中山記歷、養生記逍─考異》一書，是將它當作像清朝閻若璩著述《尚書古文疏證》一樣來鑽研，並且獲得不錯的結論。因此，在任教上庠，除教授《尚書》之外，也另開設了「《浮生六記》賞析」的課。筆者以為考證真偽是要講證據的，平心靜氣把證據羅列出來，排比論述，是非自然就有公論，這才是對學術、社會有益處的諍論（不是爭論）。 首先，針對鄭教授的文章來說。鄭教授文中有兩點論述： 第一是「出使琉球的正、副使為齊鯤和費錫章，沈復至多是個隨從人員，其所撰《浮生六記．海國記》只能算作私人筆記，不具有官方文獻價值」。所以，勸本人不要過分誇大其價值。 第二是鄭教授考察「沈復所撰《浮生六記．海國記》中《冊封琉球國記略》所記釣魚台事，與一八○○年（嘉慶五年）出使琉球冊封使李鼎元撰《使琉球記》在文字上最為接近」，進而推論說「可知沈復「記略」是以李鼎元《使琉球記》為底本」。他還引證原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王爾敏教授的意見，以為沈復「曾閱讀過李鼎元撰《使琉球記》，所撰《浮生六記》中有《中山歷記》一卷，完全抄自李鼎元《使琉球記》，再加上自己的一些觀察和想像編寫而成」。 先就第二點來說，其實自明朝至清朝，歷次冊封琉球使所記的記錄，都大同小異，除非琉球國本身真的有所改變，記錄中才會顯示出來。比如說：琉球國俗裡，家裡有人遠赴他鄉，都會在門庭之中用竿子豎掛一艘小木船，來聽候南風，祈求順風送征人歸家。這見於徐葆光撰〈球陽竹枝詞〉第一首說： 小船矗起半天中，一尺檣懸五寸篷；渡海歸人當有信，竿頭昨夜是南風。（渡海之家，例造小木船，桅帆畢具；置竿頭，立庭中候風，以蔔歸期。自閩歸國，皆以南風為候）。 到李鼎元時，還是有同樣的習俗。李鼎元寫的〈竹枝詞〉也說： 雙乳垂垂學抱瓜，庭中獨立望天涯；竿頭笑指南風到，脫卻襟裙嬾去遮。（家有渡海者，率造小木船，置庭中竿頭，桅帆畢具，後南風以蔔歸期。） 這樣的風俗，在熟讀古籍的冊封使者來說，很自然就聯想到我國古代的「五兩」旗。周煌的《琉球國志略》卷四下、李鼎元的《使琉球記》裡，都有提到「五兩旗」。李鼎元說： 庭中豎長竿，上置小木舟，長二尺，桅、柁、帆、櫓皆備，首尾列風輪五葉，挂色旗以候風。渡海之家，率預計歸期，南風至則合家歡喜，謂行人當歸。歸則撤之。即古五兩旗遺意。[3][3] 然而到了嘉慶十三年的費錫章，在他的竹枝詞裡，卻記錄了這種風俗的轉變。費錫章所作竹枝詞說： 中華遙望比仙都，破浪全憑十幅蒲；楊柳簡書誰會得，獅王不挂挂於菟。（球俗遠賈他處，家懸一虎，旁畫楊柳。詢其故，則以風從虎，但求順風而已；若楊柳則相沿如是，並不知取義。） 從費錫章所描述的，卻已經不是用竿子豎掛小木船，以候南風了，而是改懸一個虎形偶，取其「風從虎」之意，其實也是祈求順風吧了。至於其他沒有變化的風俗民情，冊封使的記錄都差不多，只有詳略之異而已。而在眾多冊封使的記錄裡，李鼎元的《使琉球記》是以日記的方式記的，比較貼近生活，也多了些描述的文學辭藻；沈三白的〈中山記歷〉（前身為〈海國記〉）也是講究文學手法的。所以，沈復所記的跟李鼎元所錄的文字，在風格、措辭、語氣上自然就比較接近。