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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望中国文坛

http://www.newdu.com 2017-10-29 中国文学网 黄惟群 参加讨论

    这是旅澳作家、学者黄惟群日前在上海大学所做的演讲,作为身处异国、“远望中国文坛”的“文学中人”,他的评述朴素恳切,没有我们司空见惯的华丽辞藻和越说越糊涂的理论堆砌,读来令人击赏。爱之深责之切,黄惟群指出的当下中国文坛种种弊病或有严苛之嫌,但正如他所言,中国文学,需要矫枉过正,只有稍稍的过头,回弹时,才能回到正确位置。
    ——编者
    ●“文学中”与“文坛中”,是大有区别的。文坛中人,容易关心太多“额外”的事,因关心太多,很容易被文坛风左右。文学中人不同,文学中人尽管也关心生活所需关心的一切,但一旦进入文学领域,所有乱七八糟的事全都不理,极度专一,关心思考的,只是文学。
    ●作家重要的,是用真实的情感、成熟的思想、敏锐的感觉、百分百的诚意、认识感受事物,在独特的事物中看到其中的惊绝之妙,在平常的事物中,发现其中独特内涵,并且艺术地再现那些打动迷醉过自己的成分,将之完整地传达给读者。
    ●大多数的利益批评,都是违心的,经不起文学标准衡量的,是荒唐可笑令人作呕的。那么,作为一个文学中人,就有责任,不要让这样荒唐可笑成为一种定论,欺蒙大众,给广大读者造成误导,所该做的,就是发出自己的声音,向读者,向文坛,提供一份以文学标准为标准的有力答卷。
    ●中国文学,需要矫枉过正,只有稍稍的过头,回弹时,才能回到正确位置。
    文学中与文坛中
    这些年,中国发生了巨大变化,人们的思想也随之发生巨大变化,某种意义上,文学也将面临一个更新换代的变化。
    我们这代人,包括我,很多文学观念都太老旧、太落后了。
    不久前,一家杂志负责评论的年轻编辑向我约稿,正巧,我刚完成一篇文学评论,便给了他。两小时后,我接到了他的回信,他说他看后很激动,很喜欢,文章写得很到位,但是他说,平时稿件用不用,都是他做主,但这次这篇文章过于尖锐了,他得请示一下领导。当天,这位年轻编辑请示过领导后,第一时间就给了我回音,说文章不用了。理由自然不言而喻。改天,我将文章投去了《南方文坛》,第二天,总编便来信通知,此文下期刊出,让我勿投它处。这篇文章就是《中国文坛:请不要再说——》。后来再给那位年轻编辑去信时我说,文学的未来是你们的,不要太相信上一代人,因为生活经历、时代烙印、我们这一代人中的不少,眼界、胆量、思想观念、都是有局限的,远远不够的,未来的突破,靠你们年轻人。
    文学是极其重视个性的。离开了个性,没文学可谈。刚刚举的那个例子,所以第一次投稿不中,仅仅因为,文章中的观点、看法,不同于大家平时习惯看到听到的。也因此,很感叹。其他大多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杂志报纸电台都会高度重视个性化。有个性有独特见解的文章是大家求之不得的、争相发表播放的。这是一个只需运用基本常识就能达到的一种共识。小处说,媒体想要引人注意,需要不同的声音,你说我也说,大家刊的、播的差不多,没有特色,怎么与人竞争;大处说,不管是个别还是整体,思想观念的认识,转变,提高,一定是由不同于普遍观念与认识的所谓“异见”的刺激产生的。永远的一致、永远的相同,就是永远的停滞不前。当然,现在所谈的不同一般的独特见解,首先是自成一说的、站得住脚的、有真知灼见的,而不是为追求不同而刻意地标新立异,奇谈怪论,实则却是水准不够的。
