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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反对在文学创作过程中谈类型化的。 首先，创作的“创”字就决定了文学写作的创新性和超越性，一旦将其类型化，就是固定和僵化，由创作降格为制作了；其次，类型化也仅仅是在出版、营销和阅读、研究的时候才具有意义。也就是说，对于作家而言，它仅仅表现为一种创作现象，不论丹·布朗的《达·芬奇密码》《数字城堡》，还是J.K.罗琳的《哈利·波特》系列，也仅仅是某种创作现象，表明作家特别善于这一类题材的文学写作。柯南·道尔、阿加莎·克里斯蒂特别擅长推理及侦探题材。而之所以以类型化的形式出现，也可能是出于商业目的方面的考虑。在满足读者需要的同时，自然也使报刊及出版商有利可图。最典型的例子是科南·道尔将某主人公写死，引来读者的普遍不满和反对，只好在下一期连载中让他“起死回生”。试问，在这样的氛围和环境下，还有创作的自由可言吗？这是作家“被”类型化的例子。 而眼下，绝大多数类型化的倡导者或者说这样的声音，来自于理论界，可以理解为对于作家创作的指导和希望，让作家创作时有意识地、自觉地往某一类型靠拢、归类。这样的思维方式大概来自于规模化、专业化的生产方式，与大的经济环境有关，但这里有一个原本算不上问题的问题：这些作品和作者的成功，是什么意义上的成功？显然，是在商业意义上。但是，他们在文学上的成就如何呢？也包括许多类型化的儿童文学、校园青春文学以及各种为了满足某一特定目标群体而写作的人们，这些人也叫“作家”，但其写作过程还有多少“创作”的成分？我更愿意将其看成制作过程，而失去了创造成分的作品，与艺术品的区别显而易见，是具有一定工艺成分的商品。撇开追求金钱的动机以及快感不论，请问，写作主体在工作过程中还有愉悦可言吗？文学创作的快乐，很大程度上来自于过程中的不可预见性，所谓“灵感”、“神来之笔”等等，就是这个意思。而自觉与不自觉的“类型化”制造，还能在多大程度上保有这样的成分？我不得而知。 任何作家都受题材和认识方面的限制，这是客观的，也是无奈的。也因此，创新和超越才显得弥足珍贵，才值得我们大力倡导。而“类型化”却与之相反，是“一本万利”的运作模式。当然，倡导者可以说，即使在某一领域或者题材上，同样可以向纵深不断挖掘，以表现人性的深度。甚至会偷换概念，以福克纳毕生经营他“邮票大小”约克纳帕塔法县来壮声威。福克纳的文学成就无可置疑，他的经营“邮票大小”之地，是以有限的空间表现或者开掘人性无限的典范。问题是，与所谓的“类型化”有何关系？我们心里都清楚，“类型化”的倡导者是希望作家在题材和内容上“规范化”、“标准化”，是一种收敛、迎合的心态和姿态，与福克纳的丰富和无限正好南辕北辙。这一“收”一“放”之间，大师与工匠，高下立判。 任何社会的任何行业，都不是完美、自足的，而在这些行业里面从业、生存、挣扎的人，也是不完善的，甚至是病态的、残缺的，文学究竟是表现现状，还是面向未来？是反映残缺、黑暗的当下，还是揭示规律与前景，并激励和召唤人类为此而奋斗——于黑暗中送去光明，在寒冷里传递温暖——是文学存在的唯一理由和价值。 对于追名逐利者而言，文学是旗号、幌子，文坛是“名利场”。而对于真正的文学家、作家来说，这是一份事业，它有独特的信仰和使命，而不是利用文学这一道具谋取世俗的成功和实惠。这就是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区别，也是“工具”与“价值”的区别。 人各有志，无可厚非。有自觉“类型化”并取得商业意义上成功的写作者，不必嫉妒，也不值得欣羡。我想说的是，此种应当引起文坛警惕的现象，居然有来自理论界的吆喝声，就仿佛有人摆地摊，有人在一旁吆喝、当托儿一样，并且是作正经的理论研讨，大有已成定论推而广之的势头。这就耐人寻味了。 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旗下媒体： 文汇报 - 新民晚报 - Shanghai Daily - 东方早报 - 新民周刊 - 东方体育日报 - 文汇 原载：《文学报>2011年8月4日 (责任编辑：admin) |