至於引證王爾敏教授的意見，老實說，王教授根本還不知道他所看到的「足本《浮生六記》」中的〈中山記歷〉，本來就是偽作的，是偽作者抄錄了李鼎元的《使琉球記》中的文章段落而成的，那當然十分相似了。這從鄭教授引述王爾敏教授的話還在說「沈復自謂曾跟隨冊封琉球正使趙文楷、副使李鼎元前往琉球」，就可見而知了。關於這一點，請參考拙著《浮生六記後二記─中山記歷、養生記逍─考異》一書，即可了然。 對於鄭教授所說的第一點，以為沈復所寫的是私人筆記，不足以跟冊封使者的述職報告記錄相比。本人當初也只表示沈三白的撰述，是代表民間的描寫角度，跟官方的記載不同，這也正是沈復的書最有價值的地方；而兩種資料當然都有價值，不過官方的記錄已經不算少，而民間的筆記卻如鳳毛麟角。從前曾應冊封使之邀，以從客身份前往琉球國的王世禎、王文治，雖然都曾經有所採記，然而他兩人名氣大，地位高，與官方關係密切，因此他們的描寫不能算是純民間的，而這正顯示了沈復記述文字的重要性。在這裡舉個琉球紅衣人的例子來說明： 明清以還，冊封琉球十數次，歷來派遣冊封琉球使的記錄裡，都有提到琉球國土妓的事，因為她們身著紅衣，所以冊封使都稱她們為「紅衣人」，認為是風俗中的特色之一。然而，所有冊封使──包括趙文楷禁止使團人員接觸紅衣人以前──的記錄，從來就沒有任何一位官員將「紅衣人」的相關情狀，描摹得像《海國記》那麼詳盡、細膩、真實，都只對「紅衣人」作隔岸觀火，輕描淡寫地一筆帶過，因此我們對「紅衣人」的事知道的也不多。抄稿「海國記」裡對「紅衣人」的描述，比之所有冊封使的記錄都詳盡，都深入；此無他，原因很簡單，因為官員們寫的記錄都是要向朝廷報告覆命的，如果寫得像沈復那麼清楚詳細，那無異於告訴朝廷自己在琉球曾經光顧過「紅衣人」的閨幃，那後果會如何呢？又有誰會那麼愚蠢呢？這正是官方記錄的罩門。當然，誠如鄭教授所說的，沈復頂多只是一位冊封使的隨從，而作私底下的記述，他所看到的事情並非全面，所掌握的資料也不可能完備，甚或他在回想過程中，記憶有誤，以致於記載失實，也在所難免的，但是可以體諒。官方的資料有時也會刻意扭曲呢！難怪顧頡剛先生不太相信正史的記載，倒寧願相信《山海經》等書了。至於沈復的記載能不能證明釣魚臺的歸屬，那是另一回事。 筆者以為，王爾敏教授以偽作真，鄭海麟教授引誤論真，似乎都可以再三思而後行。 至於自稱是「琉球歷史愛好者」的胡新先生所撰寫的〈《海國記》又係僞作，學術造假再擡頭〉一文，光標題就足以聳動視聽，也令我不得不作回應。胡說「這些所謂的佚文純屬僞造，絕大部分改寫自康熙五十八年冊封副使徐葆光的《中山傳信錄》，根本不是沈復在嘉慶十三年隨冊封使齊鯤、費錫章出使琉球時對中琉宗藩關係的真實記錄」，洋洋灑灑列出七大條、兩小點所謂「論證」，就宣告「彭令先生公開的兩頁《冊封琉球國記略》條文加以考證，揭示其招搖撞騙的欺世盜名」。也由於本人對彭先生的發現抄稿《海國記》給予高度的評價，當然也被描述為「自持浮學專家，自以為是」，只是「紙上談兵」，「猶如井底之蛙、幼稚可笑」，甚至質疑我「是否有起碼的學術良知」，「令人齒冷」，要我「不要再誇誇其談，好好自我反省，以免貽誤後人」。雖然胡說對我的批評用詞甚重，貶損太過，不過我依然認為從胡新的文章裡，展現了他研究的勤奮，閱讀的仔細，若持此以恆，有朝一日或許會成一家之言的。如果是我的錯誤，我也願意承認不足，虛心受教。