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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注意到《文学报》上关于《大秦帝国》的争论，始于李星的《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争鸣》。不过，最初引起我注意的，不是文章的内容，而是它的长。文章登了两个版，而文后还附有编者说明：“原文一万两千余字，版面所限，略有删节”。李星是我的老相识，我一向佩服他的忠厚和严谨。看来他最近一定是特别地忙，以至没有时间把文章写得短一些。然后我注意了一下文章的内容。坦白说，有几处不怎么懂。不过，就文中所涉及的那点事来说，我确实认为用不着说那么多话。再然后我注意到，他几次三番表示自己只是个搞文学评论的，不断地对自己的知识、视野等等的“局限”感到心里不踏实，甚至觉得自己“没有资格”参与讨论那些历史、文明史、文化史方面的问题。于是我猜，这个老实人真是太老实了，以至被别人用一些大而无当的东西给绕住了。《大秦帝国》不就是一部小说吗？既然是搞文学评论的，你直说它究竟是不是一部好小说，不就完了？ 因为开了这个头，凡《文学报》上登出有关的争论文章，就留心一下。其结果，印象最深的，仍然是这些文章的长。但我心里仍有自己的基本判断：不就这么点事儿吗？真有这么多话可说吗？有一阵我甚至有点儿纳闷：是不是一部小说写得长了，对它的评论就得也往长里写，写短了就对不住人家那个长小说了？ 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据介绍全书500余万字。很遗憾，没读过。没读的原因，就是因为它太长，买不起，也看不动。当然，买不买看不看的背后，也有个预判：值不值。我的预判是不值。以我的了解，“大秦帝国”（不是整个春秋战国当中那个诸侯国）那点事，倘要写得精彩，应该是五六十万字；写得尚可读，不应超过120万字。另据介绍，作者写这部书，用了十余年。那么他应该有足够的时间把它写短，而终于写了这么长，一个最可能的原因，就是他没有这个能力。 这个预判，后来在相关的争论文章里得到了部分的证实。为了回答一些批评，作者又写了长文，来阐释自己的创作初衷，并对自己的作品做出自己的评价。其一，他说自己这部小说的特点之一，是用历史主义的方法处理史料。这曾经让我很吃惊，因为从一些评论中介绍的情况看，这部小说的历史观，很难跟历史主义对上号。幸好，在另外一个地方，他很负责任、很详细地介绍了“我所理解的历史主义”是什么什么。虽然这让我又吃了一惊，因为他所理解的历史主义，和我所理解的相差甚远，不过，负负得正，吃了两惊之后终于明白了：他所理解的历史主义，刚好跟他所写的小说严丝合缝。其二，他说自己这部小说的特点之二，就是该小说不是纯文学，而是对纯文学的超越。这曾经让我很吃惊，因为虽然我没有读过小说，但从一些评论文章看，评论家们基本上都是把它当作纯文学作品对待的，无论说好说坏，都是以纯文学的评价标准来衡量的。幸好，在另外一个地方，他很负责任、很详细地介绍了“我所理解的纯文学”是什么什么。虽然这让我又吃了一惊……话休烦絮，总之负负得正，不管别人对纯文学怎样理解，反正他所理解的纯文学，刚好被他的小说所超越。 如果我们在讨论问题时，都用这种态度来对待那些最基本的概念，这些讨论还有意义吗？ 而实际上，在我读到的几篇争论文章中，这种现象普遍存在。有好几个关键性的概念，表面上是一模一样的字，但是用在不同评论家的文章里，明显地具有不同的涵义，让人不知道他们究竟在说什么或想说什么。所以我读不懂。坦率讲，我觉得这是一种聋子的对话。 二 就说“历史主义”吧。《警惕文学批评的沉沦》（董健桥、王幅明，《文学报》2011.2.17）一文说：“所谓‘历史主义’，也许有着不同的理解，使用这个概念，应当首先给出使用者对之的理解和规范。”董、王二位先生意识到了不能乱用概念是好的，但他们给出的办法是错的。在论证或辩论中使用概念，应该符合这个概念被普遍认定的定义，满足其相关的内涵与外延的限制，而使用的对象，则必须在这个概念所能涵盖的范畴之内。只有这样，别人才能明白你在说什么或想说什么。如果你在使用这个概念时，想对那个“普遍认定的定义”做出某种局部的补充或修正，你就必须明确表明这是你的补充或修正，而不是把你的补充或修正塞到原来的定义里面去。像董、王二位先生所说的那种使用方法，如果在使用同一个概念时，每一个使用者都可以先给出自己的“理解和规范”，然后再按这个“理解和规范”去使用，那么同一个概念就会产生N种不同的“理解和规范”，岂不都成了自说自话？ 事实正是如此。据董、王二位介绍，孙皓晖先生在《历史主义是理清中国文明史的根基》一文中，对他使用的“历史主义”做了如下的规范和说明：“什么是历史主义？就是以历史发展的阶段性为根基，以历史发展的实践性为尺度，去审视中国文明历史的遗产，去分辨其中的良莠，去确立值得当代的我们继承发扬的东西。这一文明价值评判体系，其具体的展开方式是：依据特定时代的主流性社会需求，依据当时的社会实践结果，依据历史元素在后续发展中所呈现的文明辐射力，去综合衡量该时代所有构成元素（事件、人物、思想等）的文明价值，并确立它们的历史地位。”