    “远望中国文坛”,所以说“远望”,因为我人远在澳大利亚,不像身在中国的作家评论家那样看到很多书,了解很多情况。但是,人在远处也有在远处的好处,就像看一张图,靠得太近,容易拘泥于细节;而离远些,图的布局、线条、色块、以及勾勒出的主体画面,就会相对清晰些。还有一方面,就如刘再复评价高行健时所说,他说“高行健是文学中人,而不是文坛中人”。文学中与文坛中,是大有区别的。文坛中人,容易关心太多“额外”的事,比如,文坛的人际关系、“受贿”现象、时尚动向,谁被谁骂了,谁被谁捧了,谁走红了,还有谁说了谁的坏话,谁的书出了多少,赚了多少,等等。文坛中人,因关心太多,很容易被文坛风左右。文学中人不同,文学中人,尽管也关心生活所需关心的一切,但一旦进入文学领域,所有乱七八糟的事全都不理,极度专一,关心思考的,只是文学。
    关于文学创作
    不久前,我去听了一位知名作家的文学讲座。之前主办人推荐了这个作家的一个长篇纪实小说,我用一天时间,将之全部看完。我看得很感动。
    小说中有两个特点很突出。一是,写出了一种让人倍感温暖的亲情,写出了和父亲、叔叔、伯伯、兄弟姐妹之间的真情———单纯、简单、朴素、实在。尽管只限于亲情,但只要是情,就是可以延伸的,对亲人能做得到的,对他人同样可以做到。一个人,在对待任何其他人的态度当中,根本反映的是这个人,这个人的思想情感,这个人的性格、品质。我所以看重这点,是因新时期以来,我们的文学作品中,太少看到“情”,特别是单纯、简单、朴素、实在的“情”。
    这和一代人的生活有关。他们曾经非常单纯、简单、朴素,而且火辣辣的,充满理想、正义,激情万丈,然而残酷的生活,洗劫了他们的美好和诗意。这样的环境中,情感是被排斥的,被认作软弱无能,羞于见人。然而文学作品中,情感是至关重要的。根本来说,文学作品是靠感性动人的。作家靠感性感受生活,再把这种感受到的生活感性地传递给读者。至于理性,任何文学作品都需要。比如,作品的架构、细节的运用,文字的组织,素材的选择、安排,作者想表示什么、说明什么,怎么来表示、说明,所有这些,都需要理性,而且是高度的理性。但是,有一点请注意:优秀的文学作品中,理性是不外露的,是藏在情感后面的,它是一个导演,一个真正的幕后策划者、操纵者;优秀的文学作品中,走在前台的,绝对是感性,绝对应该是感性。
    那位知名作家的纪实小说中,还有一点让我特别看重,那就是作家面对自己真实灵魂的勇气,特别是面对自己真实灵魂中羞于见人的那部分的勇气。
    不久前,和一位朋友聊天时我说,任何一本自传体的小说,如果主角的形象太好、太完美,那么这部小说一定不会很好。自传体小说,既是写给别人看的,又是写给自己看的。这就需要作者面对的是自己的灵魂,而不是自己的面孔,特别是,不是自己打扮化妆后希望别人看到的面孔。任何真正的灵魂中,多少都有自己不能原谅、过不了自己感情、道德关的丑陋。只有健康的人,才有直面自己丑陋的勇气。比如这位作家,写到父亲病重,写到自己整个家庭在经济、精力上被病重的父亲所拖累时,那么一瞬,产生过希望父亲不要再拖下去的念头……人和人是差不多的,你所有的他也有,他所想的你也会想,而他想了没说,你说了,你就触动了大家,你的胸襟、勇气就高他一筹,你就更靠近了成功。
    当然,作为作家不仅要敢说,还有说得好,也即写得好,而写得好,就要找到最佳的叙述角度、叙说方式,制造最佳的效果。但这一切的前提,就是要有勇气面对真实的自己。
    文学是对人心进行的一种尽可能的深度探索。人心是极其复杂的,复杂得浩瀚。人的思想感情是立体的,多面的,甚至经常是对立的、矛盾的,人的统一性,往往是在矛盾对立中形成的。当今作家,已不满足于对人心浅层、单面、模式化的展示,重视的是对立体的人的全方位渗透,对人心的真实进行不避不闪的审视,展现那些隐藏在心灵角落的被忽视、遗忘、连心灵自己都不愿承认的真实存在。