以下我就針對胡說所舉「論證」，一一分辨如下： 胡說「關於吳安邦官職錯誤等問題」，可能胡氏認為這是個小問題，錯誤明顯，不必論述；但是我卻認為這正是證明抄稿真實無虞的明證。根據費錫章《一品集》頁15中，有〈以球刀二柄分贈吳游擊安邦、陳都司玉龍，因系以詩〉一首，稱吳安邦的官銜為「游擊」，而抄稿稱「福州左營副將吳公安邦」，兩者明顯有異。表面看來，的確是個問題；然而，細心的人是否想到，誰會知道「吳安邦」其人曾經擔任過冊封使的護送守備員呢？除了真的跟隨齊鯤、費錫章前往琉球的人外，大概只有看過費錫章《一品集》的人了，因為齊、費所著的《續琉球國志略》沒有記載這位小小的地方武官，齊鯤的《東瀛百詠》也都沒有提及；胡先生不也是看到《一品集》才知道的麼？要知道「吳安邦」並不是甚麼名人，普通點的「學者」都可能一無所知，大師如陳毓羆先生也是幾經辛勞才找到費著《一品集》來研究的，而抄稿的作者憑甚麼知道呢？如果他是因為看了費錫章的《一品集》而知道的，那他為甚麼不直接稱他的官銜為「游擊」，就不會被質疑，何必留下個尾巴呢？只有蠢才才會如此。 如果胡君認為這只是推論，不足為憑，還是執著官銜「游擊」與「左營副將」的差異，那我就所知說明一二，當可瞭然。先看徐葆光《中山傳信錄》裡說：「護送守備一員，註：海壇鎮左營守備蔡添略。千總一員，註：蔡勇。官兵二百名。註：閩安鎮、烽火營、海壇鎮左、中 、右三營各四十名。」可見冊封使護送的工作，一向就是福州海壇鎮、閩安鎮的左營水師的官員負責的。就官銜來說吧，這要從福建的軍防政制說起。福建的閩安村，位於閩江出口，跟臺灣隔海峽遙遙相望。清朝初年，為了在此對抗鄭成功，清政府實行遷界令，同時在閩安進行大規模攻防設施的改造。清政府對閩安的正式軍事管理，從順治七年(1650年)開始，當時清廷在閩安設協副將，下轄官8名，兵2000人，爲綠旗營兵。順治十五年(1658)築城，置戰船、南北岸炮臺。康熙二十一年(1684)，清政府在此設立了閩海關，當時的閩海關總口有二：一駐南台，一駐閩安鎮。因此，今日的閩安還有官府署衙遺迹可尋，左營游擊署在南門外澳裏，右營游擊署在土地堂；兩官署原稱左營守備廳、右營守備廳。其中駐閩安鎮城，原左營游擊，在乾隆三十九年改稱左營都司，右營也相同[4][4]。由此可見，抄稿中稱吳安邦為「左營副將」，不是隨便稱說的，費錫章稱吳安邦為「游擊」，也就是「左營游擊」的省略，只是用了傳統的舊稱而已。同時，根據清朝陳培桂、林豪纂輯《淡水廳志》[5][5]卷八（下）表二〈選舉表〉裡，列舉了武進士，其中就有吳安邦其人，記載說：「吳安邦，嘉慶元年丙辰科。籍彰化。官至閩安副將。」這更可見抄稿的作者既不是看費錫章《一品集》而知，也不是看《淡水廳志》的資料而知的，而是其人身在現場，才會知道「左營副將」這個職銜的。如果作者他具有這樣的學識，他要是作偽的話，那胡君又憑甚麼能找得到他的馬腳呢？ 至於琉球國「紅衣人」的問題，我在前面已經有所論述，在此就不再重複贅述了。 至於胡說的七大條考證，現分論如下： 甲、 「守禮坊上的匾額只書『守禮』二字嗎」的問題 《海國記》說：「過此百步，又一牌坊，大書『守禮』二字。」胡氏所辨析的內容：從歷代的使錄所載，牌坊上牓的確是「守禮之邦」四個字，周煌的《琉球國志略》，李鼎元的《使琉球記》都有相同的記載。