当然，按孙先生（也包括董、王等先生）的想法，经过这样的“理解和规范”，《大秦帝国》就成了“历史主义”的范文，但是孙、董、王等先生还应该想到，用同样的方法，别人也可以将《大秦帝国》论证为任何主义的小说。比如有人想将它说成是一部“暴政主义小说”，那么只要先给出他对“暴政主义”的理解和规范，而这个理解和规范恰好能跟小说对上号，它真就成了一部暴政主义小说了？ 有一篇批评《大秦帝国》的文章，叫《论“秦家店”核心价值在当今的反动性》，作者董健在文中也给出了他对这个概念的“理解和规范”：“喜欢放过历史罪恶，不愿接受历史教训的人，或者为了现实的需要而要从历史文化资源中吸收某些有毒材料的人，总喜欢搬弄‘历史主义’这个概念。”您瞧瞧，对于同一个“历史主义”概念，这位董先生的“理解和规范”，与那位孙先生的“理解和规范”，差距有多大？大到足够绕地球一整圈！——当然，两位都在地球上，所以面对面的差距看上去很大，背靠背地算，二位其实是后背贴着后背。而写《沉沦》的董、王二位的态度，也真够可以的。二位认可了孙先生的“理解与规范”，却不允许董健先生有自己的“理解和规范”。二位质问道：“这段关于历史主义的‘棒’辞，不知作者源于何据，抑或是自己的发明。”这一问，其实问得极好，只是同样的问题也应适用于孙先生才公平。孙先生那一大段话，不像是抄来的，因为其文字的表达力，不像那种经常被引用的论述。至于其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历史发展的实践性”，则肯定是孙先生的发明。至少，我是头一回听说“历史发展”还有“实践性”！ 《沉沦》免除了这个追问之后，又直接给孙先生的理解和规范升了一格：“可以看出，孙皓晖先生运用的历史主义的理论和方法，遵循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这就怪了，董、王二位“可以看出”，怎么我一点儿也没看出来？想了想，明白了，董、王二位省略了马克思对“历史主义”是怎样“理解和规范”的。而且这省略还透着蹊跷——不是假定别人都知道，而是假定别人都不知道。 三 好吧，我来代劳吧。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按普遍认定的定义，它有三个基本要求，其中的第二个注意历史的演变，和第三个要做阶级分析，和我们现在所要讨论的问题关系不大，不再做详细介绍，它的第一个要求，实际上也是“历史主义”这个概念的基本定义，本来表述得是非常简明而精确的，那就是：“历史人物、历史事件都是一定历史条件的产物，对它们的分析和评价，也要从那些具体的历史条件出发。” 就这么简单！所以，无论是孙先生的理解和规范，还是董健先生的理解和规范，都跟“历史主义”这个概念的原有定义毫不搭界。西方现代理论中也有“历史主义”的概念，但那是完全不同的范畴，跟我们所要讨论的问题同样毫不搭界。 如果真像《文学报》的编者所说，想要通过争论弄清楚一点儿什么，就不能这样随意地使用概念。先生们都是专家学者教授，不应该连这点儿逻辑常识都没有。然则我只好做一种“小人之心”式的猜测了：他们这样做，不是为了弄清楚什么，倒是为了把什么搞乱。 这一点，在孙先生的“理解和规范”中其实已经所有透露。他在“去分辨其中的良莠”之后，紧接着就“去确立值得当代的我们继承发扬的东西”，这是明显的偷换概念。历史主义地分析和评价大秦帝国时期的各种人物和事件，其中当然不乏许多“良”性的、积极的、推动了历史前进的、值得肯定的东西，但是这和“值得当代的我们继承发扬的东西”，是两个截然不同的范畴。500万字的《大秦帝国》，所要做的文章，其实就这么一点点。 就这么点事儿，偏要往大里说，往复杂里说，直到说不清道不明为止。该说谁说谁，该说啥说啥，干吗非要弄出个“秦家店”来？“秦家店”已经是个模糊不清的群体了，怎么又出来个“核心价值”？它本来有N个价值，你说A、B、C能进核心，我说X、Y、Z才能进核心，说得清吗？于是就引来反批评。反批评很好嘛，哪点儿你不赞成，说就是了，干吗又要弄出个“警惕文学批评的沉沦”？批评《大秦帝国》批评错了，文学批评就“沉沦”了？极而言之，即便在批评《大秦帝国》的文章中出了一万篇不说理的文章，离整个文学批评的“沉沦”也还远着哩。比一比，李星文章的标题就平和多了。李星是老实人。 孙先生还有一篇长文，叫《文学的边界在哪里》。多大的题目！恕我直言，要探讨这样的问题，《大秦帝国》远不是合格的文本。说白了，不就是《大秦帝国》里塞进了大段大段的“史论”吗？写了，书里印了，谁爱看谁看，不就完了？塞得再有道理，也不等于文学的边界会因《大秦帝国》而扩大了或不存在了。其实，一定要说说道理，这不过是写作课里的“人手刀口尺”。好的小说，其倾向性应从小说的人物、情节、细节，即小说的叙述中自然地呈现出来，只有在作者没有能力单靠叙述把想说的意思说清楚、说完整的时候，才会在叙述之外，自己出面发一通议论。当然，《大秦帝国》的写作有难度，作者这里那里力有不逮，可以理解。但是，为了照顾作者的这种欠缺，就去改变文学的边界，动作好像忒大了点儿吧？ 原载：《文学报》2011年04月21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