    我认为,我去听讲座的那位知名作家的纪实小说中有两个优点,一是真情实感,一是直面自己的立体思想情感,这两点,是当今文坛极其少见的、极其需要的。所以说极其需要,其中牵涉到一个作家的写作诚意。作家写作,不管什么体裁什么内容,必须要有诚意。没有诚意,很难接触事物的根本,很难写到深处,也就因此不能让人走近,不能真正打动人。唯天下至诚,能尽其性,尽人之性,唯天下至诚,能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知天下之化育。———这话说得很根本。
    然而很遗憾,也很说明问题,听这位知名作家的讲座时,我发现,那篇纪实小说,他自己并不看重。他在台上说了大约一小时,所说的全是社会现象。骨子里,社会现象是他关心的根本,甚至说,他的文学,就是包含在他所关注的社会现象中的。
    这其中关系到一个重大问题,即作家的创作,到底是以人为本,还是以社会现象为本?毫无疑问,文学创作以人为根本着眼点,作家要探索的是人的灵魂,文学,是反映人类感情、思想的一个窗口。离开了人这个根本的关注点,就没有文学存在的价值。事实上,以人的思想情感为关注点的文学,从来不排斥不拒绝作家对社会、政治、历史问题的关心,就像不排斥作家对爱情、对死亡问题的关心。文学领域中,社会问题、政治问题、历史问题,与爱情、死亡问题一样,永远是创作的题材。但是,它们所以出现在文学作品中,是因为它们天然地存在于人们的生活中。文学作品中,这一切是在真正写活了人、人的生活的前提下,自然而然地反映的。也只有写活、写真实了人和人的生活,才能准确真实地反映可以被相信的社会、政治、历史、爱情、死亡。
    从写作的角度说,作品重要的是写得好不好,而不是写了什么。怎么叫写得好?每一件文学作品,其实说到底,都是作家有“预谋”的产物。所谓好坏,除了对作家用心的价值鉴定,更重要的,是看作家用怎样的方法手段体现自己的用心,达到了怎样的效果。常有作家说,我的作品反映了什么,但是读者没读出他说的什么。通常,有些作家会说别人看不懂、水平不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但更多的情况下,是作家在自欺欺人,是他的表达能力不够,他所愿望达到的效果、和他实际操作所制造的效果间,还存在距离。
    文学作品,首先要写活人物,写准确人物的情感、思想,如果人物都没写活,人的情感、思想都写得不准确,那么作家脑中的所有问题想得再好,也与文学无关。
    我们常常在一些作家滔滔不绝的演讲中,听到的是大量罗列的社会现象,并将反映这类情况视为己任。因为他们的爱心、因为他们的忧国忧民情怀,我很尊敬他们,但是我认为,他们更该去当的是记者。因为他们所关注、所想反映报道的,都是更该由记者去做的事。
    作家和记者是不同的,记者更多重视的是看到了什么,特别是看到了什么别人没看到的,而作家更重视的,是在大家熟视无睹的生活中,发现别人所没发现的、感到别人所没感到的。
    作家重要的,是用真实的情感、成熟的思想、敏锐的感觉、百分百的诚意、认识感受事物,在独特的事物中看到其中的惊绝之妙,在平常的事物中,发现其中独特内涵,并且艺术地再现那些打动迷醉过自己的成分,将之完整地传达给读者。
    很多中国作家,对政治社会问题的关心大于对文学问题的关心,这其中是有原因的。
    新时期文学起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那时文革刚结束,各个领域都还没开放,尤其是媒介,基本还承袭着文革时期的很多思想观念和习惯;饱受了十年凌辱、十年摧残后的社会如履薄冰,远远谈不上言论自由。这时,文学因它的暧昧性———因为它是创作性的、想象性的,不是明确地发表言论,所思所想,是靠人物事件来反映的,而对这种反映的解读,没有明确答案,也因此,大量对历史、政治、社会问题极度关注的目光,全都将投向了文学。那时中国最优秀的人才,全都走向了文学。他们出类拔萃,非常优秀。但是有一点不得不说,这是一个历史的误会,他们中的很多人,真正该走的,不是文学这条路,他们更该研究的是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那些领域中,有着他们更大的兴趣,他们的才情,也会得到更充分的发挥。