不過，沈三白的記述，很可能是事後追記的，前文說先有一牌坊牓曰「中山」二字，以致後來類比誤記為「守禮」二字，是有可能的。何況，胡先生所舉的齊鯤《東瀛百詠》的句子，不也是只有「守禮」兩個字嗎？這種文學之筆，誤記或省略，應該是不足為奇的；當然也是美中不足了。然而，如果是「偽作」，那隨處可見的「守禮之邦」四字，為何他偏偏只寫「守禮」兩個字，以啟人疑竇呢？這正可以推論作者並未參考前人的資料，純粹根據自己的記憶而書，才會產生這種現象。 乙、 「冊封使到閩及啓行日期錯誤」問題 《海國記》說：「至閏五月二日，始從福建省城啓行，【南台】登舟……次日，兩冊使奉節、詔至。」胡氏辨析以為眾多資料清楚記載顯示，齊鯤、費錫章於五月初二日行抵閩省，於閏五月初三日由南台海口登舟，到閩和啓行的日期前後相差一個月。而在《海國記》裡的記載「不僅同在一個月，而且順序也前後顛倒」。我請讀者（包括胡君）再好好閱讀原圖片中的語句，作者是說閏五月二日那一天，冊封團隊從福建省城的南臺登舟，到初三日（即次日），兩冊使才奉使節、詔書來到渡頭，準備上船啟行；而不是說閏五月初三日（次日）兩冊使才奉使節、詔書來到福建省城。那又何來所謂「不僅同在一個月，而且順序也前後顛倒」的問題呢？胡君是看過李鼎元《使琉球記》的人，李鼎元在嘉慶五年閏四月初八日到福建洪山橋，並與閩令譚掄等同「奉詔敕賞卹登岸，舁以龍亭、綵亭送館安奉」[6][6]，到了五月朔日（初一）夏至，因為「向來封中山王，去以夏至，乘西南風」，所以，要「早起，命僕襆被登舟。午刻，具龍、綵亭奉詔敕、節、幣，安放中倉；同介山（冊封正使趙文楷）先至南臺館馹，點驗兵役，盡令登舟」。李鼎元因為要處理兵員的問題，而且要候潮汐，所以延至初四日才正式「起定」。[7][7]對比來看，一目了然，抄稿所陳述的，完全沒有問題。問題是胡君閱讀文言文時讀錯了，而且對冊封琉球的過程不甚瞭解，才會提出這樣的「論證」來。 丙、 「過釣魚臺遙祭黑水溝改寫自李鼎元《使琉球記》」的問題 《海國記》說：「十三日辰刻見釣魚臺，形如筆架。遙祭黑水溝，遂叩禱於天後，忽見白燕大如鷗，繞檣而飛。是日即轉風。十四日早，隱隱見姑米山，入琉球界矣。」胡說「冊封使清楚記載，當冊封舟行至赤尾嶼後的黑水溝時，才祭祀海神，從沒有在過釣魚臺時遙祭過黑水溝」。並認為這種說法的來源是李鼎元的《使琉球記》裏有「琉球夥長雲：伊等往來不知有黑溝，但望見釣魚臺，即酬神以祭海」，而且認為《海國記》的「見釣魚臺，形如筆架」、「忽見白燕大如鷗，繞檣而飛」等語句，都與《使琉球記》所寫相似，因此推論說「改寫的痕迹異常明顯」。我則認為，齊鯤、費錫章要將整個冊封的過程，鉅細靡遺地記錄下來，以備回朝廷時述職之用；而沈三白則是私人筆記，不需要記述瑣碎的事，這是文學作品與工作報告的不同。而且，抄稿只是沒有逐個島嶼都記載罷了，按順序而言，過了釣魚臺之後才祭黑水溝，並無不妥；如果在釣魚臺之前就祭黑水溝才有問題呢！「筆架」的形容，前文已經說過。有關「白燕大如鷗，繞檣而飛」的記載，胡君何以不看看齊鯤的《續琉球國志略》說：「見白鳥似燕而大，五六為群，飛繞前後，若導引然。」[8][8]比起李鼎元《使琉球記》中所說的「有白鳥無數，繞船而送」[9][9]如何；不然，汪楫也寫過：「白鳥不可數計，環檣而飛，迎櫂之神鴉不足異矣。」