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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在当下文艺繁荣和发展的景象之中，新的时代环境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也使文艺面临种种矛盾和问题。日前，北京市文联主办“让文艺回归心灵：2011·北京文艺座谈会”，来自北京以及京外各艺术门类的专家近百人畅所欲言，对目前文艺界的种种“怪现状”进行了抨击，并提出了改进意见。 “怪现状”之一： 文艺被金钱裹挟，过于商业化和功利化 解放军总后电视艺术中心主任马继红指出，当下社会诱惑太多，创作者实在难以抵御。编剧一年接很多部戏，实在没有时间深入生活，大家就坐在一块儿侃，或者由知名作家把一个活儿包下来，再往下分包，最后统稿完事。重拍也是为了尽快赚钱，先拍名著，再拍红色经典，然后拍金庸戏，最后把自己拍得很不错的又拿出来拍。更浮躁的是演员，有的一夜成名之后片约满天飞，身价翻几番，往往一下子变成“空中飞人”，跨好几个剧组拍戏，根本无法进入角色。他们的经纪公司说：现在的社会各领风骚三五天，就红这一会儿，这一篇翻过去了，赚谁的钱？ 此外，被一味推崇的国产电影票房和千疮百孔的国产大片，自上世纪90年代起大众化、娱乐化喧嚣愈演愈烈的戏剧，仍然都是评论家热批的标靶。赵本山及其弟子的小品、电视剧也成为多位评论家批评的对象。去年就曾经批评过赵本山电视剧的中国传媒大学教授曾庆瑞说，赵本山的作品是“伪艺术”、“伪慈悲”，“赵本山说‘我能把全国人民整笑了，你能吗？’可是笑是需要分析的，应该是来自艺术审美的笑”，而不是“刺激你的感官获得满足、养眼不养心的笑”。文学评论家孟繁华认为，小品演员似乎成了这个时代的“文化英雄”，但是小品正沿着一条越来越庸俗化、越来越迎合低级趣味的方向发展，权威传媒应反思其对民众趣味的诱导和迎合，勿使严肃的努力湮灭于世俗的声浪中。 文艺的精神追求和市场追求真的是截然对立的吗？中国戏曲学院教授傅谨说，历史上感人至深的戏剧作品都有很好的市场；市场经济和精神领域的追求并不一定是相对立的，因此，市场经济不应该成为艺术发展的梦魇。 怪现状之二： 文艺躲避现实，也没有能力回应现实 最近电视剧《×玫瑰》热播，但在中央财经大学教授莫林虎眼里，真可用“惨不忍睹”形容，他认为这部剧的主创根本不了解民营企业是怎么经营的，股市是怎么运行的，更不了解推动我国发展的经济力量中的国有资本、外来资本和民营资本三者之间是如何相互合作又相互博弈的。他还认为，我们所处时代已经发生了剧变，但文学创作没能以它敏锐、感性的特点，对时代作出审美的判断，在某种意义上，文学已经很难跟我们的现实社会进行有效对话。其中的主要原因之一，他认为是“我们的很多作家在知识储备和理解能力上以及审美体验和判断方面，无法达到与社会变化同步的程度，还需要很多时间来适应和学习”。作家李洱对此表示，到目前为止，中国作家的经验当中同时包含了三种经验，对应计划经济、市场经济、全球经济，“这三种经验互相冲突，它寻求表达，但是这种表达对于中国作家来说困难重重”。 无独有偶，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贵胜根据自己对第11届全国美展的92幅中国画获奖作品的统计，认为当下美术界也存在回避重大深刻严峻现实的问题。其他视觉艺术如摄影等方面的专家也认为，不少作品和美术作品一样，缺乏思想深度和精神高度，形式化、矫饰化，内容空洞苍白，其中原因与文学家的不足如出一辙。 怪现状之三： 文艺作品成为政绩工程，被地方政府操控 著名导演陈国星近年来拍了多部电影，比如讲述沈浩故事的《第一书记》、讲述郭明义故事的《郭明义》等，抛开影片的重大政治意义和“不一般的英模片”的艺术水准不论，陈国星把它们叫做“属地投资的电影”，影片“以属地投资为主，政府资源比较充足，包括宣传，相对好经营”。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急于利用文艺作品和媒体来显“亲”扬名，也借此打造地方的文艺名片，文艺作品也成为“政绩工程”，如电影《唐山大地震》、《非诚勿扰》对参与投资的城市的推销便十分成功。其实，这种方式在其他文艺种类中也呈泛滥之势。小到投资几十万的一首歌、一本书，中等的如投资几百万的一台晚会、一部交响乐，大的就是数千万的一部长篇连续剧、一部电影。北京舞蹈学院教授吕艺生介绍，30年来，我国大约排了360部舞剧，平均每个月一部，可是大部分空洞、滥情。这其中不少是“属地”投资的作品。傅谨说，戏曲领域也常有奢华的舞美和场景，苍白的人物，经常也是因为剧团要生存，要按照地方政府的要求来做一部剧以取得拨款。然而由于先天的不足，这些东西往往不易打造成能够留存下来的成功的艺术作品。 针对种种远离现实和心灵的现象，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黄会林总结了文艺评论的三个关键词。首先是担当，她认为，现在文艺界真正关心社会、关心文化而且还敢于坚守立场、直言是非的学者，可以说是稀缺了。文艺评论家应该用自己的思想和见识，介入到现实中，引领大众形成有价值的审美观；其次是清理，即清理当下人文思想和学术领域的文化现象及批评中的痼疾，大众本来在这方面有很多的困惑和摇摆、犹豫，评论家必须肩负起自己的责任，现在是网络时代，发表不困难，并且进一步形成健康的批评风气；最后是标准，当下的文艺批评需要确立一种标准，否则就会对文艺现象难以控制，并且延续阿谀、炒作、吹捧、包装的时弊以及评论家的随波逐流状态。“我想最重要的方法还是四个字：实事求是，是好就说好，是坏就说坏，也许我们的看法是片面的，也许我们的批评是不够深刻的，但是我们要做。” 原载：《人民日报海外版》（2011年07月11日第07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