    今天或许晚了。就像一只鹅,老和一群鸭在一起,久而久之,它真的认为自己天生就是一只鸭。于文学,这样的一些作家,客观上还是制造了麻烦。因为他们的伟岸高大,太多的鸭子,都在向鹅看齐,努力想长成鹅的模样,于是鹅的标准成了鸭子的标准,鹅的形象,成了鸭子们追求的形象。全都搞错了。
    如前所说,我喜欢那位作家那本写亲情的小说,但他自己并不重视,甚至有点轻视。而在听他大谈特谈艾滋病的村庄、大跃进、总路线、人民公社的种种现象时,我感觉到,他疏忽了文学,感觉到,这样的作家,在中国其实不是一个两个,而是很多。他们确实让人尊敬,但到今天,即使文坛有能力将他们颠倒的文学观重新颠倒过来,他们也已很难成为真正的优秀作家。木已成舟,这样的作家,只能算半个作家,或者大半个作家,因为他们的身上,作为作家的因素,只有一半、或者一大半。
    我比较看好年轻些的作家。比如北京的徐则臣,广州的黄咏梅,我觉得他们和上一代的作家不同,已将文学的目光转向了人、人的生活,关心的是人的心态、思考、感觉,写作上自然准确,不刻意、不雕琢,在笔下展示的人和人的生活中,表现了个人的情感、体味,开掘了对人生、对世界的理解。还有鲁敏、朱三坡等等,都很优秀,不管是遣字造句,还是观察、表现,都更多地透出了文学味。深圳作家谢宏,虽说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但他笔下的人物和生活,也是自自然然的、不见雕琢。今天,文学更关心的是个人的思想情感。每一个人都生活在历史政治社会中,只要有能力写好人物,那么他们的身上必定能够反射出时代的面目。相反,如果为写社会、政治、历史,而去构思设计人物,那么,你笔下的人物,基本没有真正写好、写活、写准确的可能。
    文学不同于任何其它学科。我对文学的不二之法,曾经做过这样一个注释,那就是:作家用审美的、艺术的眼光对生活、人心所做的投视和探索,并且将这一投视和探索用专业的表现技巧进行展现。
    我在《中国文坛:请不要再说——》中谈了三个问题,第一,不要再说大历史,第二,不要再说理论,第三,不要再说外国人说了什么。关于“不要再说大历史”;我观点是:文学是文学,历史是历史。文学所以存在,是因自身所具有的不同历史和其它一切学科的元素。文学关注的是人、人的生活。文学的对象,是天然沾上历史粉尘的人,而不是天然沾上人的粉末的历史。大作品必须写大历史,是个文学误区,这个误区,使得太多作家,在错了方向的追求中,忽视丢失了自己真正的文学才华。关于“不要再说理论”,我的观点是:对于文学评论家来说,理论是家底、素养,基本功。理论的掌握,有个吸收、消化、再生过程。即使已被你吸纳融化的理论,也不是被用来照搬的。理有恒存,思无定契。文学评论家,重要的是将掌握的理论,化繁为简,以简制繁,举重若轻地用以分析作品。文学评论中,重要的不是“学”,而是“识”;文学评论中的“学”,是隐含在“识”之中的。这“学”还包括社会生活所学。关于“不要再说外国人说了什么”这点,我感觉,我们国人中的一些人,骨子里缺少自信,一碰到外国人,就信任崇拜过头,而转过身来,则老习惯性地拿他们吓唬人。我们从事文学事业,是因为我们自己具有从事文学的能力,而不是因为外国人具有从事文学的能力。对一个真正的文学工作者来说,不管什么人,对就是对,错就是错;就算是上帝,错了也就是错了。
    后来我发现,这个“不要”,可以写成一个系列,还有很多可写。今天,再想补充谈一个,是对作家们谈的,那就是——“不要想得太多”。
    常有一些作家痛心疾首地自问,为什么中国小说得不了重要的外国文学奖,为什么中国的小说就不能走进世界文坛。似乎作家一出名,这些问题就会自然而然地向他们奔去。