周煌也說：「將至姑米，萬鳥亦復迴翔。」[10][10]請試比較一下，《海國記》所寫的，跟哪一位冊使的記述最接近呢？不要昧著良心說話，當然答案是齊鯤的記述最像。那何以會那樣呢？如果不是抄稿的作者看過齊、費的《續琉球國志略》，就只可能是他本來就在現場，親眼所見，所以跟齊鯤看到的景象是一樣的，當然記述的文字也差不多了。 丁、「冊封大典日期取自徐葆光《中山傳信錄》」的問題 《海國記》說：「至七月二十六日，始行冊封大典，前一日，從官先往王府演禮。」胡君辨析說：「琉球《歷代寶案》收錄的《琉球國中山王臣尚灝謹奏爲恭謝天恩事》和《琉球國中山王臣尚灝謹奏爲頒封大典已竣懇在舊禮以勞使臣事》都提到，『續於八月初一日荷蒙宣讀詔敕，封臣灝爲中山王。』《續琉球國志略．志餘》中也提到『故自八月朔日恭行冊封大典。』另外齊鯤《東瀛百詠》的《冊封禮成書事贈中山王五言八十韻》中還有『嘉慶十三載，仲秋月初吉。琉球尚氏孫，詔許襲王秩』之句。既然三種資料都顯示冊封大典是八月舉行，爲什麽《海國記》說是七月二十六日呢？」並以為這個日期是從《中山傳信錄》裡所記載的「續於七月二十六日，宣讀詔敕，封臣敬爲中山王」移花接木過來的。我以為這個錯誤，就跟「守禮之邦」四字誤記為「守禮」二字一樣，是因追記而產生的。不妨看看，其他的冊封日期，大概都不離七、八月。如嘉慶五年的那一次，根據李鼎元的記載，就在七月二十五日，也跟徐葆光那一次僅差一天而已；時間的相同，只是偶合。 至於胡說「諭祭先王日期所在的頁面，彭令先生沒有公佈，不過不出所料的話，時間是在嘉慶十三年六月二十六日」，胡氏這個推測，已經有人在網路上引用彭令所告知回應，抄稿寫的是在「七月朔日」。其實，真正的時間是嘉慶十三年六月十有五日己酉。之所以有此差異，我以為還是老話，隨從私人寫作追記時，偶然錯誤。 戊、「頭號船人數嚴重失實」的問題 《海國記》裡說：「冊使與從客共一舟．名曰頭船．上下柁工兵役共計四百五十餘人。」請注意我引文的標點，用中性的「．」，主要的原因是我認為胡君的標點有問題。胡君的引文是「冊使與從客共一舟，名曰頭船，上下柁工兵役共計四百五十餘人。」而我認為應該是「冊使與從客共一舟，名曰頭船。上下柁工兵役共計四百五十餘人。」胡說引用費錫章《一品集》中的《閏五月初三日南台開行步費西墉給諫韻》詩句說：「中山使者持絳節，高坐南台點士卒。當街一踴上舳艫，異軍五百蒼頭突。」下有小注說：「兩舟共五百十二人。」胡君以為「《海國記》說頭號船就有四百五十餘人」。就算抄稿是偽作，偽作者也不至於愚蠢到那麼離譜吧。其實只要翻一下李鼎元的《使琉球記》，就知道「每船約二百六十餘人」，後來又要增加四十名兵丁，因人數過多，所以「每船減役二十餘人」[11][11]，要兵丁替代役丁的工作，故仍然維持每船二百六十餘人左右。原抄稿中有句讀，不過沒有「逗號」、「句號」之分；我以為四百餘人的數字是指兩船「上下柁工兵役」的總數，不是指頭船的人數。查考歷次冊封使團的人數，大概都是三百多至五百出頭，如果頭船有四百五十餘人，兩船當共有九百多人才對，這是傻瓜也知道不可能的事。胡說用心可知。 至於費錫章說「兩舟共五百十二人」，而抄稿則說「四百五十餘人」，二者不同，我以為當然是費錫章的數字準確，而抄稿作者可能是大約的估計。何況抄稿說的人數是「上下柁工兵役」；而冊封使團中，還有正、副使、從客、接封使臣、其他隨行官員，或者還有其他應邀之客，當亦有數十人，都不能計算在「上下柁工兵役」之內；如果加上去的話，數字就相當接近了。 己、「冊封舟尺度改寫自徐葆光《中山傳信錄》」的問題 《海國記》說：「舟長八丈有餘，闊二丈餘。」胡君有用心的找尋嘉慶十三年冊封舟尺度的相關記載，在齊鯤後人齊上志先生《福州齊氏六代書香父子翰林》一文中，說是冊封舟長15丈、寬3丈多；兩者之說有差異。胡君又引證「徐葆光冊封琉球，隨團人數318人，兩艘冊封舟爲寧波商船，一號船長十丈、寬二丈八尺、深一丈五尺，二號船長十一丈八尺、寬二丈五尺、深一丈二尺」。在此，我先提出修正胡說徐葆光冊封團的人數，不止318人；我知道胡君是根據《中山傳信錄》中卷一頁8的〈渡海兵役〉條來算的，不過，胡君忘記了這個數字只是「兵役」的人數，而忘記了算「柁工」數，即是掌控航船的船戶。徐葆光在〈渡海兵役〉條之前，有說「每船船戶以下二十二人」兩次，兩船合共四十四人，加上之後，就有362人；再加上前面說過的正、副使、從客、接封使臣、應邀客人等，應該也接近四百人左右。 齊鯤、費錫章前往琉球冊封，隨團人數512人，照常理來說，封舟的確不應該比康熙五十八年徐葆光那次還小的；胡君之說，不無道理。所以，他認為《海國記》中冊封舟的尺度，是模仿自《中山傳信錄》卷六〈舟〉條中所說的琉球貢舶「船長八丈余，寛二丈五、六尺」。不過，胡說的結論下得太快了些，相信他也應該看過《中山傳信錄》卷一〈封舟〉條下，歷數每次封舟大小的資料。從資料表面的數字看來，徐葆光以前的冊封船長，從二十丈到十二丈不等，反而是徐葆光所用的封舟最小，一號船才十丈，二號船十一丈八尺。如果像胡說的那樣推測，那徐葆光冊封團的人數四百左右，相信從前的冊封團人數也差不多；那為甚麼封舟長度反不如康熙二年張學禮那次的十八丈長呢？胡君能不能也給個解釋呢？相信胡君也是丈八金剛，摸不著頭腦了罷。 如果只是用「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的方法來堵住胡君的嘴巴，相信胡君也不會接受的。現在，就我所知，說明一二，關鍵就在《中山傳信錄》的資料裡「虛梢」二字上。李鼎元《使琉球記》卷二頁15有記載李鼎元去檢驗封舟說：「舟身長七丈，首尾虛艄三丈，深一丈三尺，寬二丈二尺，較歷來封舟，幾小一半。」試想想，李鼎元冊封團的人數五百二十人左右，封舟才長七丈，他還是可以前往冊封，齊鯤、費錫章封舟長八丈餘，已經比李鼎元時的封舟長了，為何不可呢？再來如果將李鼎元的封舟長度，加上「虛艄」三丈，就有十丈了；如此類推，齊鯤的封舟八丈餘，前後「虛艄」應該更長些，那麼可以粗估四丈，加起來就有十二丈左右，這跟《中山傳信錄》裡所說的「烽火營鳥船一隻長一十二丈三尺，寬二丈五尺；閩安中營鳥船一隻長十二丈二尺，寬二丈六尺五寸」，長度大小就相差無幾了。至於齊上志先生《福州齊氏六代書香父子翰林》一文中所說的封舟長15丈、寬3丈多，那就恕我淺陋，不得而知了。 庚、「腳踏綿的描述改寫自《中山傳信錄》」的問題 《海國記》說：「殿中無寶座，而有一台，高僅尺許，曰臨政台，圍以朱漆欄，亦鋪腳踏綿，與庶民居室相等。」胡君以為這是根據《中山傳信錄．