    在我看来,真正高级的文学作品中,一切迎合别人所做的投机取巧式的努力,本身就已包含的,就是必定失败的因素。
    文学是人学,人学是心学,心学是需极其认真对待的,来不得半点虚假。优秀的作品,一定是从作家的心里流出的,是作家心灵整体或局部的一种高度的充分体现。每个人的才能都有限,能将自己的才能发挥到顶点,是作家的最佳状态,再往上,那就只有自己拉着自己的头发提了。如果说,这个人的才能,根本和世界级水平不搭界,差得太远,那么老想着这个奖那个奖,就是好高骛远、不自量力,多少有点可笑。如果你确实具有世界水平,那么千万不要胡思乱想,那会大大破坏你的才能。你最该做的,就是集中心思,开掘自己的才能,面对自己的心,让自己处于一种最干净的没杂质的艺术状态,和灵魂进行深入真实的对话。任何迎合,任何投机取巧,都以违背心灵为前提的。说过了,文学是心学,优秀的作品,一定是优秀作家的心灵反映。如果一个作家连自己的心都想骗,可能写出真正的好作品?这样的作品,其中一定有着许多的不统一、不合理,一定会因不统一、不合理而不真实,因不真实而不能服人、不能打动人。因为你的努力中,出现了两个主宰,一个是他人的,一个是你自己的,这两者间,根本来说,不可能协调。
    作家写作不要想太多,唯一需要做的,就是面对自己的心,在文学的领域中,发现自己,提高自己的观察能力、感悟能力,表现能力,努力在你天分的最高点上,纯净地展示你的文学艺术才华。
    关于文学批评
    都说中国现在的文学批评没有批评,只有表扬(其实也不尽然,尽管这种现象的覆盖面比较大),都说中国现在的文学批评是和利益紧紧联系一起的。身在海外,不了解情况,没发言权,尽管我也相信,既然这么多人说,就一定不会是空穴来风。
    但是,作为一个也在从事文学批评的人,我问过自己,我该怎么做。答案很明确,我不是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我只需关心文学,在文学的领域中做自己分内该做的事,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凭一颗文学的良心,凭已有文学的素养、实事求是地写我的感受,我对自己写作评论的唯一要求,就是内行地、准确地、高明地去写。
    对一个言之有理的批评,即使它和利益有关,我们仍该在文学的领域中赞同它、尊敬它。当然,大多数的利益批评,都是违心的,经不起文学标准衡量的,是荒唐可笑令人作呕的。那么,作为一个文学中人,就有责任,不要让这样荒唐可笑成为一种定论,欺蒙大众,给广大读者造成误导,所该做的,就是发出自己的声音,向读者,向文坛,提供一份以文学标准为标准的有力的答卷。这样做,在我看来,就是对利益批评的最有力打击。在专业的领域中,让他们知道自己的拙劣,让他们觉得羞耻,以致不敢继续肆无忌惮、一无顾虑地为所欲为,乱说一通。常听一些人喋喋不休地数落谁谁谁写了怎样的利益评论,却什么都不做,这样的数落某种意义上,只是为了饭后茶余增加一个聊天内容。很多人是抱怨上瘾,惟抱怨而抱怨。如果大家都动起来,多了文学的准则,多了真正的批评,那么利益批评,自然而然也就无地自容,退出舞台。
    文学批评写给谁看,无疑,写给作家、读者看。它给作家提供的,是对其作品的一种参考意见,帮助作家认识自己,看清自己正在走的路,和可以继续走的路;而对读者,则提供批评家个人看作品的方法、角度、认识、体会,起到一种引导作用。
    但现在,我们的许多批评文章,不说读者不要看,连作家也不要看。太多很像理论的文字。说“很像”,是因它们并不真的可被称为理论,只是因为生硬,干巴,拗口,复杂,很多定语、定语从句、很多绕来绕去的思路,于是看上去似乎很深奥,很像理论。而你一旦真的花了精力搞懂它们,你会发觉它们所写的,与作品真的没有多大关系。以致常有一些被评论的作家,看完评自己作品的评论后,开始怀疑这文章评的到底是不是自己的作品?