屋舍》條中記載的「室中以席裹草，厚寸許，緣以青布，佈滿室中。入室，必脫三板，故名腳踏綿。自王宮以至民間皆然」，刻意模仿寫作的。光憑這樣的對比材料就提出如此「想當然爾」的質疑，真的魯莽而且可笑。 彭令所公開的七張抄稿圖片中，「腳踏綿」出現了兩次，除了宮廷中，還有紅衣人的居所，也有寫著鋪上腳踏綿；那真的是「自王宮以至民間皆然」。胡說認為這是改寫自徐葆光的《中山傳信錄》。不過，李鼎元《使琉球記》裡，有以下的記載說： （八月）十六日，丙寅晴。遣人入王府，謝食後皆介山遊圓覺寺。渡觀蓮塘橋，橋亭供辨才天女，雲即鬥姥。將入門，有池曰圓鑑，荇藻交橫，芰荷半倒；國王迎於山門外，王叔以下跪迎。門高敞，有樓翼然。左右金剛四，規模畧仿中國，佛殿七楹。更進，大殿亦七楹，名龍淵殿；中為佛堂，左右奉木主，亦祀先王神位，兼祀祧主，與《志畧》所載同。左序為方丈，右序為客座；皆設席，周緣以布，下襯草極平而淨，名曰『踏腳綿』。使院見之而未得其名也；前楹板閣護雕欄。[12][12] 由這段文字看，不單是王宮、民間，連天使館、寺廟都有鋪設「腳踏綿」，或稱「踏腳綿」的，這並不是抄稿的作者刻意摹寫，琉球國俗本來就是如此。此外，齊鯤《東瀛百詠》裡，有〈中山雜詠〉十首，其中第一首說： 鬥屋當空四角懸，樓居雅欲慕神仙；重重布席吳餘地，脫履偏誇腳踏棉。（球俗席地而坐，凡入戶，必須脫履，名曰腳踏棉。） 齊鯤也見到家家戶戶，以及天使館都鋪設了「腳踏綿」，他沒有記載王宮中的情形，因為述職報告《續琉球國志略》中不需要寫這樣瑣碎的事，這也正是沈復私人筆記可貴的地方。胡說的質疑是捕風捉影、昧於事實罷了。 針對胡說所舉的七大條、兩小點的質疑作了回應辨證，有識者對比而觀之，自能分曉，無須我再贅言了。我強調的論析方法就是「拿出證據來」說，不要只在推推敲敲、指指點點，一派胡言。胡君的論點有些也是有「拿出證據來」說的，不過，要不是以偏蓋全，不然就是瞎子摸象，復以不夠深入悉心查考，仔細鑽研，所以得到「《海國記》確系僞造」的結論，就是謬誤的。荀子說：「其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足以欺愚惑眾。」所以，我必須如孟子所說：「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其實，我還真的誠心欣賞胡君的；我也應該感謝他，如果不是他這篇文章的刺激，我不會那麼專心地將我本來還沒有完全成熟的論點，加速鑽研，撰寫出來；寫著寫著，幾乎進入忘我的境界，也越寫越有心得。學術研究的趣味就在這裡；孔子說：「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這一章的涵意，我或者稍有體會。 最後，我要為彭令先生說幾句話，也是胡說的另一個盲點；胡說「不知道《海國記》藏者彭令先生從哪雇傭了一位寫手」來偽作《海國記》。彭先生公開發現的是手抄稿，書法之精彩，令我這個曾經在大學教「書法」課的人也動容。手抄稿裡署名的是「錢泳」，錢泳本來就是清代書法名家，六書八體，靡不精通，號其居曰「寫經堂」；錢氏曾臨書諸多漢碑刻版，作為學者臨摹範本，可見其書法功力與價值於一斑。如果彭令真的能找到一位有此功力的書法家（已經不是寫手而已）來替他作偽，那這位「人士」應該早就是名滿天下的巨匠大師了，他會願意替別人作偽麼？彭令請得動這樣的大師級人物來造假嗎？ 再者，錢泳的書法流傳至今，還有不少被保存著，只要找出被公認是錢泳手跡的作品來與《記事珠》抄稿對比考較一番，不就一目了然了嗎？在網路上就可以找到不少錢泳的書法圖片，其中一幅錢泳〈與徐問蘧（楙）書〉的墨跡圖片，是公認的錢氏手跡（網路圖片，為尊重權利，不加轉貼，讀者自尋），跟彭令公開的圖片比較，署名、筆法、風格等都明確顯示兩者同出於一手，無庸置疑；以此當可正面證明抄稿乃是真正錢泳手抄的墨跡《記事珠》。彭令不可能請「錢泳」來造假吧！我也不知道〈與徐問蘧（楙）書〉的墨跡現在收藏者是誰；況且，《記事珠》裡除了《海國記》之外，還有不少錢泳所著《履園叢話》內容的草稿，以及其他可與錢泳生平對照而不為一般人所知的記錄材料，如果這也是造假的話，那偽作者造假的城府之深，部署之精，考慮之密，手法之妙，簡直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了。那麼，縱然是偽作假的，我想也就認了吧！ 蔡根祥 撰寫於臺灣 高雄師範大學 經學研究所 2010/01/13,11：40 （作者系台湾高雄师范大学经学研究所教授。） [1] 見《海峽評論》2010年1月號。筆者於http://www.haixiainfo.com.tw/SRM/229-7774.html《國際與外交》〈沈復《浮生六記．海國記》與李鼎元《使琉球記》之比較〉下載，時間於2010，01，09，21：00。 [2] 參見：史林雜談。作者：太史政〈《海國記》又系僞作 學術造假再擡頭〉。 (2010-01-10 13:01:42)標簽：雜談。又在網路的天涯社區『煮酒論史』 [版務處理]《海國記》又系僞作 學術造假再擡頭(載)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no05/1/152148.shtml。作者：liuchiu 提交日期：2010-1-10 12:49:00。內文署名：胡新。筆者於2010/1/10,22:00下載。 [3] 李鼎元：《使琉球記》（臺灣：文海出版社，《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四十八輯，師竹齋藏板）卷六，頁3，總頁255。周煌所記亦相似。 [4] 以上的閩安村的論述資料，參見翁偉志、薛菁所著〈涉台遺存與閩台關係〉一文，刊登於《閩江學院學報》2008年（3）。 [5] 【台灣文獻叢刊．第 172 種】等二種。 [6] 李鼎元《使琉球記》卷二，頁13、14，總頁82、83。 [7] 李鼎元《使琉球記》卷三，頁1、2，總頁105-108。 [8] 齊鯤、費錫章《續琉球國志略》卷三，頁34，總頁511。 [9] 李鼎元《使琉球記》卷三，頁5。 [10] 周煌《琉球國志略》，卷十六，〈志餘〉，頁3。 [11] 李鼎元《使琉球記》卷三，頁2，總頁107-108。 [12] 李鼎元《使琉球記》卷五，頁7，總頁218。 原载：作者投稿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