    理论是什么?理论就是对各种事物现象的一种总结。
    作为批评家,理论的学习,便于我们快捷有效地掌握别人已经总结过的经验。但是,并非只要理论都是正确的,真正懂得学习的人,不仅要有一种辨别理论正确与否的眼光,还要有一种善于发现与吸收、能够装入自我体系的理论的能力。每个评论家都必须有自己的体系。这体系其实很简单,就在你心中,得靠你自己诚意地去体会。自己没体系,那么学得再多也没用。我们常说“拿来主义”。“拿来”,是要有本事的。任何领域中,有本事的人,往往是出色的拿来主义者。没有本事,没有自我体系,那么拿来拿去,结果就拿成了别人,像不像还难说。
    某种程度上,理论有点像数学公式,掌握这些公式,文学批评中,为的是运用,用它们去分析、解读作品。而可惜的是,我们的一些评论,似乎只是将他人的理论,从一本本书中搬出,在文章中一层层堆砌,堆很高,可就是不用它们去解题,不用它们去分析解读作品。
    这样堆满理论的批评,即使真的深奥,写不写也一样,帮不了作家,帮不了读者,对文学发展不起实际作用。更何况,这样的深奥,本身也是可疑的。将那么多他人的理论,组成一篇文理皆通的文章,绝对不是件容易的事。一位著名作家,在批评那些堆砌理论的批评家时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如果你没有能力把一件事越说越清楚,那么,至少不要把一件事越说越糊涂。”我们的很多批评文章,正如这位作家所说,没有逻辑,没有要点,没有见解,有的只是,将一件本该明白的事说得大家越发不明白。
    当然,这里说的是一些。理论来自作品,而非作品来自理论。理论是实践的总结,又恰恰,只有放回实践中运用,才有其价值。理论知识越多越好,但作为文学评论家,重要的是将已掌握的理论,化繁为简,以简制繁,举重若轻地运用以文学作品的赏析。
    中国当今,几乎已无作品论。没人再有兴趣谈谈自己是怎么读作品、感受、体会作品的,谈谈具体作品好在哪不好在哪,哪个细节起了怎样的作用,哪个形象是靠怎样的细节勾勒出的,没人再有兴趣谈谈文字技巧的魅力,怎样的文字制造了怎样的感觉、达到了怎样的效果,以及效果与作者本意间的距离……太多太多,太多作家需要、读者需要的赏析,太多能给作家、读者带来帮助的提醒,太多文学批评家责无旁贷该去做的事。
    文学评论,说到底,一如周作人先生所说:就是文学欣赏。这话既朴素、又简单、还实在,而且,很到位。
    下面再说一个小想法。大量的评论文章,似乎有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句子很长,成分很多,很像是从西方文论中翻译过来的(包括我自己的)。这和我们这代人翻译文字读得多有关,尤其是理论批评类的文字。久而久之,我们有了错觉,好像句子一长、成分一复杂,就有点像评论,就显得深奥。且不说,这样的表达是否有悖文学批评必须清楚的原则,需要想一想的是,这样的文字,是否因为疙疙瘩瘩,会成为读者没兴趣乃至读不下去的原因?
    一千五百多年前,中国就有文学理论、文学批评著作,“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言简意赅,写得非常精到。毫不谦虚地说,即使今天,较之西方理论,也绝不逊色,甚至更胜一筹。这就是南北朝的刘勰写的《文心雕龙》。看这样的书,始才发觉,批评也好、理论也好,世上所有原理,其实都是最简单、最朴素的,而且是可以用最简单的文字来表达的。当然,我们今天不可能用古人的文字来写文章,但至少,他们所用的简洁朴素清晰的思维和表达法,是我们应该努力学习的。
    几年前,一位文学界朋友与我切磋问题时提到:福楼拜曾说:“一个人对一件事感受得越少,他就越可能按这件事真正的样子去表达。”——不知福楼拜是否真的说过这句话,但根据常识,我的回答是:“如果福楼拜先生真的认为,一个作家只要看到一个人的像片就能写出这个人的真实模样,那么,我认为他说错了。”
    ——我们有什么理由,只要名家说的,就一定要认为是对的?一个真正的作家、学者,重要的是,要有自己的判断,不迷信任何人。
    今天所说的,有些可能比较偏激,希望大家理解包容。中国文学,需要矫枉过正,只有稍稍的过头,回弹时,才能回到正确位置。
    还有一点要声明,我所说的所有的话,既是针对他人的,也是针对我自己的,因为我既是作家又是评论家,我的身上,有着所有当代中国作家、评论家都可能有的共同毛病。(小标题为编者加)
    原载:《文学报》2011年04月28日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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